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地名含义试解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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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界和社会上普遍认为，阆中的含义是：“阆，门高也。从门，良声。巴郡有阆中县，来宕切。”说“阆中周围山形似高门，因名阆山”；“因城在阆山、阆水之间，故名阆中”。笔者经过对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发现，“阆中”系僮语地名，其含义还有“野市”、“溪谷”之意。
关键词：阆中地名；含义；新解
阆中在战国时曾为巴国都城。《华阳国志·巴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在今重庆市江北区），或治垫江（今合州市南5里），或治平都（今丰都县），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市）。其先王陵墓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战国末年，秦惠文王灭巴国后，始置阆中县，属巴郡。治所即今阆中市。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以避文帝父杨忠
改为阆内县，为隆州治。大业初为巴西郡治。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复名阆中县，为隆州治。光天二年（公元713年）以避李隆基改为阆州。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复为阆中郡治。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复为阆州治。五代唐天成四年（公元929年）后蜀置为保宁军节度使治。北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复为阆州治。南宋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移治大获山城（今苍溪县东30里王渡镇）。元复还故治（今阆中市），为保宁府治。1913年废府，阆中县为四川省川北道治。1914年改为嘉陵道治。1928年直属四川省。1991年改设阆中市。
据《旧唐书·地理志》阆州阆中县载：“阆水迂屈经郡三面，故曰阆中。”《太平寰宇记》卷86阆州阆中县载：“阆中山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但究竟以阆水得名，还是以阆中山得名，令人殊难理解。根据《太平寰宇记》的记载：“嘉陵水又名西汉水，又名阆中水。”《周地图》云：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之；经阆中，即为阆中水。因此今又有嘉陵江经阆中一段，古称阆水之说。又嘉陵江古又有渝水之名。显然，阆水或阆中水是因阆中地名而得名，怎么又能以阆水或阆中水作为阆中得名的依据呢？至于阆山或阆中山之得名也是在阆中得名之后，当然也不能以阆山或阆中山为阆中得名的依据。后来读到近人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说：“僮人本呼野市为浪或阆（并注明：四川的阆中即其一例），或吠。”又说：“今日僮人呼墟市为阆，呼踏歌聚会为放浪或会浪，而板楯有阆中。”徐松石是近代著名学者，广西容县人，后在上海任史地教授。他在广泛涉猎经史的基础上，又多次前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他用“地名研究考证法”结合语言比较法、风俗比较法、考古学等论证壮族的历史，用地名以证实古代的居民，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也许有人会问，四川阆中怎么会留下壮（僮）语地名呢？这就牵涉到古代民族的迁徙。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指出：僮人在周代以前，早已布满西南各省。他们的大本营乃是今日的陇南、陕西、四川和滇、黔北部等地。当时游牧或半猎半牧或半农半牧于两粤境内的，即后来所谓乌浒、俚、僚、瓯骆、百粤等族。他还说，远古时候僮人的大本营乃是甘肃、四川。三代王室步着五帝的足迹，对南方不奉中原文化为正统的部族施以压抑。周朝的奋翮，秦代开疆，更使这些南方部族渐渐向着西南加速发展。“僮”见于史籍始于宋，史家把宋以前史籍记载的百濮、百越、西瓯、骆越、乌浒、俚、僚等等视为壮族的先民。
阆中历史上板楯蛮很有名。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板楯蛮夷者，秦昭襄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蜀、巴、汉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夷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同赕，蛮夷用来赎罪的财物）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锺。’夷人安之。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余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至东汉以后板蛮曾多次反叛，均被劝降；又曾多次参与平乱，屡立大功，号为神兵。有一部分人称为賨民，就是因为他们“岁入賨钱”。据《说文》：“賨，南蛮赋也。”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槃瓠之后，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为賨布。廪君之巴氏出幏布八尺，幏亦賨也，故统谓之賨布。”賨民也是板楯蛮的一部分。
巴人相传为廪君之后。据《后汉书·南弯西南夷列传》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音审）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廪君于是乎君于夷城（唐章怀太子注：‘此已上并见《世本》’），四姓皆臣之。”巴人最早居住的武落钟离山，在今湖北西南部，离开鄂西南以后，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北和陕西汉中一带。
还有濮，曾与庸、蜀、羌等参加武王伐纣的战争，见《尚书·牧誓》。伪孔传谓“濮在江、汉之南”，说明当时濮族尚居长江以北的江汉区域。《左传》昭公九年载，周景王使詹桓伯对晋人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西周时代，在南方最强大的部族就是濮。《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人冲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选。”下文又说“百濮离居，将各走其邑”，故孔颖达《疏》引杜氏《释例》云：“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麇在今湖北郧县一带，百濮必与麇接壤，徐中舒先生说：“其地应在大别山以南襄、樊一带。”今河南东北部还有濮阳，旧有濮县，当是古代濮地名的遗存。我国西南部地区有僰，亦应为濮。
巴与濮及板楯蛮等，除一部分与中原民族同化外，另一部分则构成僚族，成为现代壮族的先民。晋张华《博物志》载：“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又《魏书·僚传》说：“僚者，盖南蛮之别种，自汉中达于邛、笮，山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干兰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亦不能远相统摄。父死则子继，若中国之贵族也。”这些所谓僚的居地就是巴族所在之地。《旧唐书·南蛮·南平僚传》载：“南平僚者，东与智州、南与渝州、西与南州、北与涪州接。部落四千余户。土气多瘴疠，山有毒草及沙虱、蝮蛇。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栏’。”南平州治所即今重庆市东南部的南川市。其后此地属渝州，故又称渝州蛮。《宋史·蛮夷四·威茂渝州蛮》载：“渝州蛮者，古板七姓蛮，唐南平僚也。”正如徐中舒先生所指出的：“南川距巴郡旧治及巴先王陵墓所在的枳，都不过二百余里，又有居干栏的风尚，这就是僚为巴族的坚强证据。”（见《论巴蜀文化》）
既然阆中及附近之地古时为巴、濮、板楯蛮及僚等活动的中心地带，而这些部族又是现代壮族的先民，那么阆中以古僮语命名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旧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对阆中地名的曲解也是不难看穿的。它和两广及江浙的古民族语地名被后人用汉语勉强作解，牵强附会，其性质没有两样。
1993年版新编《阆中县志》还抄录了《管子·度地篇》中的一段话：“天子中而处，此谓因天之固，归地之利。内为之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阆。”接着，县志在下面又加了一句解释：“土阆，是高大的土墙，与高门义同。”这大概是根据某些字书对“阆”字的解释而来。如《说文》：“阆，门高也。从门，良声。巴郡有阆中县，来宕切。”《文选》卷7杨雄《甘泉赋》注引作“高大之貌也”。对于阆中释名，面对《旧唐书·地理志》和《太平寰宇记》两种完全不同的记载，真是太难为县志编者了。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根据“阆”字为“门高”的解释，说“阆中周围山形似高门，因名阆山”；一方面也将两种说法揉在一起，说“因城在阆山、阆水之间，故名阆中”。我没有到过阆中，没有亲自目睹阆山的形胜，不知道周围山形是否真的“形似高门”。唐代大诗人杜甫写过《阆山歌》和《阆水歌》，但那都是歌颂阆山、阆水的胜景，都与阆山、阆水的释名无关。
其实“阆”并不仅仅只有“门高”或“高大”一种解释；我们在前面说过，僮语“浪”或“阆”还有“野市”的解释。再者，蛮语中“浪”还有“溪谷”之意。唐樊绰《蛮书·蛮夷风俗》称：“谷谓之浪”。现在藏语和壮语均谓溪谷之地为浪。以我之见，《管子·度地篇》中土阆的“阆”，若以“野市”解当更为贴切。试想城郭之外为“野市”，不是很自然的吗？若果如此，“土阆”则绝不会是“高大的土墙”，可能只是一个不高的墙垣或者称为半拉土墙也就够了。那么《管子》的记载怎么会搀杂有僮语地名呢？其实这是在古地名研究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知道，壮语地名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壮人喜用齐头式地名，与中原地区齐尾式的地名不同；二是壮人喜用倒装地名。如北方汉族地区有张村、李村这类地名，即所谓齐尾式；而广西壮语“板”就是村，“板暮”就是新村，板良就是黄村，都是齐头式，且为倒装地名。但古时候北方却也出现了一些齐头式，而且是倒装地名，如城濮、城父之类即是。在古代这些地方是否曾有过僮人的活动，很值得研究。近代学者李毓杰氏通过考证，就作出了有些“齐语与僮语同”的结论（见民国黄诚沅《上林县志》及徐松石《泰族僮族粤族考》）。更为奇异的是，西周初营造的成周（今河南洛阳），实际上也是倒装地名。“成”与“城”通，实际上应为“周成”或作“周城”。东汉何休解曰：“名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见《水经·谷水注》引《公羊传》何休注）完全是牵强附会，为之曲解。
作者：史为乐
来源：《中国地名》2008年第12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王玉凤
校对：杜佳玲
审订：黎淑琪
责编：计梦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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