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欠发达省份 实施强省会战略是必然选择
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如果按照城市发展状况，大致可以将中国的省份分为三种情况，姑且称为发达、比较发达和欠发达。发达省份一般都有两个及以上的强城市，如江苏、广东、浙江、山东、福建等；比较发达省份一般有1个强城市，通常是其省会，如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欠发达省份则基本没有较强的城市，甚至连省会都不那么强，如江西、山西、云南、贵州、广西等。
“省会不强，何以强省”的另一个说法是，城市不强，何以强省。一个省份没有强城市，这个省份怎么会强？这个道理极其直白。根据中国的国情，一个省份如果已经有两个及以上比较强的城市，那么，里面必定有省会城市；如果还没有比较强的城市，那么，首先要强省会。故此，相关省份都提出了强省会战略，但付诸行动的力度存在差异。
何谓强城市（省会）？笔者以为，主要有三个基本条件。其一，要有较大的经济规模。按照目前的发展水平，较大的经济规模是指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或接近达到1万亿元。上述第二种情况的省份——四川、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它们的省会成都、长沙、武汉、合肥、郑州，GDP都超过了1万亿元。
其二，要有好产业。也就是说，这些城市都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有占比份额较高的主导产业。发达省份的省会有好产业自不待言。这里，再以第二种情况的五个省会城市为例，它们也有好产业。如成都的电子信息、文化创意、汽车制造、装备制造和生物医药等产业；长沙的高端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产业；武汉的集成电路、光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和生物医药等产业；合肥的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业、家用电器、平板显示及电子信息、光伏及新能源等产业；郑州的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及医药、铝及铝精深加工等产业。
其三，要有好大学。好大学的客观标准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可以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发达和比较发达省份的省会，基本都有至少1所好大学，而欠发达省份的省会，几乎都没有好大学。在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背景下，中部的武汉、长沙、合肥，西部的成都，之所以异军突起，取得较好较快的发展，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有好大学。创新驱动说到底还是人才驱动。好大学吸引人才，当地的好产业又留住人才，进而城市得到良性发展。数据显示，四川大学的毕业生，50%左右留在成都工作，电子科技大学的留蓉比例则更高。这为成都在创新驱动阶段取得骄人发展成绩提供了一个强力保证。
强省会战略也受到了质疑。一个主要的看法是，在欠发达省份，强省会就是对其他城市“吸血”，它的发展是以其他城市发展滞后为代价的。在城市发展生态的相关主体中，人力资本（人才）是最重要、最具能动性的主体。所谓的“吸血”，主要是指对人才的吸引和使用。仍以成都为例，说明这个看法基本是不成立的。过去10年，成都持续保持了人口净流入，常住人口增加近600万人；人力资本水平不断提高，人才结构持续优化。常住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比较“六普”提高了10个百分点，知识型、技能型移民占有较高的比重；人口老龄化较“十二五”末下降3个百分点。试问：这些知识型、技能型“移民”主要来自四川省内，还是省外，甚至国外？答案当然是后者。相关调查表明，成都现在已经是年轻人工作和生活最为向往的城市之一。总体来看，成都的人口和人才政策是积极有效的。预计“十四五”时期，成都仍将保持较高水平的人口净流入。其中，人才比重将有更大幅度的提高。成都的发展，带动了成德眉资都市圈、四川省和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
一般认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如果没有一个强省会，难以避免资源要素尤其是人才向省外流出；同时，省会在一省范围内集聚和配置资源的能力不够，省内各市势必缺乏向心力，进而导致所在省份难以与其他省份竞争与合作。这些情形已经在现实中充分暴露出来。再从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的角度看。以省会为代表的大城市，在发展的起步阶段，要素、产业以集聚、吸纳和转移为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则以辐射、溢出和分工为主。没有前期的集聚、吸纳和转移，就没有后期的辐射、溢出和分工。就像上海和苏州，深圳和东莞，广州和佛山，要素流动和产业发展都经历了这样两个时期。也就是说，没有中心城市先行的强势发展，就很难有周边城市，乃至更大区域范围的较快发展。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规律。对于欠发达省份来说，实施强省会战略是必须的、必然的。
如何实施强省会战略？各地有因地制宜的思路和做法。从以上强省会的三个基本条件看，笔者认为，可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或编制都市圈发展规划，适度扩大省会的空间范围，优化空间结构；第二，通过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和利用科技创新成果发展新兴产业，全面提升产业能级，形成现代产业体系；第三，通过增加教育资源投入和优化人才政策，提高普通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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