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意“赋红码”，处理过程太快了，应该追问动机是什么
人这一生啊，就一堆堆坎坷。在我的一生中，竟然赶上了两次让人们不寒而栗的由病毒所引起的疫情流行时期。
第一次是事发2002年的SARS事件，又叫“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
疫情初起，我们就开始严防死守。
2002年，城镇化率远没有今天这么高，城市规模远没有今天这么大，人们居住得比今天分散多了。但彼时的防疫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在一定范围内也丝毫不输于今时今日。
当时，走村串巷也是被严格禁止的，进出村口也要喷洒浓浓的消毒液。人们内心都有一些恐慌，84消毒液全面脱销。
在教育教学方面，也有过停课经历，但时间非常短暂，在我的印象里不超过两周，就全面复课了。
总之，这一次疫情在我们的强有力预防下，很快就归于沉寂。五六月份之后就彻底消弥于无形，不留一丝痕迹。
没想到，2019年年底，我们再次遭遇另一场疫情——“新冠”。
毫无疑问，这一次，我们的响应速度同样非常迅速，应对措施也同样得当。但谁也没有料到，这一次疫情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前所未有。三年时间过去了，前路的光似乎还不太明朗。
不过，这不是问题。
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防控措施有目共睹，完全走在了世界前列，让欧美等国颜面扫地。
但是，好像还有那么一点问题。
我们应对精当的众多防疫举措中，有一项是“健康码”——一个和我们绑定的二维码，相当于我们身上的一个标签。在大数据的当下，没有这么一个“标签”，我们将寸步难行，因为这和“国之大计”紧密相关。
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严肃的防疫举措，在河南发酵出了一桩万众瞩目的——“赋红码”事件。
一些人因为村镇银行取款难的问题，另一些人因为“烂尾楼”的问题，去一些地方解决问题。一码归一码，本来，他们的行为和“健康码”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却被莫名其妙地贴上了“红码”的标签。
这么做的意图再明显不过：用一个“码”画地为牢，封印住这些人的脚步。就像《西游记》里的玉帝，唤来如来佛祖，将孙悟空压在五行山下。
这可不是明智之举。现在人们的思维模式已经不再是六七十年代的思维模式了，人们对《西游记》的认识是：天庭和如来佛祖设计出了八十一难，其中的妖怪大多都有背景和靠山。
在这种情况之下，做出“赋红码”决定的这些人罪莫大焉：他们损害了公权力的形象！消除这种危害的路非常漫长！
如果没有这些人随意“赋红码”，村镇银行取款难的事情和“烂尾楼”的事情，应该只会局限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不至于扩散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了随意“赋红码”一事，有鉴于每个人都在使用，大家的目光很容易就聚焦在了一个点上——我会不会被同样对待？
从这个角度来说，随意“赋红码”的这些人就是pig一样的队友！他们不但破坏了防疫大局，更是破坏了公信力！
人民网官方，针对此事的热评题目是——《赋“红”一时爽，后果必须扛》。
我们也可以看到，事情发酵之后没多久，处理结果就已经公布，有四五名工作人员承担起了责任。
大家说：这不过是罚酒三杯——这究竟是不是罚酒三杯？
从处理的人数上来看，只有五个有名有姓的工作人员被处理，有头有脸的工作人员好像还不是太多，在全体工作人员中的占比不会太大。
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里面没有解决动机问题——这些人为什么“精准”地对这些人进行了“赋红码”操作？
里面怎么可能没有经济利益驱动？
如果有经济利益驱动，其数额又是多大？
单单一个村镇银行取款难，在事件扩散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的金额是王健林的400个“小目标”——400亿！
不是我小看我自己，在唐山老汉城烧烤店那帮人的眼里，这些钱已经可以让我无声无息地躺在地上几万次了！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可能是“小人物”就可以运作起来的事情？
最新消息是，有人已经带着这400个小目标去了国门之外，我们不能进行有效监管。
我们就算是三岁小儿的智商，也能够猜出：这件事情的经办人应该不会少。或者说，这件事情的经办人不会小！
银行是什么机构？在和平时期，在老百姓的眼里，银行就代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非一般人可以涉足其中。开得起银行，人们往往会认为：他比“胡雪岩”厉害多了。
这个“胡雪岩”走出了国门，还有人替他运作，以求借助“红码”圈禁受损失的人们，他的能量来自于哪里？
只有两个可能：或者，“大人”对直接运作这件事的人们有所授意；或者，直接运作这件事的人们拿到了黄白之物。
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个最终的处理结果都来得有点太早了，难道不应该“再查一查”吗？
这样的最终结果无非是在告诉我们：仅仅是工作失误，仅仅是在疫情防控方面急功近利了一点。
果然如此吗？如果确实是这样，这几件事情没有骨肉相连的交集，那我觉得，我们完全不必太焦虑，也不必太愤怒。
可如果不仅仅是工作失误，那是不是应该给予给严厉的处罚，或者是找出更多需要为此负责的一些人，以求正本清源呢？
关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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