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充国”县小议
http://p3.pstatp.com/large/3c710003f85ac55e5275今西充县与“西充国”古县，其辖地、治所、建置时间及历史沿革，各不相同。今西充县为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析南充县置。西汉初为“纪信邑”，属巴郡安汉县（今南充市北）的辖地。惟“西充国”县为汉末硕儒谯周故里，其辖区元代省入南部县，今世人知之甚少。
东汉有无西充国，蒲孝荣先生编《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无记载。刘琳先生《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云：“（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分充国置南充国，见《续汉志》及注。分南充国后，充国在西，故后称西充国。蜀汉至晋，皆有西、南二充国（《蜀志》：谯周，西充国人；张嶷，南充国人。又见《晋志》《沈志》）。”又云：“李雄据蜀时期，因战争破坏，西充国荒废（见《寰宇记》），西充国并于南充国，所以常璩时只有南充国而无西充国。”新《南部县志（1994）》亦沿其说。盖《华阳国志》（下简称《常志》）是一本挺拔于方志之林的史籍，较《续汉志》《晋志》有权威性。刘琳先生校注《常志》，以廖寅题襟馆本为工作本，参阅其他诸本。校订后的文字是：
南充国县 和帝时置。有盐井。大姓侯、谯氏。
据任乃强先生《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称：“这段文字应当是‘西充国’，不是‘南充国’。”《后汉书》谓南充国“初平四年置”。“初平”，即汉献帝年号（193）。《三国志》称谯周“巴西西充国人”。周生于建安四年①，上距“初平四年”仅六年，其时已有西充国县。《后汉书》谓充国“永元二年置”，即汉和帝之第二年（90）。“有盐井”：西、南二充国皆有盐井，惟西充国尤多。“侯、谯氏”，皆为西充国大姓。南充国大姓为张姓。故任老先生言：“常氏崇用《汉志》与谯（周）陈（寿）之书，不当误属南充国。而自宋椠至于廖刻，皆误此为‘南充国县’，莫能订正。又脱西充国，而以平州足成七县之数②（见任老《常志校补图注》46页）。”张冠李戴，是则《常志》不见有西充国。按任氏考订厘补，原文是：
西充国县 故充国县，和帝时置。有盐井。
大姓侯、谯氏。汉末分置南充国时改名。
南充国县 汉末置。大姓张氏。
由充国古县所析置的西充国与南充国，一并载入《常志》，任老先生所校，庶复《常志》之真，不当有误。可惜此书面世，新《南部县志（1994）》书稿已经付梓。
《通典》“充国”云：“后汉初省入阆中。”任老校《常志》称：“盖光武时省，和帝时复置。”泛言之：光武时民赋不足以养官而省，至和帝时，賨民慕化者益深，汉民定耕者益多，乃复置充国古县。至献帝初平时，汉民开拓者益广，賨民渐已汉化，人口速增，故分充国置西、南二充国县。西充国古县历东汉及蜀汉、魏、晋，县名未改。至南朝刘宋，西充国更名“西国县”，西魏更名“晋城县”，唐武德元年（618）更名“晋安县”。北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晋安省入西水县。元宪宗二十年（1283），西水与新政、新井三县同时省入今南部县地。
其治所地望，南充国县东汉初平设治于南隆镇，地望不变，原充国县故治（今南部大桥镇境）为西充国县治。至南北朝，郡县建置混乱，省并纷繁，西充国治所无定，不敢究论。盖任老先生言，“西汉时充国故城疑在今嘉陵江东新政坝（今仪陇县城）之水运节点上”；“湘西武陵之充县（包括今重庆秀山、湖北来凤、贵州松桃），可能先名西充国”。“东汉时之南充国故城，应在蓬安县之周口镇”；“西充国故城，当在今南部县境之定水寺”（均见任乃强《常志校补图注》47页）。其说未见史料来源，亦未列出典籍文物佐证，属推论之词，殆未可信。
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普查地名，开展修志工作，蒲孝荣先生编纂《四川政区沿革与治地今释》一书发行全川，各地修志同仁皆奉是书为“蓝本”。该书称西充国县故城在“楠木公社”（今南部楠木镇）。古充国故城当在今南部县“柳邑公社”（今南部柳驿乡）。2006年，南充市政协编《走进百年古镇》，又称阆中的“天宫乡为古充国县先治故址”。笔者认同新《南部县志（1994）》以《太平寰宇记》所载可信：“充国县在新井县东北二十八里，去州六十里。”今南部县雄狮与万年两乡之间③为充国古县故治，即西充国县先治故址。
蒲孝荣先生言，西充国县故城在今南部县楠木镇，其依据是《隋书?地理志》：“晋城旧曰西充国，梁置木兰郡，西魏废郡改县名焉，有阆水。”楠木，即“木兰”的倒误。今楠木镇地处阆水（嘉陵江）之东。北宋熙宁四年（1071），省晋安入西水县，十一年后（元丰五年），新政县徙治于晋安县故治。笔者以为：新政徙治于晋安故治，若楠木、若东坝，似为情理之中；然晋安故治在今升钟镇晋安坝，新政徙治于百余里之外，则匪夷所思。虽则此说未成定论，但可以确定西充国县分置之初是以西水为界：西水之西为“西充国”；西水之东阆水之南为“南充国”。今南部县西河口之富利、王家，以及蓬安县的睦坝、高庙等地，在东汉时皆属西充国县地。
上世纪末，东坝镇郊之上乘寺故址，发现大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石碑一方，碑文称：“定觉山上乘寺庙产乃三国谯大人之业耳。”经文物部门核定和专家学者论证，“三国谯大人”，其时其人，非谯周谯允南莫属。东坝古镇，“谯氏俗产存焉”。足资可证，今南部县境西河之西，乃西充国古县腹地。过去判定南充国与西充国“以宝马河为界”，其说有误。
东汉之世，巴地分郡置县频繁，赖史籍所记缘由，兹溯源追述其后。
东汉后期，中原群雄纷争，军阀混战，其战火并未延烧到四川，巴郡地方相对安定。而阆水之滨，西河两岸，曾是刘邦夺天下的大后方基地，从军的人居多。西汉王朝建立，对有军功的人“先与田宅”（见《汉书?高祖记下》），称“军功受田”。中原移民入蜀亦可受田，称“迁徙受田”。加之开荒自由，田土可自由买卖，巴西地主与自耕农民的势力得到发展。汉灵帝时，益州剌史刘隽、郤俭“皆贪残放滥、取受狼籍，元元无聊，呼嗟充野④”。于是相继发生了“五斗米道”起义、賨民起义，以及马相、赵只攻打阆中、渠县等地的农民暴动。风起云涌的农民武装起义一旦殃及地方政权，官府辄派以重兵平靖。刘焉父子领益州牧，欲割据益州，“抚纳离叛、务行宽惠”，拉拢地方势力，更滋益了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地方势力控制地方政权，朝廷命官往往顺风倒，按他们的意图行事。如安汉豪强大吏赵韪建议要分巴为三郡⑤，刘璋则按其意图办理，使安汉县争得了“巴郡”的旧名。盖充国古县分县，乃谯、侯两大姓势力膨胀，把持乡议，恃西水之西的盐井、农桑优于西水之东的水道商运，所以据理力争分治；而官府又觉不愁征调赋役，亦欣然从之。此为分县的直接原因。
再者，巴郡、巴西郡为东汉混乱时期偏安之一隅，产业兴盛，人口速增，亦不可忽视。据《汉书?地理志》西汉元始二年（2）的簿籍推算，充国古县人户为1.4万户，人口为6.4万口。又以《后汉书?郡国志》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140）簿籍推算，时过140年，充国古县的人户为2.2万户，增加7700户，增长57%。人口为7.8万口，增加1.3万口，增长20%。自永和五年（140）至永兴三年（155），仅15年时间，充国人户又增1.1万户，达到3.3万户。人口又增5.6万口，即达到13.4万口。人户与人口的持续增长，迄至东汉末不衰。迨郡县开置，官吏、员役从职而至，觉其风土不恶，生活廉便，始陆续有人就城郊落业。经营商贸者皆获厚利，以致富盛。于是逐世益增，次第向江河沿岸拓展垦殖，成为官府依恃之民。其民亦恃官府保护，逐步向较远之丘陵山区地带开发产业。由于社会的相对安定，民族和睦，又推进工商业发展。工商业盛，腹地狭乡人民趋利而至，又促使人口激增，为官府提供赋役。
本来，西充国古县为紫土浅丘，“方山”地貌，其农耕技艺，移民初不习究，农业发展迟于他郡。经土著居民带动，民族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耕作技艺日益精进，民康物阜，始为一方乐土。《常志》引谯周《三巴记》诗云：
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
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
有余粮，才会有嘉酿。西充国古县的民谣，如历史底片反映出今南部县之东坝、建兴、大桥、王家等地两千年前古老的农耕面貌。农业惟举黍稷（小米、高粱），表明为中原型之旱地农业，其农作物不同于今世的稻、麦、红薯之类作物。诗的语言质朴，未用儒家文典，经谯周略加润色，成为千古绝唱，让后人广为传诵和品味。民族融洽，人口兴旺，商贸繁盛，社会丰乐，亦为增县置郡的一项重要原因。
注：
①谯周出生年 见《三国志?蜀书十二?谯周传》：泰始五年（269），“周语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杨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其出生年当在建安四年（199），上距初平四年（193）仅六年。
②平州：《宋书?州郡志》载，“太康”乃西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280—290），东汉无“太康”。平州置于西晋，非东汉置。
③充国城故址：《元和辅志》《太平寰宇记》皆云：“充国县治在新井东北二十八里。”（汉里小于今华里，汉1里合416米，今10华里合12汉里。）《南部县地名录（1983）》：“充国县故城在今雄狮、万年之间。”《走进百年古镇（2006）》称阆中“天宫乡为充国县先治故址。”天宫乡距新井（今大桥镇）40华里，与《寰宇记》所记不合。
④见《三国志?蜀志?刘二牧传》斐注引《汉灵帝记》。
⑤巴分三郡：刘璋按赵韪建议，划垫江以上（合川以北）为巴郡，治安汉（今南充市北）；江州至临江（今重庆至忠县、万县）为永宁郡；朐忍至鱼复（今云阳至奉节）为固陵郡。后来鱼复大姓蹇胤因为本县失去了“巴”名，于是向刘璋力争，又改永宁郡为巴郡；改固陵郡为巴东郡；改合川以上地方为巴西郡，治阆中。是谓“巴分三郡”。见《华阳国志?巴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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