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发掘除了财宝价值外还回答了多少历史疑问
2017年，四川岷江江口沉银的考古发掘，曾吸引了无数人目光，被列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16年12月26日，“江口沉银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十天后的2017年1月5日，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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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12日，考古工作告一段落。发掘面积达2万多平方米，出水文物3万多件，其中“西王赏功币”数以百计，金器数以千计，银器数以万计。初步发现直接与张献忠大西国相关的文物上千件。正式证明了张献忠“江口沉银”传说的真实存在。
2017年10到11月，新一轮发掘展开，至2018年4月，考古发掘再次出水各类文物1万2千余件。
2018年6月26日，江口沉银——四川省眉山市彭山江口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手掌般大的元宝型银锭，保存完好的大顺通宝铜币，以及刻有“大顺”铭文的古老城砖等物品，足以让人在脑海中浮现出明末烽烟四起的历史画面，窥见大西王张献忠曾经不可一世的短暂政权、以及他被清兵围剿的亡命旅途。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崇祯三年（1630年）在米脂接竿起义，号称八大王，是与李自成齐名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头领。
李自成称霸北方，张献忠则率部攻破成都，建立大西国政权，以成都为西京，称帝建宫。一年后的1645年，张献忠政权被入关的大清八旗军兵定为剿灭对象。
清朝廷原本打算诱降张献忠，让他归顺，但张献忠并不理会，坚决抗清。于是，四川境内战火燃起。
清朝摄政王多尔衮铁了心要清剿张献忠，派出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统率大军进剿。张献忠抵挡不住，败退成都，最后连成都也无法保住，只好弃城出逃。
1646年，张献忠沿岷江乘船南下。他将掠夺的“大西国”的金银财宝全都随军转移。根据当地的传说，张献忠有一千船的金银财宝，但遭到了明将杨展的伏击，战败船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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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所留的史料中，都有关于张献忠千船沉银的记载。
但对于张献忠沉银经过和沉银地点，各类记载和民间传闻众说纷纭。
《客滇述》里说，张献忠派人把他的财宝运到彭山，丢到江里；《蜀难叙略》中记载，张献忠的军兵拦断锦江某处，将亿万财富埋入后，放水淹埋；《明史》也坚持张献忠藏宝锦江的说法。
但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对锦江的一次挖掘行动持续数月，最终只挖到三篓铜钱。专家分析，歌谣很可能是张献忠使的“障眼法”，想用锦江藏宝的传说迷惑敌人。
四川岷江一直有“江口沉银”的传说：称帝后的张献忠，遭到满清和南明军队南北夹攻，在乘船撤离成都、携财宝沿岷江南下时遭遇伏击，宝物随之沉入江中。
记载中有说1千艘船的，也有说1百艘船的，总之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沉于江底。当地更有“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尽成都府”的歌谣。
在本次考古实施前的调查中，专家们收集了二十余种文献资料，最后认为清人彭遵泗的著作《蜀碧》记载较为可靠。
其中有：“献（忠）闻展（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数十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且欲乘势走楚，变姓名作巨商也。展闻，逆于彭山之江口，纵火大战，烧沉其舟。贼奔北，士卒辎重，丧亡几尽；复走还成都。”
《蜀难纪实》中，对沉银有更多细节的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后来遭到阻击，江船阻塞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彭山江口镇境内水域到底有多少张献忠的沉银，《蜀难纪实》记载说：“累亿万，载盈百艘”。
几百年来，一直都有人在寻找这批下沉的金银财宝。
早在清朝时期就有人开始打捞沉银。根据史料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玉器等物。”其他多次的打捞都因为江水湍急而无功而返。
抗战时期，有个叫幸蜀峰的川军将领，为了打捞挖掘张献忠的宝藏，专门成立了一家锦江淘宝公司，他选择的挖掘地点在今天成都的九眼桥附近，但最后除了挖到一些大顺通宝铜钱，其它一无所获。
2005年，彭山江口进行修建工程，于河道中挖出7枚银锭，经过鉴定，是明代的银子，而且还是崇祯时期征收的税银。于是，此地被专家确认为张献忠沉银的地点，2010年，被正式确认定为“江口沉银遗址”。
四川岷江的彭山江口水道长度约2公里，宽度500米。传说张献忠把搜刮所得金银沉入江底后，为了方便日后寻找，在江两岸的山上一边放一个石龙，对岸放了尊石虎，沉宝之处就在石龙石虎和岷江的交汇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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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才有了“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歌谣。
岷江的枯水期是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水深约2--3米。汛期是每年5月到10月，水深约在5到6米。考古挖掘，必须在枯水期展开，赶在下一年的汛期来之前结束。
2012至2014年，不法分子疯狂盗挖江口古战场遗址区范围内的各类文物。2015 年 4 月，警方采取行动，抓获 6六个盗掘团伙，收缴大批珍贵文物；
2017年2月5日，经科学发掘，出水了第一枚 50 两银锭。锭面上镌刻着：“银五十两，匠张道”七个字。挖出来的文物里，多枚西王赏功币上，都铸有“西王”二字，这正是张献忠对自己的封号，而这个银锭上面刻的“大顺”二年，则是他在成都建立大西国后所用的年号。
当年穷涂末路的张献忠，最终在今天四川南充的凤凰山与清兵遭遇，被射杀身亡，时年40岁。
江口遗址挖掘找到的银锭、金册上刻印“大西”、“大顺”、“西王”这些字样，遗址出水大量的耳环、发簪、戒指及碎银等文物，都与史料中张献忠在其征战途中以及在成都搜缴金银的记载相契合。充分证实，这里就是1646年发生江口之战的古战场。
进而挖掘出水的大批兵器，不但有铁刀、铁枪、铁剑、箭镞等冷兵器，还有一件三眼火铳，这些兵器更是确认遗址战场性质的有力证据。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了用以藏银的木鞘，证实了张献忠“木鞘藏银”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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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口考古，不仅是获得了4万2千余件珍贵文物，最重要的是，确切验证了历史记载和传说中“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真实存在。
考古专家尝试用文物去解释张献忠的经历和大西政权的更多细节，诸如他的后宫制度，他的税收政策还有他的行军路线等。
四川大学教授、四川民俗学会会长江玉祥，2015年底在彭山实地查看时表示：相比于文物价值，彭山江口抢救性发掘，对于四川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同样不言而喻。
还有专家认为，发现“沉银”远不止财富意义。从现有出水的实物来看，涉及了明末清初广阔的社会历史。
被切割过的蜀王金宝，是二期挖掘最重要的发现之一。金宝与金册不同，金册是明王朝册封子孙所用，每代藩王均有一册，等级不同，材质有别，藩王用金册，郡王用银册。
金宝则是世代相传，仅此一枚。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张献忠嘉奖有功将士的钱币，皆非流通使用。史料对此虽有记载，但从未有考古发现。收藏领域内虽有出现，但鉴定专家和博物馆研究者，怀疑其多为根据文献伪造。此次出土的实物，为专家研究其制造工艺、铸造时间等提供了凭据。
张献忠称帝后，史料中记载他封了很多嫔妃，但对这些女人的名字和职位均无体现。从这次挖掘出水的金册中，则可看到册封的信息，这对研究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册封制度很有价值。
虎钮永昌大元帅金印，被认定是国家一级文物，是张献忠沉银遗址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件文物曾被盗宝者以八百万元的价格出卖，据说金印在被发现的时候，已经分成了两半，上部分为虎钮，下部分为印章，刻着“永昌大元帅印”，
有专家说，“永昌大元帅”金印，是江口古战场遗址发现的核心文物，对考证遗址年代和性质极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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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罕见的金印，给研究人员出了一道难题：铸造于1643年的它，到底属于李自成还是张献忠？ 1644年，李自成建国大顺，年号永昌。张献忠1643年起便自称西王，1644年称帝后，年号为大顺。现身江口的“永昌大元帅”到底指谁？此印又有何来历？是不是张献忠自封为“永昌大元帅”时所铸造？引得学术界争论不休。
“永昌大元帅”令人困惑，长沙府“岁贡王府”五十两金锭也是焦点。
拳头一般大小、分量十足的金锭上，有錾刻铭文“长沙府天启元年分岁供王府足金伍十两正吏杨旭匠赵”。由此可知，此金锭原为长沙府上供藩王府的岁供黄金。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占领长沙，至同年冬天，几乎占领湖南全境。此金锭应是占领长沙时所获。
明末农民起义多因明王朝横征暴敛而揭竿而起。明朝末年，贫者无立锥之地，连不少官军都一贫如洗，而各地藩王府库之中却普遍积金银百万。有人认为，这枚金锭即是已知明代金锭中的最大锭型，存世稀少。
而这样的宝物只是当初张献忠沉银中的沧海一粟，上千吨的官银可以折合成数十亿人民币，放在哪个时代，这都是一批令人瞠目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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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元年崇州五十两银锭，应是张献忠在四川铸造的。过去钱币界普遍认为，张献忠使用的银锭都是掳掠所得的，而它的出水则成为张献忠自铸银锭的例证。
还有，大顺元年眉州大粮银五十两银锭，也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自铸银锭，该枚银锭政权名称、年号、地点、税种、重量、银匠等信息俱全。
此次挖掘出的遗物中，近150枚银锭都是明代税银，“粮银”“饷银”“禄银”“行税银”，税银地域涉及河南、湖广、四川、江西、两广等广大地域，成为张献忠行军路线的佐证和在四川活动范围的证据。
江口古战场遗址出水了大批反映明代封藩制度和社会生活的文物，对研究明代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例如，大量银锭正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反映，对于了解明代财政史及明代中后期的财政制度变革极为重要。有的银锭上记载了大西国第一年征粮的实情；有的银锭还记录了一枚未见诸历史文献的县令名字；有的银锭粗糙，外壁有气泡，这些细节都是研究者解读张献忠的重要线索。
专家指出，银锭外面的气泡通常会在使用中磨掉，有气泡存在，可能表明这些银锭还都没有来得及进入流通使用。
明朝早期的法定货币是宝钞和铜钱，朱元璋甚至一度下令禁止金银流通。但是宝钞贬值很快，商人和百姓不敢再使用。民间私下交易中再次开始使用银子，甚至出现了用缎匹、米谷以物易物的情况。明朝早期为何如此排斥银子？因为当时的中国白银产量实在稀少。
西班牙开启了大航海贸易以及殖民时代以后，赚了大量的白银，整个国家的银子储备大大超量。
西班牙人得知银子在明王朝的价值后，从上到下用尽手段说服国王，把银子搞到中国去。那时候的朱家皇帝也很高兴，毕竟来了这么多银子，洋人的疯狂采购也带动了明朝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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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算，整个明朝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有3亿两。但是时间一长，明朝皇家发现问题了，银子大量涌入，但全国的生产力没有提高，产量没有增长。东西都被外国买走了，相当于把国家给掏空了。于是白银开始贬值，购买力迅速下降。
在中外变革的历史大背景下，明代国家白银货币成为一把双刃剑，无疑加速了明朝政治腐败，使土地集中和赋税加派愈演愈烈，更激化了社会矛盾冲突升级。
白银货币成为社会财富的集中代表，无形中使贪污更为便利，
明朝皇帝下令封关、禁海，洋人的银子进不来了。但已经涌进来的白银基本都流进了皇族、官宦和大商人的口袋。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因此提高，甚至在后期演变成国库几乎无银的囧局。
明朝中后期朝野的巨贪官吏，几乎都囤积大量白银。宦官王振死后被抄家，搜出“金银六十余库”；大太监刘瑾，仅是白银就抄出“五千万余两”；严嵩被抄家时，官府调派了十艘大船来运他囤积的白银，结果“载以十巨艘，犹弗胜”。
李自成攻进北京后，大顺军从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高达七千万两。整个明朝，从海外流入白银3亿两，被贪官和土豪屯藏起来的白银却有2亿两之多。
而张献忠的宝藏只见白银不见宝钞铜钱，折射的又恰恰是明朝后期民间只认银子的货币观。
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率兵马攻下襄阳，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朱家襄王的王府所在地，军需饷银，都聚集在城内。张献忠处死了襄王朱翊铭和贵阳王朱常法，下令没收襄王宫中的全部财产，并“发银五十万以赈饥民”。
崇祯十六年五月，张献忠攻下武昌。武昌是朱家楚王朱华奎的王府所在地，楚王在武昌累世搜刮，聚集了大量财富，每年庄田租银就多达2万1千3百两。
大西军到来之前，省城的文武百官曾齐集楚王府，向他借银作为军饷来守城。楚王却只是令人搬出一把洪武年间分封诸王时的裹金交椅，宣称：“此可佐军，他无有！”
张献忠打入武昌活捉了楚王，“尽取宫中金银各百万，辇载数百车不尽”。
见到王宫中如此多金银财宝，他不禁叹息道：“有如此金钱不能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下令把楚王扔入河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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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六月，张献忠攻克重庆，处死了瑞王朱常浩。瑞王的2万顷庄田，一直是靠陕西、河南、山西、四川按分摊田亩数加派赋税取得租银的。成都是明蜀王的封地，蜀王凭借政治势力，霸占大量跨府连县沃土，积聚了惊人的财富。
史载，第一代蜀王朱椿霸占大量土地，共建了300多个王庄，每天由一个王庄提供“王膳”，一年才轮换一遍，“富无与比”。万历年间，蜀王府庄田已经占有都江堰灌溉的11个州县土地的十之七八。
当大西军杀进四川时，富有的末代蜀王朱至澍还舍不得出银子，居然说自己没有积蓄，仅有承远殿一座可以卖了充饷。
张献忠于八月初九日攻下成都，改成都为西京，建立大西政权。朱至澍和王妃投井而死，张献忠将蜀王府改称皇宫。
张献忠一路转战，获取了大量白银财富，为在成都正式建立政权提供了经济保障。但是定都成都以后，一方面要解决庞大的军费和小朝廷开支，另一方面“三年免征”，大西政权也没时间建立正常的财政税收制度。
在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到，大西政权几十万大军和各级官员的消费，基本上依靠没收官库和打粮获得。尽管张献忠严控财富，部下若私藏金银一两，斩全家，私藏十两，本人剥皮，斩全家，并铸造了“大顺通宝”。但是大西政权不能建立财政税收制度，也就不可能建立坚实的财政基础。
此外打粮激化社会矛盾，不利于恢复社会经济发展，更不可能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正是张献忠徒有大量白银，最终落得沉银水下悲剧的原因所在。
过去人们总结明朝灭亡的原因时，无外乎说政治腐败、土地兼并、赋税沉重、灾荒等，但实际上，是白银货币化导致的“钱荒”，才引发了明朝统治崩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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