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远见卓识：1997年，中央为何要将重庆与四川“分家”？
在人们的印象里，“川、渝”总是同时被提起，那你能想出几个它们的共同点吗？“辣”、“火锅”与“四川话、重庆话”可能名列前茅，重庆和四川因为地理和历史的缘故，拥有相似的文化习俗和人文风情，长久以来保持着相互交融、深度影响的“一家亲”状态。
那为何在1997年时，中央为何要将重庆与四川“分家”？事实上，这背后有着中央多方面的考量，更包含了邓公的远见卓识。
（一）
首先，这种“分家”不是独创的，这不得不提到之前“分家”的经历了。
之前重庆曾有两次成为直辖市的经历，而这两次经历所留下来的优势不断强化，又间接地为第三次直辖“铺路搭桥”。
第一次是在抗战时期。
当时，面对日军的快速作战策略，沿海地区纷纷沦陷，在淞沪会战战败的局面下，民国政府的据守地南京岌岌可危。
为了避免“城下作战”以及坚持“长久作战”，民国政府将有优越战略地位的重庆选为“陪都”，次年，中共代表团也在重庆成立了办事处。
这是近代以来，重庆第一次承担如此紧要的政治重任。
然而，随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而来的是经济、社会、人口的剧烈变化，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约有90万移民涌入重庆，其中不乏难民、工人、学者、民族资本家和各类管理人才，重庆原有的行政组织不能适应“战时首都”的需要。
与此同时，重庆继南京、武汉后，成了新的“靶子”。
日军奉行平民、军队无差别的轰炸战略，在飞机的轰炸下，重庆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代价，而重庆人民的同仇敌忾与团结一致一次次使这个城市渡过了难关。
在一次大轰炸事件的次日，国民政府将重庆提升为直辖市，希望可以提升抗战信心，鼓舞民众斗志。
在5年半的时间里，重庆在破坏中重生，迅速成长为大后方的制造中心，兵工、纺织、矿业三大产业齐头发展，从经济上支撑了抗战大业。
在这一艰难的过程中，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步伐加快了，“山城”走向了“开放”，也由此奠定了它未来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础，记住：这是重点。
第二次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西南大区党政军最高首脑机关选择在重庆继续开展工作，邓公任西南军区政治委员时，对重庆有了实地和亲身的了解。
为了“因地制宜”，方便管辖西南地区，接管战时的人口、资源和工业，重庆再次成为直辖市。
而它的小伙伴四川即将变成它的“上级”。
待国民经济的恢复完成之时，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1954年，重庆改为四川省辖市，划入后者建制。
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重庆作为战后过渡地“直辖市”，完美地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经过历史的分分合合后，“川渝”再次融为一体。
直至90年代末，重庆便一直作为四川省的一部分，那重庆为何还会出现第3次“分家”呢？
结合前两次作为直辖市的经验，这次中央政府选择1997年这一发展的关键时期，又需要重庆“站出来”去完成怎样的使命呢？重庆是否会一如既往地发挥出关键的作用呢？
（二）
为什么重庆必须设立直辖市呢？“分家”的迫切性在哪里？
1955年四川省在吸收西康省后，省域得到大幅度扩张，成为地跨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四川盆地三大地形的“巨型省”。
（1954-1955年四川省行政区划）
同年，它的常住人口也达到了6877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直到1997年“分家”前，四川省人口数量常踞第一。
有一个小知识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四川人口的庞大：早在1982年，四川省常住人口就突破了1亿大关（含重庆），而第二个达到这一数据的省会是27年后的广东省。
可想而知，当时四川省整体的人口和行政压力有多大。
当时的四川省面积第四，但却管辖着23个地级市和221个县，庞大的面积给了四川腹地与底气的同时，也限制了它行政上的灵活性。
此外，川西还有多个民族自治州、自治县，55个少数民族同居一省，省情复杂。
如何兼顾各方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呢？
这对当时的四川省提出了大大的难题，川东要管、川西不能放、川北和川南也要进步，“手心手背都是肉”，可是一个省一段时间内主要精力和资源是有限的。
其次，省内“双核”——成都和重庆，该如何平衡好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发展，使他们协力共进呢？
面对四川省这一“庞然大物”，以邓公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也苦思冥想了数十年。
在80年代初开始，他们就发现：四川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基于这两个原因，四川铆足了劲也不好发展起来、管理也不方便，这可怎么办呢？
这时候，恰逢三峡工程建设谋划时期，邓公就提出了一个设想：将重庆拎出来，成为独立的省。
顺着这条思路，中央再次把目光转向了重庆。
为什么会说再次呢？
原来，重庆在划归四川省后，一直是后者手底下经济领域战斗力第一的“下属”——它优越的战略地位和工业基础，也赢得了国家的注目。
中央一如既往地重视，是想要发挥重庆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
“一五计划”、“三线建设”等各种投入和建设纷至沓来，1983年经济体制综合改革，中央选择了重庆作为第一个试点，次年开始，重庆市成为外贸口岸，获得了省级经济管理的权限。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中心意思就一个：重庆成了一个被看好的后起之秀、可塑之才，国家决定把重要又有挑战性的工作交给它。
邓公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第一棒的重任交付给重庆，重庆表现如何？
可以从下图中看出，1984年重庆的GDP与天津、北京的总量相差不多，但人均较少。
但从1978年至1995年重庆市与四川省的GDP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四川省及重庆市的经济发展潜力都不可小觑，以及重庆作为特大经济中心城市，对四川省具有非常明显的带动作用。
那1984年下放的省级经济权限又是什么呢？为什么它后来会有如此大的效用？
简而言之，就是重庆市可以自己管自己地盘上的经济活动，不用再经由四川省政府，这灵活性、自主性和积极性能不高吗？
重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市”，经济体制改革很明显是成功的。
然而，除了经济发展外，重庆市同样拥有和“上级”四川省一样的问题——人不少，在20世纪60年代，省会成都只有不到200万的人口，而重庆市城区人口达400多万。
这就回到之前的问题上，为什么要把目光再次转到重庆身上？
因为经济上的自主性放开之后，重庆和四川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如果重庆“分家”，四川省不仅可以解除人口负担，还不用管重庆的事，集中精力发展省内其他地方，便于更好地规划发展；重庆的积极性也有可能会再次被调动起来，从而激发出更大的活力，似乎是个两全其美的事。
然而，帮助四川和发展自身并不是当时最迫切的因素，它只能算是重庆直辖的一个助力。
（三）
还有一个迫切需要重庆“站出来”解决的问题——三峡工程移民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推动重庆直辖的直接原因，而重庆等待三峡工程这个“机会”也等待了二三十年。
之前提到过，80年代中期，邓公提到关于重庆单独建省的设想，这一设想最初的出发点是为了安置三峡移民、支持工程建设及后续经济开发。
在1985年，邓公在出席参加重大活动之余，不忘三峡工程建设，听取了政府方面的最新汇报。
当时中央考虑，考虑抽取长江沿江的地级市，组建成一个新的“三峡省”，此后工程建设、移民和长江经济开发就全部由“三峡省”接管。
然而，邓公当即表示：
“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在他看来，三峡工程是特大工程项目，要考虑世世代代的长远利益，以后可以把国家重大工程项目放到三峡移民区作为补偿。
不仅三峡工程的方案选择如此，重庆直辖也是他一个通观全局后布下地点。
那为何要说三峡工程是重庆的一个机会呢？
在这一过程中，重庆既是被动的，也是主动的。
（重庆）
据当时重庆市长回忆，为了等待三峡工程，重庆1000万人牺牲了短期利益，解放后二三十年内的建设和发展布局都细细斟酌，不能重点投入建设，盖房子选址也要考虑未来水库线200米以上。
如果不能让万吨轮船直达重庆，无疑是对长江黄金水道资源的巨大浪费，那如何才能最大化利用到长江这条航道呢？
为此，重庆提出了180米的“中方案”，并得到了多数专家的支持。
这一方案兼顾了重庆的发展，也为未来长江流域的综合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关键在于，180米的蓄水位使中下游各省面对“天灾”时，多了一份保障，有利于长江中下游沿岸人民的安居乐业。
但是，相应地，“中方案”在移民数量和工程投资金额上的要求更高。
重土难迁，移民问题是三峡工程症结所在，如何将移民安置好，实现后续的稳定与发展？
当时四川省的人口和行政不允许它对百万移民有更好的管理方式，而“三峡省”方案因为“对三峡项目顺利完成论证有大害”，也宣告破产。
最后重庆作为三峡经济带中的重要城市，直辖方案的综合性突出，若重庆直辖，有利于三峡工程建设，不仅可以代替四川接纳万州移民，保证他们的就业和管理，同时又能解决重庆和四川的发展问题，一举多得。
所以，重庆直辖势在必行。
（四）
若说三峡项目的移民是“天时”，重庆“占据地利”，抓住“改革开放”的重庆人民便是“人和”的最佳体现了。
可重庆的“地利”，到底有多优越？这与“分家”又有什么关联呢？
它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上，中国西南，长江上游，东西连接处。
经历经济改革后的重庆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可以带动、辐射西南地区，三峡工程建成后，直通东海的长江水使重庆对外的开放性大大增强。
而改革开放的红利终究是要一步一步从东向西，梯次推进，重庆作为中西部的枢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重庆直辖必定为西部大开发提供持久的推动力，而重庆在发展的同时，带动周边最终实现发展，也契合了改革开放的理念。
正是由于这份“地利”延伸出来的背后策略布局，对重庆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央逐步把设立重庆直辖市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五）
重庆这一个点，从1985年邓公同志的初步构想到1997年的正式确立直辖，历时12年。
中间起起伏伏的讨论，关于重庆自身、关于四川和西南、关于长江经济带、关于西部大开发，谁又能想到这些都是与重庆这个仅有8.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密切相关呢？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通过高瞻远瞩的策略，布下重庆这一个关键的点，将重庆与上述一一穿插连接。
我们可以由此再一次深刻体会到“谋全局者”和“谋万世者”的远见卓识。
在这份深谋远虑下，在历史的分分合合后，“川渝”从“一家亲”到“一盘棋”、“一体化”，两者再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双核”迸发出更为强大的地区驱动力。
此外，不同于其他的省、市、县、乡层级，重庆只有三级的直辖市，它可能还承担着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继续探索着行政效率优化的办法，总设计师的谋略还未完待续……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