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爽代孕弃养竟然不是个案！全国400件代孕纠纷案更多奇葩案例
郑爽与男友海外代孕，分手后选择弃养两个孩子，无疑是近日除疫情外最受关注的事件。1月18日、19日，两段郑爽一家人讨论孩子如何处理的录音先后曝光。在录音中，郑爽直言孩子打不掉真烦，又说孩子可以送人，也算做了一件好事；而她的父亲则更为直白地说“孩子不能要”、“养不起”、打算弃养。这种视生命如儿戏、视孩子如玩具的态度，在全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针对涉嫌代孕弃养问题，郑爽发文称“在中国国土之上我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我也更是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疑回应称其行为并未违反中美法律。但是由于全程并未正面回应是否涉及隐婚、代孕、弃养行为，以及孩子去向，也未对此引发的巨大法律与道德争议致歉，这份郑爽自诩“最真诚的回答”，再次引发巨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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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央政法委微信公众号发声，称“代孕弃养法理难容，绝不无辜”，央视新闻官方微博称“代孕弃养法律道德皆难容”，共青团中央、紫光阁等官方微博也纷纷发文批评这种行为，
目前，该案相关法律程序仍未完成，两个孩子的去向并不明朗，但海外代孕真的如郑爽所说“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尊重一切的法律法规”么？
我们查询了400余件国内已公开的涉代孕纠纷判决书，发现这事儿绝没郑爽说的那么简单。
翻版郑爽案：情侣赴美代孕6月后分手，孩子不想要，百万代孕费怎么办？
一对情侣赴美代孕，可孩子着床才6个月两人就闹分手，孩子不想要，还要为百万代孕费闹上法庭。
这个堪称翻版“郑爽代孕案”的纠纷案，出自2019年北京市二中院的民事判决。
事情要追溯到2017年，女生阿娇认识了男生阿庆，两人很快谈起了恋爱，并打算结婚。
但同年，阿娇发现自己体内的子宫肌瘤在快速增生，可能影响以后怀孕或导致流产。医生说，如果想要孩子，就要趁早取卵。
阿娇便去美国咨询，却得知冻卵技术并不成熟，不如冷冻胚胎。阿庆知道此事后，便提出愿意提供精子冻胎，之后再花钱找人代孕生下来。
于是，2018年初，两人先后在香港和洛杉矶采集了精子与卵子，送往美国受精代孕，前期所需的103.4万代孕费，都是阿娇垫付的。
可胚胎刚形成后不久，阿娇却发现，阿庆居然另有家室，自己长期处于“被小三”状态了，两人因此发生争执。
后来，阿庆和前妻离了婚，但和阿娇的感情却再难修复如初，二人选择分手。
为补偿阿娇垫付代孕费的损失，阿庆先还了10万元，并写下欠条称，等孩子出生后，每月再偿还阿娇2万元，且自己名下的一半遗产都将留给孩子继承。
半年后，阿庆又拿出3万元补偿阿娇，并额外承诺，孩子出生前，自己每个月也要额外补偿1万元。
可当月，阿娇终止了在美国的代孕事宜，并将阿庆告上法院。她要求法院查封阿庆在北京的一套住宅，以偿还百万代孕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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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法院审理后认为，除原卫生部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外，我国现有法律并未直接明确界定代孕行为的定义与法律后果等。
在此情况下，阿娇提供卵子、阿庆提供精子在国外代孕生育，属规避国内法律法规的意图与行为，尚未被我国法律所认可。
同时，无论当下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伦理道德范畴，还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风俗习惯，二人约定的代孕协议和行为均不在其中。更何况阿庆还隐瞒婚姻，损害正常家庭关系，都有悖公序良俗。
更为重要的是，此案所涉跨国代孕合同中，双方当事人（即阿庆阿娇与代孕妈妈）并不一定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
这不仅提出了我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因拒绝医疗程序、终止妊娠而使跨境代孕合同无法履行完毕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关乎代孕母亲根据合同条款履行生子义务及相应抗辩的权利。
综合考虑后，法院认为，双方有关跨国代孕行为的约定无效，且双方存在同等过错，因此应平等承担百万代孕费。
不过，就在两个大人为钱相争时，他们的孩子仍远在美国代孕妈妈的子宫内深睡。
这个仅有6个月的生命最终是死于流产，还是被生下弃养，辛苦孕育他的代孕妈妈是否需获赔偿，判决书中均未载明。
不过，法院对这一纠纷案件的态度，或许刚好可用来评述郑爽事件：
跨国代孕有悖公序良俗，属规避我国法律法规的行为，相关行为与约定不仅不受我国法律认可和保护，还有可能因无法履约（如其间终止代孕、拒绝认养等）带来额外的法律问题。
这显然并非郑爽回应所说“没有违背国家的指示，在境外更尊重一切法律法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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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孕不仅没满足无孩家庭的遗憾，反让两方家庭支离破碎
如今，郑爽和张恒代孕所生的一双儿女刚满1岁，其未来去向至今不明朗。
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仅在代孕妈妈体内7个月时，亲缘母亲郑爽就曾抱怨孩子“打不掉烦死了”，姥姥姥爷则希望“就弃养了呗”，准备然后找人找机构领养。
昨晚，又有一段郑爽张恒双方针对孩子去向问题的沟通录音遭曝光。
郑爽在录音中称，将代孕出生的孩子送人，可以满足无孩家庭的遗憾，“至少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
难道，这就是郑爽父亲所说的“从没放弃负责这两个孩子”的解决办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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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对于那些有生育需求，却无生育能力的家庭而言，代孕生子和领养被遗弃的代孕子，似乎的确能实现家庭圆满，填补遗憾。
不过，公开的400多起案例中，也有很多是因代孕引来种种离婚、抚养、争产大战，最终弄得代孕双方、两个家庭支离破碎，一地鸡毛。
2019年，邢台市中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两败俱伤的民事纠纷案。
当时，老冯正需要大笔医疗费治病，他听说年纪偏长的老张夫妻到处找人代孕生孩子，便动了心思，劝说妻子为对方代孕。
一段时间后，双方采用非性接触的方式生下一子，交给老张夫妇抚养，孩子的精子来自老张，卵子来自老冯媳妇。
但孩子出生后，老张媳妇接受不了，想闹离婚。她便以老张和老冯媳妇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涉嫌重婚罪等理由，将丈夫老张和代孕妈妈老冯媳妇告上法庭。
后来此事虽被裁定撤诉，但由于她到处去说老冯媳妇当“小三”，出轨老张，闹得老冯一家也不得安宁，夫妻感情出现裂缝。
不堪忍受的老冯媳妇便状告老张媳妇，称其严重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应进行经济赔偿。
虽然在外人看来，老冯媳妇只是代孕妈妈，无故背锅确实够冤，可法院却不这么认为。
法院审理认为，老冯媳妇虽然没和老张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二人确实在各自婚姻存续期间生育了一名孩子，有违公序良俗，也不合法，因此老张媳妇并未侵犯老冯媳妇的名誉权。
案件最后，两个家庭都濒临崩溃了。
有时，代孕为双方家庭带来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要更为复杂。
因为代孕会导致两名女性分担“亲生母亲”的角色：一位提供卵子，是有着亲缘关系、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另一位孕育受精卵，是亲自执行生育的“母亲”。
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存在既无亲缘关系，也未完成生育，仅抚养孩子长大的“养母”。
一旦孩子本身出了问题，或其中一方反悔，甚至多方相争时，孩子该由谁来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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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上海一中院审理过全国首例代孕子监护权案。
案中，再婚夫妻老罗和小陈是通过体外受精，委托第三方找人代孕生下了一对异卵双胞胎。
只是，精子的确来自老罗，卵子却购买自小陈和代孕妈妈之外的第三人，这名女性的身份始终不明。
不过，这并未影响夫妻二人对孩子的疼爱与照顾，哪怕后来老罗因病去世，小陈仍以“户籍上生母”的身份，独自抚养两个孩子。
可孩子的爷爷奶奶不干了。2014年，他们将儿媳小陈告上法院，想争取两个孩子的抚养权。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小陈既不是提供卵子的生物学上的母亲，也不是分娩孩子的孕母，两个由他人卵子、他人代孕生下的孩子，不能被认定为她和老罗的婚生子女。
同时，小陈与两个孩子之间并非合法的收养关系，代孕行为本身也不合法，因此也难以认定双方存在类似养父母与养子女、继父母和继子女那样的拟制血亲关系。
因此法院认为，两个孩子的生父已故、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其爷爷奶奶要求抚养二子，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的诉求合法有据，应予以支持。
痛失孩子监护权的小陈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根据司法实践中“分娩者为母”的原则，身份不明的代孕妈妈才是两个孩子的生母，而非小陈。
不过，由于孩子是老罗与代孕妈妈所生，属缔结婚姻关系后夫妻一方的非婚生子女，且一直由小陈视如己出，并履行了作为一名母亲对孩子的各项义务，因此应认定双方为继父母子女关系，小陈仍享有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此外，无论比较年龄、收入等监护能力，还是生活环境的稳定性、与孩子的亲密程度，以及孩子本身的情感需求，小陈均更胜一筹。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监护权判给小陈也将更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
不过，法院也强调，认定小陈与孩子的关系，并不表明法院对非法代孕行为予以认可。
法院认为，代孕涉及婚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等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世界各国的立法各有不同。虽有国家认为代孕合法，但我国的禁止立场早已十分明确。
尽管代孕在我国尚不合法，但由于潜在的社会需求，代孕在现实中依然存在。
法律虽可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会因制裁而消失。无论代孕合法与否，都必然涉及到孩子法律地位的认定，以及监护、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
如果因否定代孕行为，进而否定代孕子女的身份及法律地位，是显然不符合民法基本原则的。
显然，代孕生子后，绝非郑爽父母说的那样，只要弃养，给孩子找个好人家领养，“就全忘了”那么轻松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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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卖妇女、非法监禁，地下代孕绝不仅是“借个肚子”而已
目前，郑爽和张恒双方仍在不断放料，有关两人经济纠纷和离婚的两起案件仍在走法律程序。未来是否还有更多“大瓜”爆出，仍未可知。
但无论郑爽代孕弃养事件最终将以何种形式收场，由此引发的巨大法律和道德争议，都足以指向“代孕”本身就不正常。
就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说的那样，代孕并不仅仅是对女性的物化和剥削，更是强者对弱者的一种剥削。
有民事判决显示，有中介机构明知代孕妈妈身体状况已不适合代孕，却仍安排女性到印度等地代孕生殖和治疗身体。
也有代孕妈妈多次剖腹生下孩子后，被宣布身体已不适合再次受孕，当她想要回自己生下的孩子，却未获法院支持。
更为赤裸裸的是，几乎每个女性、每个子宫，甚至怀孕的每个阶段、每项检查，都被明码标价。
2019年，广州一份民事判决书中公开的《代孕协议》，详细记录了代孕所需的各项程序和价格：
代孕前，排卵2万，取卵10万，冷冻胚胎7万。
待胚胎移植到代孕妈妈的子宫内着床后，满1个月即给4万，胎儿长到6、7、8个月时，每月再各给5万。
临盆前，如果代孕妈妈需剖腹产子，还要再加2万元。
这还不算多个胚胎着床需要减胎，以及孩子中途流产等意外情况带来的费用。
对于类似郑爽这样远赴海外代孕的家庭，跨国带来的成本更为高昂，少则三四十万，多则上百万。
千万不要认为代孕不过是“借个肚子”而已。想要时大笔砸钱，不想要时弃养了事，万一以后反悔又想要了，再花钱就是，“反正受精卵都没有用完，还保留了这些东西”。
这样任意对待，究竟把生命当成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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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况，孕育生命本就满是不确定性，怀胎十月里，代孕妈妈还要承担种种危及母婴健康和生命的风险，岂是一个“借”字那么简单？
即使有代孕合法的国家存在，也不要觉得代孕是一种自由的个人选择和谋生方式。
事实上，代孕作为谋生或赢利方式本身，就已足够畸形。
哪怕是那些自愿借肚的代孕妈妈，其“自愿”背后，往往都隐藏着诸多“迫于生计”的无奈。
我们查到的一起离婚诉讼案中，代孕妈妈小霞是一个贫困户，因怀疑丈夫出轨，不忍被家暴，2017年起便同丈夫分居。
分居期间，小霞又要在外租房，还要独自养育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常常一天要打好几份工，但每个月工资还不到1500元，丈夫也不给抚养费，生活难以为继。
无奈之下，她决定给别人代孕赚钱。
2019年，小霞成功代孕，雇主给的8万元报酬，全用来填补自己和孩子的各项生活开支。
但万万没想到，代孕这一无奈之举，反而成为日后丈夫闹离婚的“把柄”。
2020年，丈夫将小霞告上法院，除了要求离婚，还以“小霞与他人生育小孩对自己是奇耻大辱”为由，索要赔偿。
起初，索要的赔偿金额只有10万元，后来又涨到20万元，小霞根本无力支付。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霞和丈夫感情破裂，准予离婚，离婚后，两人所生子女由小霞抚养至成年，丈夫需支付抚养费2万元。
但，考虑到小霞确在二人婚姻存续期内与他人生育小孩，不管孩子是与他人长期非法同居还是代孕所生，都是违法行为，也都会对丈夫造成心理打击，因此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需赔偿丈夫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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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相抵后，小霞应付给丈夫1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
更不要提还有许多女性根本就是被迫成为代孕妈妈的，她们被长期监禁在更为隐蔽阴暗的角落，难被看到。
去年12月，湖南衡阳珠晖区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决书显示，2018年8、9月份，一个由多人组成的国际助孕中心，曾以招工或代孕为名，在菲律宾和越南招募女性，引诱、胁迫她们偷渡至广州，从事代孕。
待受害女性同意代孕并怀孕后，“助孕中心”便将她们分别安置在广州、衡阳等地的多间公寓居住，并利用她们怀有身孕、语言不通、行动不便的心理，以非法入境的身份相威胁，同时利用安装监控探头、锁门、罚款、看守等方式，非法拘禁受害者长达4-5个月，直至其生育小孩后才可恢复人身自由。
2019年，经菲律宾驻华大使馆报案后，“助孕中心”多名成员才相继落网，此时，受害者已多达38人。
目前，多名主犯已被判刑，暂不清楚其量刑情况。一名负责做饭和看管受害者的从犯则因构成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这还不是最龌龊的案子。
去年，同样是在湖南，一名智力低下的精神残疾人张某被人贩子拐走，并卖给了东莞老汉李某，用以代孕生子。
好在，事发仅一周后，张某就被当地警方解救出来。
最终，李某因犯收买被拐卖妇女罪，被判处拘役五个月。
但直至法院宣布这一判决的2020年10月，那个拐卖张某的人贩子，仍未落网。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张某被拐后，李某并未虐待或伤害她，仅让妻子代为照看。真的很难想象，如果解救来得再迟些，张某将会遭遇些什么。
目前，围绕郑爽代孕弃养的争议仍未散去。
无论郑爽隐婚也好，张恒出轨也罢，乃至双方经营公司的经济纠纷，这仅是双方私德或私人领域的角力罢了，但一旦涉及代孕，甚至弃养婴儿，整件事早已脱离“个人隐私”，成为公共议题，必将受到法律和道德层面的拷问。
更何况，事件的主人公郑爽，更是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
但这个道理，郑爽至今还不明白。
如今，曾围绕在她身旁的光环、口碑（如果有的话）和商业价值都在飞速流逝，品牌取消代言合作，影视奖项取消荣誉，还连遭多家官媒点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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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一向无条件信任和宠溺她的粉丝，也再难说服自己，为她种种行为安上一个足以翻身的理由。
金钱或许能够回答郑爽将为此付出多少代价，但这个世界上，总有些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东西，比如生命，比如未来。
不论事件如何发展，只希望两个无辜的孩子不要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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