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疫情危机亲历者：比病毒更可怕的是贫穷和战争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邓雅蔓 | 北京—伊朗连线报道“别了，德黑兰。”
3月4日上午9时左右，沈君如乘坐的南航CZ3002航班从伊朗首都德黑兰起飞。飞机运载着包括她在内的146名中国公民，开往新的目的地——中国西部城市兰州。
持续5个小时左右的航程似乎漫长无比。“这是我有史以来坐过的最难受和最安心的一次航班。”沈君如是伊朗德黑兰大学人文类硕士研究生，她感到难受是因为匆匆离开伊朗的遗憾和身体上的负担，为了防止疫情输入国内的潜在风险，医护人员对航班每位乘客都实施了严格的防护措施：要求每位乘客全程都带两到三层口罩、塑料手套和护目镜，上下飞机时挨个检测体温、填表格、安检消毒等，自己此前并没有类似经验，生怕做错点什么，所以“一动也不敢动”。
但这种专业而有序的流程也让她惴惴不安的心渐渐安定下来。“在生命可能面临威胁的情况下，看到医护人员工作这么详细和周密，真的放心很多。”沈君如说。3月4日14时左右，他们一同抵达兰州中川国际机场，开始为期14天的隔离。
沈君如在伊朗的求学生涯持续了两年零8个月。当地时间2月19日，她在完成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时，获知了伊朗政府首次证实库姆省出现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消息。
此后，伊朗国内的疫情呈现出快速蔓延态势。根据伊朗卫生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月13日，伊朗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289例，新增死亡85例。截至到当天中午，伊朗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11364例，其中3529例康复，514例死亡。
“致死率高、治愈率高、多名官员得病”是伊朗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的三个明显特征。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月11日报道，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迄今为止，伊朗已有两位副总统成为确诊病例，而因新冠病毒逝世的官员有伊朗资深外交官、议长顾问谢赫·伊斯拉米，连续担任两届议员的法蒂玛·拉赫巴尔和伊朗前驻梵蒂冈大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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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名戴口罩的男子在公交车站等待。图片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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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为何选择“佛系”抗疫？
“在此次疫情发生之前，伊朗已近40年都没有爆发过大规模传染病了。”沈君如表示，疫情发生得太突然，无论是政府、普通民众还是伊朗的传染病防护体系，都没有为此做好充足的准备。
伊朗疫情爆发之初，恰逢国内议会大选。2月19日宣布出现确诊病例之后，伊朗卫生部对疫情的严重程度出现了“误判”：将新冠肺炎定性为比普通流感更轻、可自愈的一种疾病。
2月21日，在伊朗总统鲁哈尼等人的号召下，伊朗如期举行议会大选，各个省级以及国家级的议会进行投票选举，投票站大多设在各区的清真寺，造成了大量人员聚集。
“2月22日是伊朗工作日，德黑兰大学和各工作单位都没有宣布停课和停工，人们还是正常出行。”沈君如说，直到2月24日，德黑兰大学才宣布停课至4月初再开学，伊朗的各工作单位也宣布将上班时间缩短两个小时。作为伊朗首都，德黑兰居住着伊朗近1/4的人口，将近2000万。
2月24日是伊朗疫情的转折点。那一天，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哈里尔齐在参加了政府发言人新闻发布会时，表示疫情仍在控制之下，除了出现感冒症状的人以外，普通民众不需要戴口罩，呼吁民众不要恐慌。但第二天，他就被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此后，伊朗各级政府、学校和商业机构纷纷开始加强防疫措施，普通民众也开始减少出行。“德黑兰大学停课后，除了采购物资，我几乎不怎么出门。”沈君如告诉记者，尽量不出门是很多伊朗民众防疫的主要方式，因为伊朗目前的口罩和药品等医疗物资非常紧缺，只有政府定点的药店才有可能买得到口罩。
随着确诊案例逐渐增多，伊朗政府已经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2月28日，伊朗政府把口罩的进口关税从55%降低至5%，并表示会增加口罩产量并在一些地方向民众免费发放口罩。
但伊朗的对手不仅仅是病毒。比起口罩进口，伊朗的设备和抗疫药品短缺情况更为严重。“伊朗的医疗水平在中东地区是数一数二的，培养一个医生需要博士学位加实习，前后历经14年的时间。”沈君如分析，虽然伊朗医生整体水平不错，但抗疫药品和设备严重短缺，这使得伊朗疫情呈现出“致死率高、治愈率高”的反常现象。
美国的制裁被认为是伊朗陷入物资短缺困境的直接原因。2018年11月5日，美国政府对伊朗重启了能源、银行、造船、航运等领域的制裁，这让伊朗的财政收入锐减。尽管美国一再强调，如食品、饮用水、药物等生活必需品不会出现在制裁清单当中，但伊朗进口药品受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019年9月报道，除了美国药品外，瑞士、法国等欧盟国家对伊朗药品出口量也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致使伊朗出现了大量癌症等其他疾病重症患者死亡的现象。
2月28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国已向伊朗提供援助，但这个说法很快遭到了伊朗总统的否认。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的制裁造成伊朗缺乏足够的设备和设施，但伊朗仍在尽力对抗新冠病毒。
美国经济制裁给伊朗带来的压力不止于此。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承担着制裁带来的高昂物价。”沈君如说，过去一年的制裁已经使身边中产阶级家庭的朋友消费能力倒退至勉强小康的水平，从蔬菜水果、肉类、家电到汽车等，伊朗的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这使得他们更难以支付口罩和药品的消耗。
3月12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阿巴斯·穆萨维表示，伊朗已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称，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必须解除美国对伊朗的全部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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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为何不“封城”？
“封城封路效果不错，但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到。”在沈君如看来，与中国相比，伊朗没有发达的海陆空交通系统，非常依赖于公路运输，且由于大部分地区是沙漠戈壁和高山高原，公路修建难度较大，主要城市之间基本就一两条主干道，被切断可能意味着物资将无法顺畅流动。
不仅如此，伊朗各省之间资源分配不均衡的状况，也很难让它们在各自的区域内“自给自足”。沈君如告诉记者，伊朗“北部产大米、南部产坚果”的国情，让政府很难为了遏制疫情，就禁止各省之间的人员往来。
美国制裁和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带来的需求急剧下降也被认为是伊朗很难下决心封闭商业场所的主要原因。
“目前伊朗的经济发展已经基本只能靠内需来拉动，如果连国内的商业交易都叫停了，那伊朗企业受到的冲击就更大了。”疫情发生以来，德黑兰大学附近超市和甜品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沈君如，店里的销售额已经下降了40%—60%，目前超市正在努力拓展他们的线上送货业务。
伊朗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观念差异也是双方不能“通用”防疫措施的原因之一。
在大多数伊朗人的观念里，口罩是为病毒感染者准备的，健康的人没有必要戴口罩。“他们认为健康的人戴口罩反而容易引起其他疾病，比如鼻炎那些的。”沈君如表示，这也是很多伊朗官员在开会时不戴口罩的原因之一。
伊朗不少民众有定期旅行和家庭聚会的传统。“伊朗的居住区基本上就是保安加定时清洁的人员，没有物业管理，这使得他们出行很少有人管制，也很习惯这样的生活。”作为一位伊朗疫情的亲历者，沈君如对于伊朗政府因为考虑经济发展而不选择“封城”的决定并不感到太意外。
“毕竟比起病毒，贫穷和战争似乎要更为可怕。”让她产生这种感触的，是来自德黑兰街头一群无人不知的小孩。
这群孩子大多是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在此次疫情危机到来之前，他们已经经历过炮火纷飞的阿富汗战争。为了谋生，他们一般聚集在德黑兰街道的各个路口，为过往等候的车辆擦玻璃，以讨得一点小费。
在疫情期间采购物资时，沈君如偶然在德黑兰大学附近的红灯路口发现了他们。她发现那些孩子要么不戴口罩，要么带着不知道使用了多少次的口罩。一想到他们每天可能会频繁接触成百上千的路人，沈君如和她的大学舍友尽己所能，给他们发了一些一次性口罩。
“这些口罩他们会怎么处理？会卖掉吗？会自己佩戴吗？会给家人佩戴吗？这些都不得而知。”沈君如不知道在这次疫情中，这些孩子的命运会怎么样，她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渡过。
沈君如已经回到兰州，她本来还想留在伊朗一段时间，但因为疫情暴发，便匆匆回国。还没有完成毕业手续，也还没有来得及和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一一道别。她说没有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伊朗。“我对这个国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感情，看到伊朗沦为疫情严重地区，我的心里充满了惋惜和心痛。”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沈君如为化名）
责编 | 陈栋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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