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城事：当铺、钱庄和票号！
昆明旧式金融业资格最老的是典当铺，后来又有票号，主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多走“红道”，依靠官府开展业务。清末各大票号发行的银票还可以“缓急相通”，已经近似钞票了。清光绪中期兴起的还有银钱业，昆明从那时候起，先后出现了几十家银两煎销业铺，其工商兼营，既可以将生杂银销铸成通用货币，又开办银两存放、兑换业务。
清末昆明逐渐通用银元，银两煎销业退出市场。而钱店却继之而起，从南城门到马市口竟有10多家，经营存放款、贴现和汇兑业务。
银两煎销业的“火耗”和“炉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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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清代云南“道光十九年”大三槽银锭
清代昆明多用白银交易，市场上流通的银锭多达一百六十多种，良莠混杂，重量各异，交易不便。按当时的规定，民间可以自铸银锭，于是不少商户把杂银送到银匠铺、银炉代为鉴定、改铸，并进行兑换，以大换小、以小换大、以优换劣、以劣换优等等，煎销（煎熬销镕）业由此兴起。
清嘉庆、道光年间，昆明已出现了较大的煎销铺，咸丰年间因战乱而萧条，光绪年间又有发展，出现了数十家煎销业铺。这些煎销铺工商兼营：既是作坊，帮助官府、商号把生杂银销铸成通用银锭；又是钱庄，开办银两存放、兑换业务。
由于当时币制混乱，银两成色不一，铜钱轻重各异，纸钞币值不稳，煎销铺兼营工商，哄抬抑压，扣取费用，从中渔利，由此大发“银财”，资本积累到数万两到10多万两。
旧时昆明煎销铺大都聚集在从南门到马市口的市中心一带，每铺有土炉一座，大的有两座，每炉每天可熔银30两到50两。收进银料时，无论生料还是熟料，煎销铺都要压低成色1%到5%，叫作减一到五色，而兑出时则抬秤抬色，再加上火耗费、炉耗费，利润丰厚。当时有人说：“拿一两银子由马市口到三市街，遇着（煎销）兑换店就换，换来换去，到头只有六七钱了。”
（1993年版《昆明市金融志》）昆明坊间看见有人做事鬼祟，就说他“贼头火耗”，就是从这里来的。
清末昆明市场逐渐通用银圆，民国初期官方更废除银两，改用银圆，并规定由云南造币厂铸造。煎销业从此退市，大都改营货币兑换、银楼、典当去了。
早年当铺、押号和旧号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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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早年当铺以一个巨大的”當“字为标志
典当是昆明的老行当，最早出现于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根据规模大小，可分为典、当、质、按、押五种，到清末就只有当铺和押号了，光绪年间共有20多家。到民国初期的1924年，昆明仍有20多家当铺、30多家押号。
无论是当铺还是押号，都算是一种“抵押货款”，可以归入金融生意之类。一般平民急需用钱，就把家中的金银首饰、古玩字画甚至房契等值钱的物品送到当铺，由当铺估价打折贷款。
一般金银玉器是八九折，其他物品按新旧程度打六七折，再按打折后估价的一半放款，利率是每月每元约一分五厘，高的可达两三分。
典当期从16个月到18个月不等，也有10个月的。到期还贷还息，物主可以取回物品，期满如不能取赎，可以付息延期，或不付息而利转本，利上加利，延长半年左右。过期即为“死当”，不能赎回了。押号对抵押品的要求低得多，无论好坏，都可抵押，但月息最少不下3分，高的可达5分，抵当期限3个月或半年。
早年靠典当和押号救急的多是城市平民、小手工业者，还有近郊的农民。有的当铺为了扩大业务，还在城郊的乡镇设立了“代办当”。
当铺收进货物后会开出一张收据，叫作“当票”。当品名称用的是隐语，各当铺大同小异，如“油”“渍”“滥”“淡”“坏”“破”“裂”等，让外人看了一头雾水。当铺的管事有一本簿册，如同密码本，记录着这些隐语的含义：“油”是布衣服、“渍”是绸缎，“淡”是金饰、“坏”是银饰，“裂”是牙器等等（1994年《云南省志·金融志》）。
早年的典当业获利甚大，吸引了不少投资者。有当官发财自开当铺的，有当官投资另外请人经营的，有四乡地主“绅士”开办的，有大商号、票号兼营的。有的独资，有的合资，名号中有“合”字如“三合当”、有“聚”字如“聚盛当”等，多是合资开办的。
成为“死当”的物品，特别有价值的成为当铺老板、股东的囊中之物，一般的“死当”物品则送到西院街（即今福照街中段）、二纛街（即今民生街）和长春坊（即今长春路中段）的“旧号铺”出售，形成了一条“产业链”。
由于当铺估价打折很低，虽然“死当”物品标价比“当价”要高，仍比新货价格低得多，加上当时日用品货源不多，市民生活水平较低，“旧号铺”的生意不错（据1993年《昆明金融志》等）。
兴文当和天盛当
典当业能急人之难，在典当过程中，估价、打折、月息、当期都面议而定，随行就市，很受欢迎。但由于典当者急需用钱，强势总在当铺、押号一方。为扩大当本来源，当铺也收受存款，利息仅五厘左右，存、货差不小。加上压低估价、出售押品，层层盘剥，利润更高。商人、地主、官员都纷纷入行。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当时的盐法道署（相当于省盐业厅）和地方富绅联手出资18000两银子成立当铺，以七成收入扶持经正书院高才生，资助他们的生活、学习和赴京赶考费用，以“激励清寒学子，培育人才，振兴文化”。这个官督商办的当铺也因此称为“兴文当”，早期设在三牌坊（今正义路中段）的邱家巷底。
和一般当铺相比，兴文当的底本充裕，经营稳健，当息较低，当期较长，信誉良好，全省闻名。直到民国初期，兴文当的业务仍以典当为主。
但是，典当业以逐利为目的，就免不了天灾人祸，形成风险。那时的当票上都印有“鼠咬虫蛀，天灾人祸，各听天命”的字样，既是推卸责任，也是一种无奈。由于收受当物太多，保管不当，加之昆明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火灾竟然成为昆明典当业一大克星。
民国初期，因为火灾而破产的就有昆明土主庙街的恒丰当、威远街的元顺当、万钟街的兴盛当、公园街的镒兴押号等，当铺老板、股东和客户因此损失严重。
1930年前后，市场投机制造了虚假繁荣，云南“支柱产业”大烟业商人买空卖空，反复抵押，当铺、银行则听之任之，大量贷款。文明街上的天盛当更以月息一分以上的高利广收存款，直接经营大烟生意。
结果，1931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一来，省外烟价暴跌，金融恐慌，昆明70多家商号受到牵连，先后倒闭，典当业也随之陷入危机，“当难”频频，一片混乱。
这年的12月，兴文当存户挤兑存款，被迫停业，震惊全市。天盛当更直接倒闭，不少市民和近郊农民遭受巨大损失，涌进当铺讨还存款。一个中年妇女绝望至极，刺死久病无钱医治的孩子，抛尸柜台，又用头撞击当柜，大声哭嚎，要老板还钱。
此事轰动昆明全城，当局为平息众怒，把天盛当经理王安良抓了起来，但平民百姓的存款仍然没有着落。当时昆明人都说：“天盛当诱人上当，王安良丧尽天良。”（据1993年《昆明金融志》等）
早期票号和“同庆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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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同庆丰账房雕像
中国票号出现于清代的道光初年，主要业务是汇兑，又称票庄。当时主要通货是白银，交易规模一大，资金结算就很困难。清代后期西方列强进入中国市场，商业规模越来越大，以汇兑为业务的票号发展迅速。
清同治年间，山西“平遥帮”开设的百川通和宝丰隆，浙江帮的乾盛亨和盈泰兴等票号都进入了昆明。而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则是云南人王炽创办的同庆丰（天顺祥）票号。
同庆丰是中国票号的后起之秀，开办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始创地在重庆，前身是昆明的“天顺祥”。老板王炽是云南弥勒县虹溪镇人，是中国独一无二的“一品红顶商人”。清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云南出兵越南，王炽的同庆丰共垫借饷银60万两，得到清政府的表彰。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据说皇室入不敷出之时，向各大票号借钱，各号为之敛手。只有王炽站了出来，让麾下的西安天顺祥票号源源接济慈禧，后得诰封“三代一品”封典，更是海内称豪。
到清光绪年中后期，同庆丰分号（在省外称天顺祥）已遍及全国22个行省中15个行省的大中城市，被称为“南帮中杰出票号”，与山西“平遥帮”票号并驾齐驱，更“等而上之”（近代《新纂云南通志》）。
同庆丰的成功和王炽的内部“顶层设计”分不开。王炽把同庆丰设计为“股份制”企业，共有52股，自己和另外四位股东各占10股，剩下的2股归全体职工，每三年结算一次，进行分红。
王炽又严格挑选入号人员，一切让工作实绩说话，让品行端正、精明干练者得到任用。王炽用人不疑，充分信任，职工在住房、婚丧、年节开支方面有困难，都提供支持，以凝聚人心。
据1993年出版的《昆明金融志》记载，同庆丰主营汇兑，“以各省调剂云南协饷，及省宪解缴朝廷款项为大宗，年在数百万两之巨”。“其次则经营存、放款”，“上自督府、司道及藩库、盐粮各署、各机关、善堂、书院，下至省会商行铺店私人存取，出入息差在5厘以上”。
由于经营灵活，信誉良好。从清光绪到宣统的25年之间，“全号鸿利银达389万余两”。同庆丰兼营商业，如包销川盐、经营土产、药材、烟土等，还在昆明广置不动产，到清末已拥有房产500多处，昆明西院街（今光华街）、民生街的房屋几乎全部为同庆丰所有。同庆丰在昆明四牌坊开办的“顺庆当”是全省最大的当铺。
不过，同庆丰背靠官府做大，一旦“官路”生变，官府衰败，问题就来了。清光绪后期，王炽去世，继任者内部不和，难稳大局，几大分号“沆瀣一气，假借汇兑，套取总号现款”，走上分裂道路，“多数人营私舞弊，不顾大局”，“倒号”连续发生，损失巨大。
清朝廷危机重重，各省官吏拖欠不还，同庆丰形成大笔呆账。辛亥革命之后，清王朝被推翻，断了同庆丰翻身的最后一线希望，只好转向经营典当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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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后期，昆明出现了钱庄，主要有“源盛”“同盛”等八九家。近代《新纂云南通志》记载，“票号之外，又有钱庄，亦以存款、放款、贴现及汇兑为业务，通行南方诸省。光绪末年，票号势衰，乃继之而起。本省钱庄，大都规模简单，惟昆明为发达。清代末叶，南门至马市口一带，无虑数十家之多。”以后钱庄在昆明几起几落，新旧交替，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 （文图资料见《老昆明旧话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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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朱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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