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谢天开：《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承继启新的跨界研究
http://i1.go2yd.com/image.php?url=YD_cnt_2_017PBLAZ2RLi文/谢天开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是彭华教授的蜀学研究新著，主要特色为承接蜀学成果，跨界研究蜀学，梳理“民国”蜀学，多有蜀学新论。
蜀学素来以文史见长，其在哲学上是既有“深玄之风”，又为“玄而不虚”；其在史学上既有“文献之传”，又是“通观明变”；其在文学上既有“表仪一时”，又为“领引风气”。
彭华教授认为，蜀学应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进行考查。因此在新著中，将“巴蜀学术”的要义界定为三：一是“巴蜀之人“的学术；二是“巴蜀之地”的学术；三是与“巴蜀之学”的相关学术，既以“巴蜀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在方法是述与论结合，并且述多与论。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特色之一是承继启新，所考察的中心时段为1912年-1949年，然而“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在新著中又出于考察的必要与写作的需要，又“有时上溯至晚清时，有时下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因此，从时段的设置，可以窥探出著者承继启新的学术态度，既有恪守，亦有逾越。
新著的承继启新，主要表现在著者对于蜀学研究多年以来深植深耕，兴趣盎然。如曾有对蜀学综合梳理的专论《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又有对“民国”蜀学领军人物的《一代名流谢无量——生平志业、学术成就与蜀学因缘》《贺麟与蜀学——关于现代蜀学的梳理与思考》等专论；还有“民国”学术大家对蜀学影响的考察，如《章太炎与巴蜀学人的交往及其影响》《王国维与巴蜀学人》的研究。《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正是著者在自己的扎实学术研究基础之上，而系统地探究“民国”时期蜀学存在状况与特征。另外，著者亦精当地借鉴了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如刘复生等合著的《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党跃武编纂的四川大学校史文化系列、岱峻的《发现李庄》等等。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承继启新，还有表现在著者对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上，既推陈传统领域，又着重出新了“民国”中西文化相互激荡的学术时风。在“第一章旧学与新知：由近代转型到走向繁荣”，在呈现“学科与成果”时，如在语言文字学方面，有近代四川研究小学的学人，“大致有三个群体：一是受张之洞影响的尊经书院学子群体，如宋育仁、廖平、吴之英、张森楷、刘光谟等；二是受章黄学派影响的学人群体，如赵少咸、李植、殷孟伦等；三是本土自产的学人群体，如向楚等。”
又如在古文字学研究方面，著者主要梳理出郭沫若的甲骨文与青铜器铭文研究，并评论道：“郭沫若虽然因治学善变而不免为人所诟。但他关于卜辞、铭文的考释，却‘为有关专家所推许’。”这样的评价可谓是中允的。
在文字改革方面，有从1933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玉章始终把提倡汉字改革与普及大众文化和扫盲教育结合在一起，致力于提高文字在劳动群众中的交际和表达作用。以此可以见出蜀中学人对于汉字改革的全国性的贡献与影响。
在四川方言研究方面，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张慎仪的《蜀方言》，至1930年唐枢的《蜀籁》，再到1947徐德庵的《蜀语札记》，最后是杨时逢1949年后的《成都音系略记》《四川李庄方言略记》《四川方言声调分布》《四川方言中的几个常用的语汇》《四川方言调查报告》等专著专论，此外还有唐幼峰的《重庆方言》、赵熙总纂的《荣县志》与向楚总纂的《巴县志》里关于四川方言的考察与论述。如此梳理出“民国”时期巴蜀学术对于四川方言研究的清晰脉络。
在少数民族语文研究方面，四川蓬安人藏学家张怡荪从1928年“萌发编纂藏汉大辞典的念头”，于1985年《藏汉大辞典》终于出版，被吴玉章奖金评委会评论为“在各方面都超过一直被国际上奉为权威辞书的达斯《藏英辞典》”。
在历史学与考古学方面，著者提纲挈领地指出：“‘民国’时期的巴蜀史学，大致可以一分三：一是固守传派的旧派，注重史料的收集，史志的编纂、史书的校勘、方志的修纂等 ，以宋育仁、张森楷、向楚等人为代表；二是吸纳西学（新学）的新派，以新的理论与观点审视中国历史，以新的方法与手段研究历史文化，以郭沫若为典型代表；三是熔铸新旧、会通中西的融会派，以蒙文通为典型代表。”并以四个人为例，做了论述。如此可以看到著者是将“民国”时期的巴蜀学术的史学研究的考查，置于“民国”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语境进行分析研究的。
最后在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方面，从由经学而哲学的廖平与吴虞，到中国哲学研究的谢无量与郭沫若，再至现代儒学新家贺麟与唐君毅；对“民国”时期四川学界对西方哲学研究是从1930年前后开始的，代表人物是四川叙永人、中国现代专门研究黑格尔的先驱张颐，接着是四川金堂人贺麟，还有就是四川潼南人杨一之，他们三位川籍学人都为中国的西方哲学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者对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成果的梳理后，所得出的结论为：“回顾历史，巴蜀文化，巴蜀学术曾经出现过三次高峰：第一次是汉魏时期，第二次是两宋时期，第三次是晚清‘民国’时期。其中，第三次高峰离我们最近，更具有现代性，也值得继承与弘扬。”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跨界研究，主要是以史学为根柢的学科跨界研究。著者在引言部分就开宗明义道：“总体看来，影响‘民国’巴蜀学术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自晚清以来的‘新学’与‘西学’，由此刺激了‘旧学’，也启发了‘国学’；二是‘民国’建立以来的政治格局，尤其是四川地方政局的变动对巴蜀学术有着直接的影响；三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的战争因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内迁尤其是高等院校与文化机构的内迁，直接助力于四川的文化与教育。”
“民国”短祚，然而文化纷繁。国家文化处于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巴蜀学术异常创发。如同学者李学勤所言：“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有所转移，当时迁移的重心，我认为，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湘学’与‘蜀学’是在那时新形势下形成的人文学术的两个中心。”
面对如此纷繁的“民国”时期巴蜀学术的文化现象，著者在梳理时学科跨界，“就学科而言，本书所涉及学科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马克思主义、文学、哲学、宗教学、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少量的文字旁及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理、工、农、医等 )。”
最为明显的是《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体例，也是一种跨界的表现，采纳的是目前学界广泛流行的“新章节体”，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经传体”“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与“学案体”，可谓博采众长，要言不繁。为了正文的流畅，同时为了减少枝蔓，著者还借鉴了《史记》的“互见法”。
为让时间上的眉目清晰，著者还借鉴《左传》《资治通鉴》等编年体的长处，特意制作了一份历史事件与学术现象互呈的“民国巴蜀学术编年”附后，不仅梳理了国家历史下的“民国”巴蜀学术的脉络线索，亦为后来的学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民国巴蜀学术研究》的跨界研究始终以文史哲为中心，最后在结语部分概括了近代巴蜀学术的三大特色：经史为基，国学为本；熔铸古今，会通中西；但开风气，经世致用。有趣的是举例“民国”时期的巴蜀文学之“但开风气”，是以郭沫若与李劼人为例。作为诗人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地位，前述甚多。但为作为小说家的李劼人，其在现代文学史的位置是有待新评的，但他的“大河小说三部曲”应是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开风气之先。
承继启新而跨界研究，可谓后先相踵。从当代蜀学研究的脉络来看，继《近代蜀学的兴起与演变》之后，《民国巴蜀学术研究》为当代蜀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作者简介】
谢天开，知名书评者，成都锦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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