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明建：替生病母亲买农药，被捕才知犯法，他抱怨：临走了还害我
“20年来都是我照顾她，她知道我最听话，可临走了还这样忍心害我。”给母亲买农药之前，邓明建是邻居和乡亲们口中的孝子，可事发之后，他背上了“杀人犯”的罪名。
半瘫18年，老母亲早已失去了求生的欲望，她多次在儿女面前抱怨，想一死了之。
看着老母亲如此，其他儿女心中虽然不忍，却没有听从母亲的吩咐。
可邓明建不一样，他是个极孝顺的儿子，出事的那一天，母亲央求他再三，请求儿子替自己买一瓶农药回来。
看着身体和情绪都到了崩溃边缘的母亲，邓明建做了一个万分后悔的决定。
事发后，邓明建被逮捕。
在看守所里，这个40岁才第一次读报纸看新闻的男人，才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
被关押一年后，邓明建搞清楚一件事，不管你是好意还是无意，不管对方是陌生人还是亲人，帮别人去死都是犯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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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明建的印象里，老母亲一直是家里的当家人，性格十分要强，甚至有些霸道，温顺老实的父亲，也极少出言反抗母亲。
那时，邓明建和妻子办婚礼，这本来是件大喜事，但就在他结婚的第二天，老母亲突发脑血栓。
这时邓母不过五十出头的年纪，身体虽然算不上硬朗，倒也健康。
因为这次的脑血栓，邓母整个人的精神都垮了下来，她的一只胳膊抬不起来，半边身子也麻木。
生活无法自理，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像邓母这样性格强势的人。
在邓明建的四川老家，大家都管邓母的病叫半身不遂，发病最严重时，邓母连话都说不出来。
那时的邓家条件并不好，邓母在时，还能帮儿子儿媳料理家务，可随着老人的发病，家里的经济也紧张起来。
虽然家里有一亩多地的粮食产出，但并不能满足全家人的口粮，为了谋生，妻子华素英撇下3岁多的儿子去了广州打工。
因为没有学历和技术，华素英去投奔了在广州打工的姐姐，还在番禺石碁镇的南浦村租了一间房子。
打工的鞋厂虽然工资不高，但华素英平时比较节省，赚来的钱倒也够过日子了。
由于邓明建是个孝子，妻子外出打工时，他并没有跟着去，而是选择留在老家照顾母亲。
其实邓家有四个孩子，邓明建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可因母亲的脾气太过倔强和强势，再加上常年卧床，性格也很暴躁。
这也导致了邓母和儿女的关系十分紧张，母女之间闹得最厉害的时候，邓家女儿甚至不愿意回娘家。
嫁出去的女儿还好，可邓家弟弟的遭遇却很让人同情。
因为邓母的强势，邓家弟弟先后结过两次婚，可都因为母亲的强势导致婚姻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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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
两段婚姻失败后，邓家弟弟明白了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了能有个幸福的小家庭，他选择倒插门，去了隔壁镇做上门女婿。
其实，邓家孩子陆续出门后，日子过得也算不错，邓家女儿和丈夫开了电器店，做上门女婿的弟弟，也在岳父的帮助下开了摩托车修理店。
但在邓建明的老家，嫁出去的女儿是不管娘家老人的，弟弟虽然是男丁，却因为是倒插门也不能回家。
这样一来，邓家就只剩了邓明建一个儿子在家照顾母亲。
因为与子女的关系紧张，除了过年过节，邓家几个孩子都不愿意回家，邓明建和兄弟姐妹们的联系也不多。
而邓明建在老家主要的事，就是尽责照顾母亲，喂饭、洗澡、洗衣服，甚至连老母亲上厕所，都得邓明建背着去。
时间一长，附近的乡亲们都称邓明建为“大孝子”。
2000年，由于妻子在外地打工只挣几百块，无法维系儿子的医药费和母亲的药费，邓明建只好拜托父亲照顾母亲。
很快，邓明建来到妻子打工的广州，每天都卖力干活，发了工资后就往家里寄500块，用作父母和儿子的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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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
如果邓家的安稳能这样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后面的悲剧或许也不会发生了，但很快，邓家的意外就来临了。
2010年，邓家父亲去世，撂下了瘫痪的妻子，家庭骤变也愁坏了邓明建。
如果他选择回家照顾母亲，那么养育儿子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的肩上，但要是他留在广州打工，老家的母亲就没人照顾。
无奈之下，邓明建只好和兄弟姐妹商议，由自己寄钱回家，算作母亲的日常开支，再让兄弟姐妹们轮流赡养母亲。
这本是个很好的提议，但很快就被邓家几个儿女拒绝，理由很简单，儿女们与母亲的关系实在是太紧张了。
在外人看来，邓家几个孩子或许不孝顺，连母亲都不肯照顾，邓明建却十分理解姐姐和弟弟。
邓明建说：“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家，这么做也是没办法。”
后来，邓明建又考虑到了镇上的养老院，可他这一念头很快就被打消了。
原来镇上的养老院的设施并不完善，而且他们只接受有行动能力的老人，像邓母这样瘫痪在床的老人，照顾起来实在是辛苦。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在农村，有儿有女的老人是不能送去养老院的，因为会受到亲朋好友的指责。
邓明建觉得，把母亲送去养老院，自己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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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素英
思来想去，邓明建决定外出打工，既然兄弟姐妹都不肯照顾母亲，那么自己就背着母亲去广州。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邓明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囊，让妻子背着行李，自己则背着母亲，两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广州出发。
搭了小巴又换大巴，整整两天后，邓明建夫妻带着瘫痪的老母亲到达广州，那时，邓明建新买的皮鞋已经磨掉了底。
一路上，他走得漫长又艰辛，为了不让母亲从背上掉下来，邓明建用绳子将自己和母亲捆住，才勉强走到了广州的出租屋。
在广州南浦村，邓明建花200块租了两个小房间，房子虽然不大，但好在干净明亮。
身边有了母亲后，邓明建夫妻的日子也忙碌起来。
由于华素英上班的厂太远，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十点钟，骑自行车回家还要花40分钟。
因此，照顾婆婆的事，就全落在了丈夫邓明建的身上。
每天一早，邓明建先起床给母亲煮稀饭，亲手喂给母亲吃完后，他再和妻子去厂里吃早饭。
在厂里忙碌一个上午后，邓明建抓紧时间回家，利用中午一个多小时的空闲，给母亲做饭喂饭，自己再急匆匆回到厂里吃午饭。
那段时间，邓明建每天都在和时间赛跑，照顾母亲和在厂里打工，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事。
在附近租客的眼里，邓明建是个孝顺又勤快的好男人，大家总是见他忙上忙下，也很少发脾气，从不和妻子吵架。
再说邓母，初到广州时，她并不习惯当地的气候和环境，除了要忍受身体上的病痛外，邓母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苦闷。
由于行动不便，又听不懂当地人说话，邓母很长一段时间都待在出租屋里。
慢慢地，在儿子的照料下，邓母的身体也有所好转，见儿子和儿媳的工作十分辛苦，她便拄着拐杖去捡饮料瓶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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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
母亲能够走几步，也让邓明建的心里宽慰不少，那段时间，邓家也迎来了难得的欢乐。
很快，邓母73岁的生日到了，为了庆祝母亲身体逐渐康复，邓明建还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菜，将在广州的亲友请到出租屋里吃饭。
只是，邓家的欢乐气氛，只持续到了2010年的5月初。
因为两次意外摔跤，邓母逐渐康复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与此同时，老人还有高血压、中风等关节炎一系列的毛病。
与此同时，邓母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毛病。
那时，邓母脚底的鸡眼一直没好，两条腿经常半夜抽筋，每每这个时候，都得靠儿子邓明建帮忙按摩。
从半身不遂到邓母喝农药之前，她身上的病痛一直持续了18年之久，而老人的精神也在一天天的苦痛中逐渐崩溃。
在这种遭受精神和身体的双重痛苦之下，也为了不拖累儿子，邓母想到了自杀。
可行动不便的她，没法走出去买农药。
于是，邓母想到了儿子邓明建，并希望他帮助自己自杀。
5月16日早上，邓明建早起后给母亲煮了稀饭，并喂老人吃完，就在他准备上班时，邓母的情绪突然崩溃。
看着难受的母亲，邓明建答应留在家中照顾她，为了不被厂里记做旷工处理，邓明建匆匆地返回厂里请假。
回家后，邓母突然哀求儿子帮忙买瓶农药。
要知道在这之前，她已经多次向儿子提出这个请求了。
之前的几次，家里人没有理会邓母要自杀的请求，为了保证老人的安全，邓家人还把家里的农药藏了起来。
后来，邓家人和附近的商店一一打招呼，嘱咐他们不要把农药卖给母亲。
可这一次，看着虚弱的老母亲，邓明建心中有了决断，只犹豫了一会，他就出门打了摩托车去了一家农药专卖店。
那天，邓明建问售货员：“什么农药杀虫最厉害？”
买农药的售货员也没想那么多，直接给邓明建推荐了两种最厉害的农药，并告诉他勾兑起来用，效果是最好的。
最终，邓明建花29块钱买了两瓶农药。
回家后，邓母请求儿子帮自己把农药混合，之后又分成几口将农药喝下。
见母亲喝药后不省人事，邓明建将农药瓶子丢进门口的垃圾桶，就开始张罗起母亲的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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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
因为不在老家，最初的邓明建并不知道怎么处理母亲的尸体，他先给妻子打去电话，通知母亲离世的消息。
过一会后，正在厂里上班的妻子请假回家，夫妻俩骑着自行车去买了纸钱和贡品，回到出租屋后，两人又给邓母穿好寿衣。
接下来，邓明建一脸茫然，要是在老家，有了亲戚朋友帮忙，很快就能把丧事办起来，可这是大城市，丧事去哪办呢？
无奈之下，邓明建找到了一个老乡的丈夫，也就是厂长刘建明，对于这突发事件，厂长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于是，厂长便建议邓明建给殡仪馆打电话。
可邓明建找到殡仪馆时，工作人员却说：“先报警，有死亡证明才能火化。”
此时的邓明建还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为了拿到母亲的死亡证明，他给派出所打去了电话。
中午时分，派出所的民警赶到出租屋，但一进屋子，民警就发现屋内有一股极重的农药味，且床上躺着的老人已经死去多时。
向邓明建简单问话后，民警把他带回了派出所，但邓明建这一走，就长达一年之久。
因为不知道自己做了犯法的事，面对警方询问的邓明建，老老实实交代了替母亲买农药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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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位于四川阆中金子乡二组的家，图中是邓明建的姑父(右)和姑姑
邓明建甚至还奇怪，自己犯错了吗？听妈妈的话有错吗？
当得知自己犯了法，邓明建突然懊悔起了，心里对母亲也有些怨言。
邓明建说：“20年来都是我照顾她，她知道我最听话，可临走了还这样忍心害我。”
说完这话之后，邓明建忽然有些难受，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也不怪她，我都不知道是犯罪，她就更不知道了。”
另一边，见丈夫被抓走，妻子华素英除了震惊之外，更多的是悲伤，可眼下她也只能先料理婆婆的丧事。
除了一些零零散散的费用外，华素英给婆婆办丧事，一共花了8000左右。
就连来广州奔丧的邓家其他几个儿女，路上往返的车费，也都由华素英承担了一半。
对于邓明建夫妻花的这些费用，外人十分不理解，毕竟邓家其他姐弟也有份孝顺母亲。
可邓明建却看得很开，他说：“这是老家的规矩，嫁出去的人就不应该管了。”
就在邓母喝农药的当天，邓明建被羁押，次日被刑事拘留。
31日，邓明建被逮捕，案件经过两次公开开庭审理后，司法机关还特地去了邓建明的老家调查。
几乎无一例外地，邓明建老家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证明了他是一个孝子。
乡亲们的证言被写成了书面材料，并在开庭审理时作为证明邓明建犯罪动机并无恶意的证据。
甚至，邓明建老家的村子里还以村委会的名义开了证明，列举了邓明建一系列的孝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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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
检查机关在审查后认为，被告人邓明建在知道母亲希望服毒死亡的情况下，还积极购买农药并进行勾兑增加毒性后提供给母亲服食，证明他对母亲服下农药后死亡的危害结果是明知的。
邓明建实施了买药、勾兑、拧盖和递药的个一系列行为，与邓母死亡后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因此，邓明建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
但又因为邓明建坚持数十年照顾病重的母亲，帮助母亲自杀，是因长期受病痛母亲的请求。
再加上他作案动机而言主观恶性较小，又是初犯，认罪态度好，且家属和乡亲都向司法机关求情。
因此，检查机关认定该案不同于一般恶性故意杀人案，建议法院对邓明建酌情从轻处罚。
最终，法院宣判判处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该案经过一年审判后，也划上了句号。
而这期间，邓明建一直待在看守所，等待案件宣判，为期大概是一年零半个月左右。
宣判结果出来之前，在看守所的邓明建第一次读报纸，也是第一次看新闻。
最初他始终不能理解，自己辛苦照顾母亲多年，怎么会成为了杀人犯？
日子难捱时，邓明建就在看守所里给妻子写信，一是提醒妻子要注意身体，二是向妻子道歉。
邓明建觉得，自己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跟随他多年的妻子华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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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的亲友出具的补充证据
清明节的时候，邓明建听着看守所外传来鞭炮声，他知道那是人们在祭奠亲人，他也想祭拜母亲。
可看守所就那么大，他想朝着远方给母亲磕个头，都不知道朝哪个方向。
2012年5月30日，邓明建从看守所出来后，记者曾去采访过他，并询问他以后要如何生活。
邓明建说：“法院告诉我，判缓刑这4年，我每个月都要去司法局报道，随叫随到，如果这4年内又犯了罪，就还要坐牢，我再也不想犯罪了。”
记者又问：“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你还会递农药给母亲吗？”
邓明建摇头：“不会，我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做犯罪的事了。”
邓明建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妻子华素英便回到了厂里上班，而他在获得自由的同时，也迎来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面对总是上门的媒体，邓明建总是很紧张，他不想活在关注下，也不觉得自己是孝子。
可即便不喜欢媒体采访，但每次家里来人，邓明建和妻子都会招呼对方坐下，还会拿出饮料招待客人，到了饭点也会做上一大桌菜。
由于邓明建的事件比较特殊，他之前工作的厂子并不介意他犯过案子，而是让他继续回去上班。
可邓明建却不愿意回去了，他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也怕别人同情他。
农历十四的那一天，妻子华素英突然想起婆婆的忌日到了。
她告诉丈夫：“母亲去年就是农历四月十四去世的，刚好一年了。”
晚饭后，邓明建拿着一叠纸钱一张张码好，按照老家的习俗，他在纸钱上哈了一口气，又一张张写好了母亲的名字。
忙完一切后，邓明建与妻子下楼，在一个十字路口边，蹲下来烧纸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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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明建夫妻
邓明建喃喃地说：“母亲是我不好，现在才能给你来烧纸钱，过几天我回老家给你坟上烧，还放鞭炮。”
后来，也就是6月6日，邓明建去了一家机械厂做螺丝，每天早上8点钟上班，晚上8点下班。
一盒螺丝80个，总共8毛钱的加工费，他一天能做70多盒，共计50多块钱，按照这个速度，一个月也不过挣1500百块。
其实邓明建本人也没人什么心愿，从看守所出来的他只想好好过日子，然后和妻子攒钱给儿子买套房。
邓明建说：“没有房子就没有媳妇，这是我们最大的任务。”
虽然邓建明的事情就此结束，但此案却又引发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
其实除了中国，国外也有不少这样类似的例子。
英国一位希尔夫人，对31岁智障儿子的未来担忧不已，最终，她用煤气将儿子毒杀。
案发后，希尔夫人一审被判死刑，二审改为缓刑，最后被赦免。
美国一个年轻姑娘，因为服用毒品过量陷入昏迷，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父母不忍心女儿受苦，便向医院提出停用呼吸机，让女儿安详离世。
谁知，医院不仅拒绝了父母这一提议，还将这对父母告上法院，最终，法院驳回了父母的请求。
有人认为安乐死有好处，可以结束那些承受病痛折磨的人，也有人认为安乐死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那么，你们是怎么认为的呢？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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