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那块责任田
我的那块责任田何文龙
我家住在洪山区元山公社八大队二队（今属洪山镇良善垭村二社），属于典型丘陵地貌，人多地少，我们二队人口157人，水旱土地总计110余亩，人均约七分地（包括自留地），我所分到的责任田不久因考上学被收回，倒是妈妈分的责任田我还多次参与过劳动生产。
中国改革开放自农业领域开始，农业又以安徽、四川试点。1978年安徽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受灾面积达6000多万亩。万里省长视察农村，见农民家无余粮，有的全家共用一只破碗，没有棉被、衣裤过冬。万里动情地提出“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人耕种，充分发挥各自的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省委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将凡是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种菜，鼓励多开荒，谁种谁收。闸门一开，水既流出，就再也收不回来了，正是省委的这一决定，直接引发了农民大包干的浪潮。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签下生死状，盖章印手印，从此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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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按下的血手印
1980年5月，邓小平对包干到户给予明确肯定，有力推动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1982年至1984年中央连续三年都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政策上积极引导，使之在全国范围推广，人民公社制度随之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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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国庆节五辆拖拉机载“联产承包好” ——李忠杰《领航－从一大到十九大》插图
四川省委于1978年2月明确提出，生产队作业组实行定额管理、定人员、定时时间、定任务、定工分，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同年10月，四川省委对广汉县金鱼公社实行“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给予充分肯定。1979年11月省委颁发《关于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使生产队逐步富裕起来的意见》明确提出：“后进队、穷队可以实行包产到组，有条件的可以将零星和边远、瘦瘠土地包产到户。”1981年2月，省委提出三种不同地方，实行三种不同方法承包：“条件好的实行大田包产到组、长期贫困地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中间状态地区推广联产到劳和“水统旱包”的责任制。”
据1993年《阆中县志》载：“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由县、区、公社（乡镇）党政具体领导，农办、农业局配备专人，区、乡设财会辅导员抓经营管理。将生产队（合作社）土地按人平均包到户，耕牛，农具折价归各户共同使用，各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完成上交国家、集体提留后剩余由农户自由支配，对于抽水灌溉，农田基本建设由合作社统一组织，等价互利，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发挥集体经济优越性。”
1978年11月，阆中县委决定在沙溪公社二大队（现阆中市沙溪街道蟠龙路社区）试点“包产到组”，试点工作实行“以队为基础、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的责任制。1978年11月22日，《南充报》（今《南充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队为基础，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阆中县沙溪公社二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调查》，如石破天惊，由此拉开了南充农村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的序幕。
阆中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炽昌，阆中县原农业局干部周克忠，曾在沙溪公社蹲点，他们都是南充第一个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见证者、亲历者。县委书记邓元兴、南充市委书记刘纯夫也多次讲话，高度赞扬沙溪公社“承包到组”的新型农村合作方式。
在土地大包干之前，农村普遍实行“包产到组”的责任制，对完成任务超额部分实行奖励。据当年我们大队支部书记李进和小队会计李波讲，我们生产队在包产到户之前也有过三个作业小组，将土地和人口大致均分三等分，先确定各小组组长为领头人，再抓阄确定相应的土地和人口，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
元山公社多次组织召开会议，传达中央、省委、县委文件精神，大队、小队也层层传达落实，进行多次动员。社员对包干到户反响不一，有的不相信，认为搞单干不是社会主义所能容忍的事，也许是朝令夕改；有的信心十足，认为自己有劳力，有技术，包产到户不吃亏；有的欢欣鼓舞，饿肚皮的事哪一个都曾经历。
当时省上、县上提出三种承包方案，大家普遍认同“包产到户”（即大包干）。实行大包干，首先要干的事就是丈量土地，集体耕种时，所有田块的面积大小农民都心中有数，但不是很准确，要让每一农户心服口服，在上级派遣人员的监督下重新核实丈量土地，得出全队实际田亩数，由于田块不规则，计算面积是当时最难做的事。其次是确定土地、柴坡的三六九等，根据土地亩产、水源远近、土质厚薄确定等级，实际上都是按三等划分，水田按水泵（既是抽水机能够分几次提灌才能提水到田）分为一泵田、二泵田、三泵田。一泵田按照每平方丈12.5斤谷物计算，二、三等每平方丈依次递减0.5斤。旱地主要考量远近、亩产多少、土地肥瘠等因素划分为三等。柴坡则是以好坡、荒坡划分，好坡人均0.8平方丈，荒坡人均1.5平方丈。再次是确定人均粮食数，用总产量除以总人数即可获得人均粮食数。最后进行分配，按照“好丑兼搭，就近耕种”的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一块大田可能分成若干份，旱地在地中刨出沟壑加以区分，地头两边栽上界石，水田的垄坎两边栽上界石，水田里垒上小垄坎（界线纷争成为后来许多矛盾的导火索）。小田地尽可能人口少的让农户分得，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界线之争。由于整个操作透明公开，农户全程参与，加之农民认为承包到户是短命的事，农民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意见。后来中央宣布土地承包五年、十年、三十年不变，农民感到原来的分配不是尽善尽美，也有一些小的矛盾和意见，但也无可奈何。有转户、出嫁、死亡的农户将退出一份耕地，而有生养、接媳妇等添丁加口的农户增加相应耕地，一年一度进行一次“一进一出”的小调整。
当年父亲已退休在家，姐姐早已出嫁，哥哥顶替上班，我考上师范，农业户口只有母亲一人，除自留地外，分到的水田叫“眉毛田”，属于二泵田，田宽不过一丈，放上一张犁耙都难以调头，由于像眉毛一样隆起，虽然只有五十米长，却一眼望不见头。分到的旱地叫“文家地”，原为生产队的苕母地，土质肥沃，是上好的一等地，记得有一年小麦收了两百多斤，玉米三百多斤，红苕六七百斤。这块地后来与李小琴家的承包地做了交换，她家用“大地”的尾脚部分和“窝窝地”一部分进行交换，这样承包地离两家距离都近了。至于水旱地的亩数，我已不能确切记得。柴坡分在“老鸹嘴”下湾里，曾经去砍过一次柴坡，洋槐树、青杠树、黄荆子、马桑子居多。
没有“包产到户”之前，生产队的劳动作业需要队长喊，做什么农活也要队长分配，很多人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男劳力一天记工分10分，妇女一天8分，学生娃干活一天6分、5分、3分不等。将全队生产总值除以工分总数可以得出劳动力的价值，一个男劳力干一天可能值一角多钱。我们家三姊妹年小都在读书，仅有母亲一人务农，年年补社，分到的粮食少之又少。在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都曾经“吃糠咽菜”，什么都能吃，树皮、丝茅草根、玉米秆、南瓜叶都吃过；什么都敢吃，蛇肉、老鼠、瘟猪死牛。粮食尚未成熟，早已吃掉大半，豌豆、胡豆、麦子、玉米基本是没有熟透就开始吃。生产队每年要交公粮统购，但每年的救济粮差不多又吃回来了。“包产到户”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增产增收，家中有了余粮，好多人家谷物屯在粮仓，四五年不耕不种也吃不完，也许是饿怕了，谷物再多，也不肯出售。
我读书之余也在生产队参加劳动，干过翻苕藤、薅秧（谷田中除草）、捆谷草、拖草等农活，一天工分3分，后来读书时间居多，参加集体劳动较少，队里田地名称记识不全，只能恍惚记得田地分配概况，“过路田”分给李祥碧和李亚，“鱼田”分给李大极和李桢奇，“李启木大干田”分给李大极和杨祥芬等人，码头边“大田”分给李祥明和李桢奇，“羊叉大田”离河最近，是上好的水田，划分等分最多，很多农户都有一小块。至于“烂泥田”“黄光新田”（新开田）等地也不能记得分配给谁了。
我所记得大队、小队干部先后承接的有：
生产队长：何大勋——李祥瑞——李启远——李桢统——李祥明
生产队财务队长：何大荣——李祯炯——李桢龙——李波
生产队会计：李祥明——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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