南充最早的外国人落籍地——九栋碑
2022年9月9日，我去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公干，对当地公安派出所进行采访。结束时聊天，言及户籍管理工作，我突然想起那个叫“王来生”的老妇人。于是发问：知道不？你们辖区有过南充唯一的外国人落户。
警察同志们都有点懞。于是我又问：
所里离任白戈老家远不？
对方回答，就十来分钟车程。
那个地方小地名叫九栋碑嘎？那位外国人就在九栋碑，去世前住的是任白戈老家堂屋。
我马上向村干部核实下。
回答我的是金宝派出所所长张涛，质朴热情的年轻警官。简单地打了个电话之后，我传递的信息得以核实，他答应陪我走一趟。
一
接下来也就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一行人抵达了目的地——嘉陵区金宝镇九栋碑村。旧地重游。
2009年5月20日，也是正午12时许，我独自一人从南充出发，来过这里。
这里是任白戈老家。
任白戈（1906—1986），早年毕业于南充中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一直从事党的军政、文化工作，自新中国成立起，历任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西南区文联主任，四川省副省长（1955—1958），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1963），政协四川省第四届委员会主席，中共第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国防文学的几个问题》、《现阶段的文学问题》；翻译了《伊里奇的辩证法》、《机械唯物论批判》等。
当年到了那个地方，当地村民一见到我，就指着那前后漏风、房顶漏雨的破烂危房说：“这里是任白戈的老家。”
2009年5月20日，九栋碑任家院子
但到这里来，初衷却不是因为任白戈。我是到了这个地方，才知道这个在1930年代初，有数十位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南充西区，有任白戈的出生地。
我到这里来，是寻找一位“古巴妇人”。
那个时候，我正在南充晚报上班。每周都会抽那么两三天外出，为周末副刊“南充记忆”栏目撰写最重头的文章，当时叫特稿。其主要内容，偏向于文史、地理，都是些过去的事情。
此前，在报社资料室看书，发现了这样一条线索：
1985年版《南充县志》在《人口》中篇记载：有一名古巴妇女，1948年随丈夫来龙泉乡居住，加入了中国国籍。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外国人加入中国国籍1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再加之，我家小孩于2008年秋天，参加国家公派项目，去了古巴读本科。当时，我有较为浓重的古巴情结。
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我是如何找到这位“古巴妇女”的落脚点的。印象中那段时间，逢人便问古巴妇人落籍南充的事。在我打听到确有此事且此人在时嘉陵区龙泉镇九栋碑村时，第二天就骑摩托车，沿国道212线行进，后拐入乡村公路，大约40公里，在接近12点时候，到达。
采访很顺利。在那个已经破败的大院子里，来了好些人，女性居多，其中任白戈的两位侄子，讲述了“古巴妇女”的过往。
所谓古巴妇女，当地人称她为“苏联老太婆”。名叫王来生，是大院居民任培禄的老婆——在外地“捡”的。
关于本次采访，2009年5月24日南充晚报周末版刊发的《洋老太太隐居嘉陵深山26年》已作详细介绍。现简述于后：
任家院子出生的任培禄，1942年接近30岁时被国民党杨森部拉壮丁，参加抗日战争。队伍解散后在湖南衡阳粤汉码头当力伕，1949年前后遇到在码头乞食的王来生；当时该王的丈夫系国民党军官，在解放战争中死亡。二人结合，任培禄在码头当搬运工至1962年，因年老力衰返回老家，定居生活。1975年任培禄去世，1988年王来生去世。
二
九栋碑村的任家大院，原貌依旧，但房子、地坝以及树木，已经得到修整和维护，给人干净整洁的第一印象。村干部介绍，这是用国家给的危（房）改（造）资金翻修的。
仔细打量，包括任白戈老屋在内的任家院子，危险得以排除，房瓦得以翻盖，庭院得以清扫，树木得以修剪，完全达到了居住条件。
2022年9月9日，九栋碑任家院子
任生普老人和他的弟弟来了。老人家身体健硕、步态沉稳，难能可贵的是，他耳聪目明，语言交流清晰流畅，回答提问根本不会迟缓，全是脱口而出。
老爷子已经年过九旬了，他目前的状态真是令人羡慕。一见面，他没认出我，我也没认出他——虽然我当年的文稿中，多次提及他。
那年的受访者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壮年妇女，给我讲了很多王来生的故事，还陪我去了王来生的坟前。同样可惜的，我忘了她的名字。
我说，当时我去了王来生的坟，还用手中的矿泉水在坟头浇了一圈。
一位老者马上接话：对了的，是我屋头那人（老婆）陪着去的。当时太阳大得很，晒得人遭不住；坟地的茅草很深（长），那人（指我）穿的短袖，我屋头的人还给他把草扒开。
2009年5月20，杨荣芳在王来生坟头
这个场景我记得：茅草叶子上的锯齿，划伤了我的手臂；那位妇人给我带路，给我拨草开路。
现场，我没问那位女士的名字，回来翻看旧作，她叫杨荣芳。问杨荣芳在哪里呢？大家都说，她到合作社打工——摘水果去了。遗憾。
2022年9月9日，作者（右）和任生普、任锡培、任生财（从左至右）
好在经过简短的交流后，任生普老太爷回忆起了我。
我们继续摆谈王来生，随行的张涛所长问：她有没有后人呢？
大家都说没有。但在场一位村干部却说：咋没有？好多年前别个到过九栋碑，专门找人带路去她的坟上，还祭拜了的。
一旁的任生普弟弟说：不可能哦，我们咋不晓得呢？你说是找哪个带的路？
就是杨荣芳哒。
杨荣芳的丈夫看着我笑了。我也看着他问：你屋头是不是只给我带过路呢？
他点头。
于是我也笑了。再把当年采访时的相关场景复了下盘。
哦！大家认真听了我的表述，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我又笑着问那位村干部：你看我像不像外国人的后代嘛。
大家者笑了。张涛说，邓老师你这次来对了，不然那王来生后人的传说还要流传好久。
三
这些年来，我一直有个打算——把当年在一线采访时那些有意义的经历来个复盘，以重访的形式予以再现。
然后集结？然后出版？想想都头大。加之杂务繁（假）琐（忙）、生性闲（懒）适（惰），一时半会就处于“有想法没办法，有冲动没行动”的状态了。
检讨之余，我想起偶然的机会中，我也曾复盘过：重访任乃强岩居（墓）时，任家后代——也是年过八旬的老者——十多年后还记得我，包括我的名字和当时的工作单位，包括我当时摩托车的颜色。
人生在世，至多不过悠悠百年。生如浮萍，死化青烟。坟头那一陌纸灰两盏薄酒三炷香火，至多也不过在儿孙两辈可能有的四行清泪中予以献祭。
想想也够悲伤，其实这就是现实，每个人必须接受的现实。王来生之于人世，是一个不幸与有幸的综合存在。她所取下的“王来生”这个中文名字，寓意深远：今生难捱，忘掉来生？人们在憧憬未来、寄寓希望时总喜欢说“如果有来生”。然而从名字上看，这位王来生早就对未来彻底死心了！是大彻大悟还是无可奈何？不得而知。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水里；
水对鱼说：我明白你的痛苦，因为你在我心里。
依据我的猜测，这王来生应该是一位白俄女子，大概率就出生在中国。她当年回到南充时，已经中苏交恶而中古关系尚好——那个年代市场流行古巴糖应该就是一个例证。按照她在世时断断续续的讲述，她的父亲为古巴人、母亲为苏联人。因此她也就由村民口中的“苏联老太婆”演变为志书记载的“古巴妇人”——这点如果再行考证，应该是有迹可寻。毕竟当年本地的公安机关，曾两度为她拍照；人口普查当中，也对其予以登记。
之所以说王来生不幸，是如果没有我的偶然发现，她虽然作为南充七百万人口中的唯一特例，也不过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尘埃，瞬间化为乌有，得不到丝毫留存。她以风烛残年之躯游荡异乡，故国家园、亲友旧识断绝音讯，化着孤冢荒草。
但王来生又是有幸的，遭逢战乱、夫死子散，她流落街头时与任培禄码头邂逅，两个可怜人走到一起，最后也是老有所依、病有所治、死有所葬。我那篇旧稿当中有这样一段，至今读来仍令我自己动容：
任生普的儿子叫任和平，当年是王来生最喜欢的孩子，只要有了好吃的，王来生第一个要给的就是他；任和平从小就按辈份叫她“婆婆（奶奶）”。1988年王来生去世下葬时，任和平在外地没得到消息，就没能参加葬礼。不久他听说婆婆死了，马上从外地赶回来，去坟前磕头，还放了鞭炮。
在此也可以理解，我当年采访亡灵故事，表达对逝者尊重的举动，让当地不明究里的人产生误会。
还有那两名给予王来生临终关怀、熬药喂饭洗屎裤子的女子，任青蓉、任秀蓉。好人啊。
愿世间大爱永续，好人一生平安。
愿活在当下的我们，能开心过好每一天。
（另篇附上旧文，可知王来生故事）
2022年9月10日 中秋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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