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忘却的升保起义（上）
千年飞蛾树。升钟寺起义纪念室。
升保起义时用过的武器。
□文/图 杜阳林
四川南部县升钟镇张家嘴村的村口，矗立着一块“红军村”的标牌。弃车步行，沿石阶爬到半坡，一棵参天大树映入眼帘。走近千年飞蛾树，如同走近历史的褶皱。
浓荫繁茂的飞蛾树附近，散落着几座张家嘴村中先祖的坟墓，其中一个属于张蒲香。这是一位勇敢、机智又心怀大义的女人，她随丈夫张友民一道参加革命，长期担任升钟地下党组织的通讯联络和站岗放哨工作，千年飞蛾树，因所处的地理位置高，隐蔽性好，是张蒲香天然的“观察哨”。她去世前嘱托家人，要将自己葬在飞蛾树旁边，即使化为飞烟，也能久久陪伴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守护过的梦想。
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
1932年11月，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数千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震撼全川的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随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被害群众多达400余人。
“升保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四川的一次农民武装起义，起义队伍正式打出了“川北工农红军”的旗号。起义牵制了团防兵力，为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民不聊生积蓄革命反抗力量
1927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摸索出一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在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共地下党四川省委先后组织领导了万源固军坝、涪陵罗云坝和达县虎南坝起义，但均因条件不够成熟，准备也不够充分而宣告失败。
此后，省委经过调查分析，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南部县的升钟保城地区。此地属剑门山脉中段，山岭绵延，峰高林密，道曲路险，地形复杂，易藏难寻，易守难攻。组织起义行动，活动空间较大，有利因素较多。
升钟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第29军的防区，当时，29军为了巩固已经占据的南部、阆中等二十六县地盘，伺机向外扩张，便对防区内的人民实施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上行下效，驻防南部的29军4师旅长李炜如在南部设立了二十余种匪夷所思的苛捐杂税，通过各级政权强行征收。有些捐税还堂而皇之征收在时间前面，大搞预征，如“押粮捐”一项，民国二十一年时就预征到了民国三十八年，有的甚至预征到了民国六十七年，农民交不出租，即被关押吊打。面对“苛政猛于虎”，老百姓唯有含泪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
税赋沉沉如铁石压肩，同时土地兼并现象还十分严重。升钟乡小河村有310户人家，3376亩地，可三家大地主就占去了 2000多亩。地主豪绅们利用手中握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优势，不择手段地对农民实行高利、高租盘剥。放贷实行“跟斗利”、“翻山利”、“月百钱”、“光头利”，地租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导致这一带的普通农民，生活苦不堪言。
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同南部籍中共党员马安华、傅小荩、孙肇明、李载浦、李蜀俊等人回到家乡南部县，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革命力量。家住升钟张家嘴村的进步知识青年张友民，成为在南部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张友民曾担任南部县团练局长，因支持中共南部县特支领导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党务案运动”，被驻南部的4师旅长李炜如撤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1930年10月，张友民经省参议员陈任民推荐，任南部县公安局局长。张友民以此身份为掩饰，秘密从事地下党活动。他配合党组织，先后安排了几名党员打入南部县和升钟区保安团。
张友民利用升钟区高级小学建校之机，将地下党南部特支组织委员张思俊等四人介绍到该校教书，后又在学校发展了一位本地老师入党。
1931年4月，张友民被县长撤去了县公安局局长的职务，回到升钟老家张家嘴村，这进一步加强了该地区党的力量。地下党四川省委作出决定，将南部县作为省委农运工作中心县，工作重点落在南部县的升钟保城地区。
1932年初，地下党升钟区委成立，在张友民的领导下非常活跃，办有油印《红球月刊》《斧头月刊》《镰刀旬刊》等宣传刊物，这些宣传品秘密地在南部和邻近几个县乡村散发，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敌情突变精心组织将计就计
1932年6月，四川省委再次作出决定，进一步加强南部县升钟、保城地区的农运工作，尽快组织武装暴动，开展游击战争，与川东的斗争衔接，建立川东北革命根据地。随后制定出了《阆南游击计划》。为了尽快实施《计划》，即派省委候补委员覃文为特派员，会同南充中心县委书记罗南辉、阆南县委书记李泛山赶赴南部升钟、保城，督促指导暴动准备工作。
1932年11月初，升钟区农民协会秘密成立，下辖八个乡农协，会员两千多人。区农协油印了农协《纲领》《章程》，发放到所属乡村。受其影响，南部、阆中、苍溪、剑阁、盐亭、梓潼几县与升钟保城地界相连的乡村，也先后秘密成立了农民协会。
此时，田颂尧与刘文辉的“军阀争强地盘”大战在即，彼此剑拔弩张磨刀霍霍，田颂尧为了征集军粮、巩固后方，在防区内一面加紧催收捐税，一面又对地下党进行清剿。农民群众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尽快举事。
1932年11月中旬，南充中心县委报经省委同意后，作出了立即举行暴动的决定。覃文、罗南辉、李泛山和南充中心县委特派员何芗，根据上级指示，急赴升钟组织暴动。同时，还抽调了懂军事、枪法好、有起义经验的汪治国，以及长期做妇女工作的闵一涵、闵能厚及从事学生运动的项兆开等二十多人，前往参与暴动。
11月20日，夜风习习，枯草凝霜，晚空漆黑无星，张家嘴村一派静谧祥和，除了偶尔传来的几声犬吠，村庄似乎沉浸到香甜的睡梦之中。张友民家中，却充溢着一种紧张、兴奋、庄重并存的气氛。张蒲香在门外机警地放哨站岗，门内，正召开着一次注定载入史册的重要会议。
覃文主持会议，参与暴动准备的领导全部参加。会议决定从八个乡农协抽调160多名精干强壮人员组成突击队，由指挥部直接掌握指挥，起义时间定在了11月30日。
在我方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同时，敌人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到我方将于近日举事。敌人一方面密报县政府，请求县保安团派兵支援，一方面又密谋策划利用11月25日升钟区保安团团总何义普为儿子何光荣娶媳妇办婚礼之机，邀请张友民等赴宴，席间将其一网打尽。秘密打入区保安团的杜彦波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上报区委。
情况突变，时间紧急，之前的一切部署都须及时调整。既然敌人已知起义计划，激战在所难免，现在就看谁能抢占先机，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敌人不是想趁着何义普娶儿媳妇为遮掩，诱我方赴“鸿门宴”吗？不如来一个反客为主的将计就计，就将暴动第一枪，设在何团总儿子的婚宴上。
11月23日夜里，覃文在升钟铁炉寺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将暴动时间提前到11月25日。会上宣布覃文为暴动总指挥，罗南辉负责政治动员，张友民为军事指挥，具体负责暴动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宣布了各乡农协会的任务，以及参加人员的标志、各部之间的联络信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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