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长征的红军文艺女战士王定国去世，享年10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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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2020年6月9日）上午11点06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谢觉哉同志夫人、老红军王定国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10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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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之子、著名导演谢飞发微博悼念
王定国1913年2月4日生，四川省营山县人。15岁被卖作童养媳。1933年10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参加了三过雪山草地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机要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是第五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16年12月入选“感动中国”2016年度人物候选人。
2006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中国艺术报》曾组织大型采访活动——“重走长征路”，四川采访组在成都专访了王定国，推出长篇通讯《王定国：亲历长征的红军文艺女战士》。当年，《中国艺术报》还刊发了王定国的长文《我随“新剧团”长征》。今天中国艺术报微信公众号特别推送这两篇文章，送别王定国老前辈，铭记她和前辈们的故事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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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摄于2006年4月
王定国：亲历长征的
红军文艺女战士
康 伟 孟祥宁 江永长 邓 风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6年4月21日5版
向我们走来的王定国老人没有想像中高大。但是，当她坐在成都金牛宾馆三号楼会客厅用地道的四川口音向我们讲述她所亲历的长征，作为晚生后辈的我们情不自禁地仰视这位96岁高龄的老人。她朴实的穿着和话语，让我们很难相信，她就是著名的红军文艺战士、就是革命前辈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虽然她的回忆有时需要她的儿子谢亚旭的提醒，但她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是弥足珍贵的红色诗篇。当王定国老人获悉本报采访组将在四川“重走长征路”时，她不仅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还郑重委托我们，多拍摄一些当年她长征走过的地方的图片送给她作为最好的纪念。我们郑重地接受了她的委托，因为我们深知，这与其说是为了满足一个亲历长征的红军文艺战士的心愿，不如说是为了表达后来者对老前辈的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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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中国艺术报》重走长征路(四川)采访组与王定国老人（中）在成都合影
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我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当时主要宣传放脚、剪发和男女平等。
中国艺术报：您是在什么情况下了解到红军的？
王定国：我出生在四川营山县安化乡。红军到来之前，当地就有川东游击队进行革命活动，王维舟是川东游击队的领导。1933年10月，许世友率领红九军打到营山，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营山县苏维埃政府，我在其中担任内务委员。同时还成立了个妇女独立营，一共有400多人。我担任妇女独立营营长。
中国艺术报：您在工作中一定与许世友有过接触，您对许世友有什么印象？
王定国：当时他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能打仗，走路速度很快。但他来营山之前我没有听说过他。
中国艺术报：当时您主要做什么工作？
王定国：主要是做三件事情：宣传放脚、剪发和男女平等。我很小的时候就把头发剪了。小的时候我也绑脚，这是父母要求的，但我觉得走路走不了，也劳动不了，大概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我就把脚放了。当时有人告诉我，头发长，容易被别人抓住，我就下决心把头发剪短了。
中国艺术报：你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二十出头，按照当时的社会环境，这样的年龄应该已经有了婚约。家里当时有没有给您找婆家？
王定国：许过一家，我不是童养媳吗？但是我跑回来了。父母很生气，但他们气他们的，反正我就不回去。我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
中国艺术报：从宣传放脚、剪发、男女平等到坚决不当童养媳，您的这些举动都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反叛。您主要是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王定国：当时有好几个人住在我们家里。其中有个卖布的，叫杨克明，后来我知道实际上他是一个地下党员。杨克明经常给我讲一些新鲜的事情和道理，给我很大影响。还有张静波也经常在我们家。我们家房子靠山的一边地下有个门，如果有人从前门来抓他们，他们可以通过这个门出去，靠着大山的掩护就能避开追捕。因此可以说，当时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地下交通站。我举个例子，后来我到了延安，才看到油印机，才知道它在宣传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我这才想起来，当时我们家里就有油印机。杨克明、张静波他们就用油印机来印刷革命传单。当时我们家里有个地窖，油印机都藏在地窖里。
中国艺术报：房子是你们家自己的吗？
王定国：是租的，因为这所房子在街上，可以搭几个桌子，并且还有后门。有一个姓李的，每天给5斤酒让我妈卖。其实那个酒里面掺上了几斤水，大约要掺三分之一，这不是为了卖假酒赚钱，而是为了装给别人看。因为加了水，就不容易喝醉，在装作喝酒的时候，看到有可疑的人，就通知杨克明、张静波他们，他们就可以安全地从后门离开。
中国艺术报：当时你们家经济条件怎么样？
王定国：穷得很，穷到没有饭吃。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爸爸去世的时候家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弟弟就拿个手巾当作孝布，四处讨钱，最后做了一副棺材，把父亲埋了。我们家这样的状况，在当地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艺术报：那您当时靠什么维持生计？
王定国：就是靠给人家磨豆腐。当时用的是腰磨。给人家磨豆腐的报酬，就是给我一点豆腐渣、麦麸子，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中国艺术报：您有没有兄弟姐妹？
王定国：我是家里老大，还有弟弟、妹妹。他们受我的影响非常大，后来都参加了红军队伍。
中国艺术报：参加红军主要做哪些工作？
王定国：我作为妇女独立营的营长，去了通江、南江作战。当时天天打仗，不打不行。但我们没有枪，就是拿个棍子、棒子、扁担、锄头什么的，刀也少得很，后来我才有了枪。但有的时候，我们打一仗还俘虏了100多人呢，一方面是我们打仗英勇，另外，军阀的军队很多士兵都抽大烟，烟瘾一上来，就指挥不动了。这时候我们就冲上去把他们的枪缴了，抓了回来。
中国艺术报：鲜为人知的是，您后来还当过卢森堡经济公社社长。
王定国：我当时在通江当过一段时间卢森堡经济公社的社长。为什么办卢森堡经济公社呢？当时国民党军阀对川陕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盐非常紧缺，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公社，想办法解决吃盐的问题。我们把卤水提上来熬盐，向根据地提供盐。当时盐是苦的，但作用很大。卢森堡经济公社当时有很多船队。当时抽鸦片的人太多。我们就在江边熬盐，不戒烟的就不给盐吃。去年我们还去当年的川陕根据地找卢森堡经济公社的地点，知道大体位置，但房子已经不在了。后来红军开始长征，卢森堡经济公社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我就跟着部队走了。
贺龙骑在马上把鱼钓上来，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放点儿盐在锅里一煮就吃。我在长征路上进了剧团。
中国艺术报：您是什么时候进剧团的？是您自己喜欢还是组织安排？
王定国：我是在长征路上进剧团的。当时我们妇女独立营很多队员都牺牲了，没有牺牲的人就被分到了部队的各个部门。我刚开始的时候到了苏维埃学校，学一些简单的字，学习时间不到3个月。把字写在别人的背上，如简单的“人”、“风”等字。我之前不识字，没有文化。之后被分配到了保卫局，当连长。当年我手下的一个排长现在还活着，前段时间我还去看过她。
赵明珍当时在舞蹈队，为战士们演出。有一次她跟我说，你不要在保卫局了，给我们化妆吧。于是我就从保卫局到了舞蹈队，给她们化妆。
中国艺术报：您去舞蹈队之前剧团是不是已经成立了？
王定国：没有，当时就是几个人组成的舞蹈队。我们那年去武汉看赵明珍的时候，当时她身体不是太好，用轮椅推着，当时还有几个老红军，她还跳了一下当年的舞蹈。
中国艺术报：剧团当时有多少人？
王定国：20多个人，是一个团级建制。剧团有乐队、舞蹈队等，还有道具股等。
中国艺术报：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你们的化妆用品从哪里来？
王定国：当时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我记得是用墨汁画眉毛，用买的红纸等当作口红，比较简单。服装更简单，穿什么就是什么。很多衣服是从地主家里拿来的，演地主的时候，就穿上他们的衣服。演老百姓的时候就穿老百姓的衣服。当时很困难，没有什么东西，用来化妆的东西非常少。
中国艺术报：您当时化妆是如何琢磨角色的？
王定国：当时我认真考虑人物，要化得像一些，好看一些。化妆都是我自己想的，自己想什么就化什么，全靠自己。当时的化妆很简单，在演出中经常出现化好的妆被弄坏的情况。
中国艺术报：当时主要演什么节目？
王定国：主要是跳舞，比如红绸舞等。《八月桂花》这个舞蹈，走到哪儿都跳，因为这是庆祝苏维埃政府成立的。这些舞蹈有些是改编的，有些是创作的。我们有自己的导演，我记得当时我们的导演是于实甫，他导演了《红军长征歌》等。他从哪儿调来的我不清楚。
中国艺术报：当时剧团叫什么名字？
王定国：前进剧社，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剧社负责人是易勇君。当时我是道具股的股长，到处借老乡的东西。每到一个地方就向老百姓借演出需要的道具。长征途中要得到道具很不容易。道具不全，演出就很不像样子。
中国艺术报：道具股有多少人？
王定国：七八个人，负责跟老乡借门板等道具，道具不能带走，演完后就会还给人家。下一个演出再接着找。途中演出也要化妆，不化妆演出效果不好。
中国艺术报：你们在长征途中采取什么样的演出形式？
王定国：主要是啦啦队的形式，我们唱歌、跳舞，为部队鼓劲、加油。为了演出，我们必须先跑到前面等部队上来，给前面的战士表演完后，又要往后跑，给后面的部队演出。演出完之后，又要再往前走，准备下一次演出。另外，我们还必须到各个部队演出，必须在各个部队之间来回穿梭。因此，剧团基本上没有休息时间。很多歌曲，都是一个旋律，然后根据红军的战斗情况改成不同的词。剧团演出的效果非常好，大家非常欢迎。
中国艺术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的时候，你们演出了哪些节目？
王定国：表演的都是老歌，临时在简陋的条件下就演出了。主要是联欢的性质。当时剧团有廖承志等很多有文化的人。
中国艺术报：剧团除了演出是不是还要打仗？
王定国：我搞游击队的时候没有经过军事训练，但长征途中我们边学边打。当时剧团没有武器，枪很少，只有剧团领导有枪。长征途中很危险，天天准备打仗，一心想着往前走。
中国艺术报：你们的工作是鼓动别人，那你们自己的精神状态是不是很好？
王定国：我们很乐观，不乐观不行，否则演出就没有很好的效果。
中国艺术报：作为红军的文艺战士，当时有没有得到别人的照顾？
王定国：没有，啥都没有，没有枪，也没有受到特别的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有饭吃就行。我们把地主家的粮食分给老百姓吃。长征途中不是每天都能吃饱饭，有时能，有时不能。中国艺术报：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有没有什么快乐的事？
王定国：其实再艰苦，我们也有快乐，艰苦不见得不快乐。比如长征途中，贺龙骑在马上把鱼钓上来，往后一甩，我们就捡起来，放点儿盐在锅里一煮就吃。当时很乐观的。煮饭的蒲班长，背着一口大锅，从后面根本看不到人，只看到两只脚。这些事情现在看来也许很艰苦，但我们真的很乐观。
因为不认识字，拿报纸总是拿错，谢老才开始系统地教我学文化，后来也会写诗了。70岁后我又开始学书画，画了很多画，很有激情。
中国艺术报：从不识字到现在写书法、画画，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文化的？
王定国：红军长征途中，剧团每个人的背上都写着一个字，后面的人就认。一边行军，一边学文化。看完一个人背上的字，就看另一个。长征胜利后我到了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谢老，因为工作需要，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文化。在办事处工作的时候，因为不认识字，拿报纸总是拿错，谢老才开始系统地教我学文化，后来也会写诗了。70岁后我又开始学书法、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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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王定国与谢觉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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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在谢觉哉铜像揭幕仪式上
中国艺术报：您跟谢老是怎么认识的？
王定国：在阿坝卓克基，红一、红四两个方面军都在为过雪山做准备。有一天，我和几个战友正在河边洗衣服，一位老同志从桥上走过来对我说：小同志，请你帮帮忙，要过雪山了，我搞到了一点羊毛，请帮我把两件单衣合起来装上羊毛，缝成一件羊毛衣。他说自己叫谢觉哉。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第二天我去送衣服的时候，他接过羊毛衣说：谢谢你，缝得很好。他还给我介绍了他身边的徐特立、董必武、周恩来等著名的领导人。告别时他还特地嘱咐我们要多准备一些辣椒，可以御寒。我们再次相逢，是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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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为《中国艺术报》题词
中国艺术报：听说您准备办一个书画展览？
王定国：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长征胜利60周年的时候，是我的创作高峰，画了很多画，如《强渡嘉陵江》、《红军不怕远征难》等。当时参加长征的女红军还有40多位，都在《强渡嘉陵江》上签了名。我没有学过画画的知识，但我很有激情，对红军题材非常有感情。现在眼睛不好，画不了了。
中国艺术报：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您这次来到四川，是不是也是为了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
王定国：这里是我的家乡，也是我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我对这里有很深的感情。现在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更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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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王定国与四川老根据地老红军合影
中国艺术报：您身体这么好，有什么好方法？
王定国：没有什么诀窍，就是吃饭，胃口非常好。运动量非常大。经常有客人来找我，我一点也不疲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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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定国在阅读《中国艺术报》
我随“新剧团”长征
王定国
原载《中国艺术报》2006年10月20日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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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王定国出席中国文联、中国影协和中国艺术报主办的“我和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座谈会”
在红军“新剧团”里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长征到达贵州省。为迎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准备，加强宣传工作，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决定扩大宣传队伍，将原有的剧团规模扩大。我因为平时爱唱爱跳，组织上就将我调到剧团工作。
这个剧团先后直属于川陕省委和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是红军时期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文艺团体。它的前身最早是陈其通领导的一个小宣传队，后来逐步扩大，随着川陕苏维埃的建立，由一个剧团发展成4个剧团。剧团的领导先后有：杨忠珍、陈其通、易维精、周武功、汪显臣、赵明珍、刘文全、廖赤健、于实甫、李忠玉、李玉兰等。这个剧团的名称先为“兰衫剧团”、“工农剧社”，群众一般都称之为“新剧团”，因为演的是新内容、新形式的新剧，故而得名。
我到剧团时，共有4个分团。我被分配到新组建的四团。初到剧团感到什么都很新鲜，我虽然平时爱唱爱跳，但真正上台参加文艺演出，还是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就努力向老同志们学习。好在剧团大部分同志都和我一样，是从农村出来的，谁也没有接触过文艺，都是凭一股子革命热情，边教边学，边学边干。我也就很快适应了工作。我在剧团参加唱歌、跳舞，也演新剧，扮演劳动妇女之类的角色，而我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服装、化妆、演出部门的事情。
剧团经过几年的实践，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了自己经常演出的节目，有自己的乐队和演员阵容，一般都是随军行动，走到哪里戏就演到哪里，演出形式多为“旧瓶装新酒”，如歌曲的调子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山歌，而内容却是随时根据部队和地方的新人新事现编的，也有一些新创作。
演出内容主要是3个方面：
宣传红军革命战争和创建苏维埃政权的伟大胜利，号召广大群众踊跃支前和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作战的英勇事迹；
宣传各个时期红军和苏维埃政府的中心任务，如戒烟、分配土地，扩大红军、巩固苏维埃政权等；
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对广大劳苦大众剥削压迫的种种罪行，启发群众阶级觉悟。
文艺形式有：歌剧、话剧、歌舞、双簧、莲花落、活报剧、对口剧，还负责在墙头写标语、演讲、散发传单等等。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夹金山麓胜利会师。于洪远带领我们4个团的12人去送慰问品，欢迎红一方面军。不久，红一方面军的中央机关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懋功会合，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件大事，也直接影响到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的许多事，留给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
首先，在庆祝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的联欢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央领导。在后来的漫长革命生涯里，我有幸结识了这些中国革命的伟人，并得到了他们的教益。在联欢会上，我们和中央军委文工团联合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李伯钊跳了优美的舞蹈，陆定一写的《红军两大主力会合歌》，表达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的欢乐心情，深受大家欢迎。
雪山足迹与草地篝火
红军长征最艰难的岁月就算爬雪山过草地了。一座比一座更高大的山岭白雪皑皑，寒风怒吼，毫无大自然的温柔细语，更无生命的痕迹。现在回想起这死一般寂静的世界，也不禁令我惊叹当年我们红军是怎样翻越了这亘古至今无法逾越的屏障。我感觉到，留在雪山的足音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雪山上的足迹仍在我的眼前展现。
我们克服了张国焘南下分裂红军所带来的巨大牺牲，又面临着自然界的巨大威胁——雪山。生活在现代的人，是很难体会到我们当时的艰辛的，一定会反复研究我们怎么能走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物资条件极为匮乏的地区。我记得仓德山是红军长征时翻越的第四座雪山，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翻越了夹金山、梦笔山、长板山。我们到达仓德山，黑山县委为我们准备了干粮，藏族同胞作向导，我们便开始了爬山。由于山势高大，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我们上山时，还是阳光灿烂，爬到半山就云涌雾罩，冷风袭人，细雨绵绵，爬到山顶时，本是浑身大汗，被冷风一吹，双手僵直，几乎抓不住木棍，耳朵痛得如刀割。这一天，虽未降雪，但是下山时却遇到了暴雨雷电。雪山上只有稀疏的矮草，无处躲避狂风骤雨，道路又无法辨认，只好朝一个方向向前走。然而坡陡路滑，我们几乎是连爬带滚下山的。
我记得下长板山时，我们也是滚下来的。炊事员把随身带的锅都摔碎了，只好挑大块儿的捡一块，用石头垒起，把碎锅块儿放上，烤麦子充饥。我们到了山脚的打鼓寨时，已浑身泥浆，只留得两眼还能认认路，人也累得东倒西歪，疲惫不堪。寨子在高高的山南坡，十分贫困，红军经过时青稞尚未成熟，只好用野菜充饥。气候恶劣，而我们又体弱衣单，但我们怀着一种北上的信念，毅然地来到了最后一座雪山——打鼓山。
打鼓山也和其它4座山一样，海拔在4000米以上。应该说最后一座山是最容易过去的，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作用。但我们却面临着巨大的困难。首先我们没有任何粮食，只能靠野菜充饥。同时打鼓寨的藏民，由于反动分子的胁迫，几乎躲避一空。山高天寒，道路陡险，而且红军长征时正值夏季，身上只穿着单衣，许多指战员都是南方人，从未度过严冬，面对这样的气候，只能靠辣椒、开水御寒，一步一喘、一步一停地向前艰难地走去。
当我站在山巅时，望着白雪中长长的队伍多么希望有一架照相机把它照下来，或者用画笔画下来，那该有多好。我想，我们红军走过的这些高大的山岭，重重的足音足以使这里沉睡了几千年的雪山再也无法沉寂下来了。
1936年7月底，我们刚翻越了雪山，抵达松潘、毛儿盖，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征程。
红军长征，部队大多通过刷经寺路口进入草地，这一带海拔3000米以上，人烟稀少，生活极为艰苦。刷经寺路口附近只有几户人家，红军只能筹集到极少量的青稞，粮食问题仍是无法解决。但我们抱定，只要有野菜吃，能填饱肚子，有力气，我们就能走完这段路。8月，征服草地的任务开始了。
草地纵横600里左右，一望无际，气候也跟雪山一样变幻莫测。中午晴空万里，太阳高照，烤得人们汗流浃背喘不过气来;下午突然黑云密布，雷声隆隆，暴风雨夹杂着一阵阵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黑夜来临，气温骤降，达零度以下。草地上到处是草墩子的泥沼，人们只能踩着墩子前进，一不小心掉进泥沼，越挣扎便陷得越快越深，直至被黑水完全吞没。沿途的水大都含有毒汁，喝下去又吐又泻。四野茫茫，找不到粮食，野韭菜、野芹菜、草根、皮带……都成了红军充饥的食物，饥饿夺去了许多指战员的宝贵生命。我们剧团的演员李荣因饥饿难忍，把寺院内的佛像肚子内藏的粮食取出来，煮饭时被领导发现后，饭没让吃，还被罚背水4天。汪显臣成天在后面提醒大家不要掉进泥沼中去，他像牦牛一样常把别人的东西驮在背上。当人陷入绝境时，人性的另一面常常会呈现出来，以至超越任何力量的约束，但是我们的红军却以严明的纪律、坚韧的意志和高尚的情感克服了外界和心灵的巨大压力。
草地行军艰苦异常，但也有不少苦中寻乐的事。有次夜宿，何芝芳坐在湿地上打盹，把随身带的粮食放在身边，没有背在背上，睡着时，被猴子把她的粮食拖走了，她伤心得哭了起来，她比我们小，见此情况，我们每人分点给她。第二天，猴子又把口袋丢在路上。李维一用一把扫帚头做一支假枪，趁猴子来时，就把假枪拿出来，把猴子吓跑了。李汉斌用毛笔在嘴上舔，猴子看着他在舔，也拿起毛笔舔。正当我们看着猴子被戏弄时的样子好笑时，我们的马忽然陷进了泥潭，它们越挣扎，越往深处陷。在这危险时刻，大家赶快跑到前面，迅速将物资卸下来，大家站在泥潭中，由前面的人抬、后边的人拖，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一步一步地把马抢救出来。
这时天已黑了，我们在草地中小心翼翼，择路而行，无奈泥潭太多，人和牲畜又多次陷进泥潭。等大家用尽全力走到安全地带时，已是满天星斗。经过检查除了风琴等重要物件没有被打湿外，毯子、衣服及随身带的干粮都打湿了，大家到处找柴火，点着了，围坐在火堆旁烤湿衣，用混浊的水煮茶，吃起了被泥水泡烂的干粮。
篝火在空旷的草地上熊熊燃烧，我们感到了温暖，每个人的心伴随着火苗在不停地跳动着。经过40多天的艰苦跋涉，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到了班佑，前面就是包座。
一年前我们和红一方面军共同北上，徐向前指挥攻打包座后就接到命令南下了。我们今天终于回到包座这个地势险要的地方，虽然已经过了一年时间，但战争的痕迹依然举目可见。
我们经腊子口过哈达铺，抵达岷州(今岷县)，部队打岷州几天未攻下。我们就绕过岷州到了洮州，敌守军投诚，交出布匹、粮食和马匹。在岷州、洮州，我们驻扎了一个来月。有了粮食，一大锅一大锅煮出来，有小麦、碗豆、蚕豆等，同志们放开肚皮，一阵猛吃。有不少同志由于长时间没尝到粮食的香味，初见这香喷喷的食物，拼命地吃，不少人胀得肚子都疼。李伯钊领我们到投诚的李司令家去做他家属的工作，动员她劝丈夫和红军一道走。她当时答应得好好的，可是第二天一早要出发时，他们趁黑夜溜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红军，曾经历了怎样一段生活，怎样的处境啊!我们这几个剧团，女孩子多，又年轻，几乎天天都长途行军，又累又困，行军时经常碰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在队伍暂时停止前进的片刻，站着也会睡着，一叫开步走，往往就跌倒。有时夜行军途中，忽然命令原地休息，一坐下就睡死过去，醒来一看队伍已无影无踪，这一下急了，拼命地追赶几个钟头才跟上队伍，这时就又哭又笑。长征这一路上真是千辛万苦，万般险恶，好在我们挺过来了，终于到了甘肃省会宁城，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
长征中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我们经过千辛万苦跋涉了雪山草地，正准备继续北上时，张国焘闹分裂，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胜利到达陕北根据地。我们剧团经过阿坝随军南下到达天全、芦山一带，在丹巴，不知剧团领导犯了什么错误，被抓起来了，由刘文全接替她工作。这时，来红四方面军慰问的李伯钊和中央军委文工团20余人，未能返回红一方面军，就和我们合在一起，合编后改称“前进剧社”，社长是李伯钊，政委易维精，把原来4个剧团重新整编为3个剧团。剧团工作由李伯钊主持，在芦山举办训练班，她亲自教“农民舞”、“海军舞”、“乌克兰舞”、“高加索舞”，还排演了歌剧等，剧团骨干力量加强了，节目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这时廖承志、朱光、徐以新也参与剧团的演出，他们上台演出并兼作美术工作。
1936年1月中旬，我们在刘文全带领下，剧团又翻过夹金山回到红五军驻地丹巴。红五军三十七团调到驻丹巴东南130余里的牦牛村阻击敌人。剧团奉命到大炮山慰问三十七团。这是一座很荒凉的雪山，人烟稀少，野兽很多，经过艰苦行军，走了整整两天两夜才赶到大炮山脚下的牦牛村。从望哨向南俯瞰，山下全是敌人的驻军营地。敌人万万没有料到，在他们看来这荒无人烟的雪山上，竟会有红军自天而降，更难想象还有这么一支红色文艺轻骑兵，飞临到这冰天雪地的前哨阵地慰问演出。
三十七团指战员听说剧团战友冒着风雪，长途跋涉来前沿阵地演出，高兴极了，提前为战友做饭、烧水，并派人前往迎接。等剧团一到阵地就敲起了锣鼓，整个阵地顿时有了生机。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战士们的脸，脸部肌肉冻僵了，手脚冻麻了，可这喧闹的锣鼓声却温暖了每个战士的心。演员登场前，冻得浑身发抖，可一上场就什么都忘记了，那惟妙惟肖、绘声绘色的表演，拨动着每个战士的心弦。演出结束，剧团战士向指战员们告别时，好多战士激动地哭了……
对战士来说，剧团给他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场文艺演出，而是送来了一颗颗火热的心。在面对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战士们需要沉着的思考，也需要欢快的歌声。在特殊的战斗环境中，越艰苦，越需要文艺战士用歌、用舞、用戏剧等等形式鼓舞人们克敌制胜的勇气。文艺战士则在广大指战员的英雄主义行为中汲取了无穷的艺术源泉。后来张际春同志在北京对我说:“当时的剧团，对我们鼓舞很大。”三十七团原属红五军建制，这支英雄钢铁后卫部队，从长征以后，几渡湘江，全靠一双铁脚板，一夜急行140里，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在江南岸坚守了9天9夜，保证红一方面军安全渡江，战功卓著。剧团刘文泉等编导把这些素材在半天之内编成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第二天就地演出，三十七团广大指战员看见自己的战斗经历十分亲切，表示一定守好南大门，保证主力部队休整。
1936年2月中旬，剧团随红五军赶到党岭山下，休整了一天做好翻山准备，剧团战士每人准备了好几个松明火把，为上山照明使用。第二天凌晨3点，部队向党岭山进发，按规定必须在12点以前翻过山顶。剧团战士不怕天寒地冻，在山高路滑的艰险行军中，为鼓舞红军战士奋勇登山，他们站在冰天雪地里当啦啦队，在行军的队伍中间前后奔跑，唱着红军战歌。山风卷着雪花，漫天飞舞，单薄的军衣，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越往上爬，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一步一停，一步一喘，谁要是停步坐下来想休息一下，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因此每个人都拼尽全身的力气，相互搀扶着前进。有的被狂风卷进山谷，有的踏虚了脚连人带枪跌落雪坑。剧团老炊事班长、共产党员张德胜就是滑到雪坑里牺牲的。眼睁睁地望着老班长滑下去，顷刻间被大风雪埋得无影无踪，同志们失声痛哭。这时，指导员廖赤健带头高唱刘瑞龙、李伯钊合写的《雪山行》，用歌声激励同志们继续前进。快到山顶，突然下起一阵冰雹，核桃大的雹子劈头盖脑地打来，打得战士满脸肿疼，有的战士用手捂住脑袋，有的干脆把背包顶在头上，依然坚持向前。冰雹过后，晴空万里，阳光耀眼。到了山顶休息片刻，又像坐滑梯板那样，一个接一个向山下滑去。山下如同另一个世界，有天然温泉，剧团战士们痛快地洗了一个温泉浴，减轻了几个月来的紧张和疲劳，然后经道孚在炉霍休整了几天，最后到达甘孜。
红四方面军南下以来，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造成的恶果，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中遭受重大挫折，实践证明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彻底破产。1936年8月，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四川甘孜地区，实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会师。
为迎接红二方面军，总部动员全军赶做慰问品。剧团战士心灵手巧，就地取材，用蔓青(即萝卜)当纺棰，把生羊毛捻成两股细线，再合成一股粗线，用以织毛衣、毛袜。没有工具，就用竹子削成精细适宜的竹针，然后进行编织。同时，还用土办法把生羊毛揉得软一些，做成背心，可以御寒。此外剧团还派出了宣传小分队随红三十二军罗炳辉部队前往迎接二、六团，并演出了文艺节目，慰问长途跋涉到来的兄弟部队。
红二、四方面军在党中央的部署下决定共同北上抗日，与红一方面军大会师。这样我们又开始了长征，再一次跨越雪山草地。
“新剧团”里的红小鬼
我在“新剧团”时，剧团内有许多年纪很小的战士，大的不过十五六岁，小的只有八九岁，在我们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在长征的艰难道路上，他们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他们中有的早已牺牲了，有的还健在，我现在记下了他们中的几位，作为对他们的怀念。
四川省猴子多，我们剧团的小鬼们和猴子曾发生过多次“战斗”。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剧团的马娃子12岁，长得圆头圆脑，很逗人喜爱，他口齿清楚，说话伶俐，所以常常担任报幕员的角色，深受战士们的欢迎。
行军途中，他总是拉着首长的马走在前面;晚上宿营时要给首长搭棚棚，向老乡借门板，借草铺床;半夜还得担水喂一次马，样样都做得很认真，把任务完成得很好。
一次马娃和首长及几个战士去完成一件任务。在途中休息时，马娃把马缰绳拴在一棵树上。忽然从山上下来一群马猴子。仗着它们猴多势众，光天化日之下就把马缰绳解开，牵走了马。马娃一见就急了。因为马是首长行军执行任务的重要工具，丢了马要影响首长工作。他就飞身上前与猴子抢夺马缰绳。众猴子团团围住马娃厮打，马娃身上伤痕累累。马娃急眼了，抄起鸟枪就朝猴子开枪，当即打死了一个猴子，猴子吓得闻风而逃，战士们也赶来帮助马娃把马追回来了。
马娃这次表现出的勇敢负责精神，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夸奖、表扬。可惜这匹从猴子手中夺回来的马，后来过草地时陷入泥沼中死掉了，此后马娃把首长和自己的东西都背在肩上行军，仍总是那么默默地一步步向前走去。现在我眼前好像还闪现着他那紧紧赶路的瘦小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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