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革川康五魂｜“将身许国倍光荣”
团结出版社／换个角度看文化在创建新中国、人民政协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民革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中的一员，作为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的参与者。在重要历史节点，回顾民革和民革前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与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历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
——民革中央主席 万鄂湘
《民革前辈与新中国》｜ 连载第44期
民革中央宣传部 编
重庆歌乐山麓肃穆的烈士陵园中，长眠着一大批在重庆解放前夕不幸遇难的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当中有周从化、周均时、黎又霖、王白与和李宗煌五位民革烈士。这五位民革同志，都是因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又先后牺牲在集中营，所以被合称为：民革川康五魂。
1949年11月30日，重庆终于解放了，人们载歌载舞，欢呼着革命的胜利！
当人们冲入歌乐山下国民党军统集中营内，想营救出被关押在这里的大批革命志士时，却发现血流遍地，到处是血肉模糊、无法辨认的烈士遗体。刚从敌人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王国源同志，在白公馆监狱“平三室”牢房的隐蔽处，发现了一张巴掌大的纸片，上面用竹签子笔写着几行感人至深的诗句。经确认，它是民革川东分会的负责人之一——黎又霖烈士在牺牲前两天，即1949年11月25日在狱中写下的绝命诗：
卖国殃民恨独夫，一椎不中未全输。
锒铛频向窗前望，几时红军到古渝。
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原来，就在几天前，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逃跑前，对囚禁在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在歌乐山的300多位英烈中，除了黎又霖，被残忍杀害的民革同志还有：在牢墙上刻下“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周从化，临刑前神色镇定、不改常态的周均时，边走向刑场边呼“痛快，痛快”的王白与，“宁肯砍掉脑袋，不愿割去耳朵”的李宗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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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
这5位民革烈士生前热爱民主，向往光明，在中国共产党和民革组织的领导下英勇斗敌；他们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自己也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叛徒”。他们慷慨赴死，以身报国，没有亲眼看到胜利，却永远被新中国历史所铭记。正所谓：“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周从化：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
多年以后，当人们走进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的白公馆，看到墙壁上刻下的“失败膏黄土，成功济苍生”的诗句及“光明不远”誓言时，仍忍不住肃然起敬。
这是周从化烈士被捕后，用竹筷头刻写在国民党军统监狱白公馆“平三室”牢房墙壁上的。光明不远，他却倒在了黎明前夜。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仅剩三天，周从化被敌人残忍杀害于松林坡。
周从化烈士，四川新繁人，民革川康地下组织发起人，民革“川康五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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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从化（189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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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从化烈士在白公馆牢房墙上的遗书拓片及相关资料。
反对独裁，拒当“国大代表”
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策划制造了成都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共，借此逮捕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尽管浸染国民党军中、政坛多年，周从化却对此等特务伎俩极为不齿。同年9月，当得知长子周述东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毕业，要被分配去接受情报参谋训练时，周从化严肃地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情报训练？就是接受特务训练。我周家子孙绝不能干这种羞辱祖先之事。”周从化成功说服儿子，避免他误入歧途，并动员他去印度参加远征军，对日作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宁要儿子在家赋闲，也不准随部队去东北参加内战。周从化在大是大非前的坚定性和预见性，令亲友大为敬佩，传为佳话。
周从化，字继金，1895年生于四川省新都县新繁镇。他早年深受革命思潮影响，投入川军，参加讨袁护国战役。1935年刘湘统一四川后，周从化被刘送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受训。受训期间，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十分不满，对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将领的联共主张暗表同情。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周从化为刘湘草拟公开发表的抗日言论。8月，他随同刘湘率军出川抗战。刘湘病逝后，周从化曾任29集团军总部中将参谋长，后转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处处长。
1942年秋，杨杰应邀到成都陆大讲学，在周从化的家中住了十余天。周从化钦佩杨的远见卓识，二人常彻夜密谈，关系愈加密切。但由于周从化在川康军政界上中层人士中竭力倡议团结抗日，被国民党特务告密，遭到解职。
解职后，周从化一心投入川康军政界的团结工作。经潘文华推荐，由张澜介绍，周从化秘密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他和中共党员、民盟盟员于渊、杨伯凯以及早有私交的中共党员王文鼎等联系密切，常在一起研究抗战形势，商讨反蒋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后，周从化获悉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由延安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十分兴奋，大声称赞说：“这是伟大的行动，是压倒一切的气魄，蒋介石输了。就是谈不成，中共也赢得了人心。”
1946年8月，周从化同张致和、罗忠信等人筹办在成都荣光电影院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在会上被国民党特务打伤后，周从化不避特务监视危险，仍去培根火柴厂慰问张澜先生。他还通过各种关系，设法营救被捕进步人士。
1947年初，蒋介石在其发动的内战中军事上暂处优势，国民党在国统区包办所谓民选国大代表。周从化被家乡新繁提名为国大代表候选人。他坚决予以拒绝，说：“老蒋迷信武力统一，挑起违背人心的内战，还搞欺世盗名的国大选举，为自己独裁壮胆，我就不去捧场助威。”
争取人心，筹组川康民革
1947年秋，原刘湘侍从副官主任曾伟澜带着李济深函，由香港到成都、雅安，联系潘文华、刘文辉，希望二人相机起义，配合中共部队解放西南。周从化欣然接受曾的建议，建立地下联络小组，并任组长，专门与刘文辉、潘文华保持秘密联系。刘、潘亦向周从化表示，愿与李济深合作。
在曾伟澜转港向李济深复命后，周从化即将曾的川康之行概况，转告了盟员和王文鼎，并决定去重庆会杨杰。赴渝前，周从化向王文鼎表示：国家未来的希望，只有靠中国共产党，今后愿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献身革命。
1947年冬，周从化到重庆，向杨杰讲了四川军政界上层人士反蒋动态和自己参加民盟活动以及李济深派人来川康联络的情况。杨杰希望周从化与刘、邓、潘紧密联系，并介绍黎又霖与周从化合作，指定他们两人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西南执行部军事策反工作的主要负责人。
1948年1月，周从化返蓉，将重庆之行活动转告了张致和、罗忠信等人，特别向王文鼎详述了参加民联活动和杨杰密商军事策反情况。
1948年3月，周从化再次到重庆面晤杨杰、黎又霖，认为当务之急是宣传蒋军在战场失利实况，形成蒋必败舆论，争取人心。同时，还应积极做好西南地方首脑的策反工作，把他们的力量连成一片、以待时机。
周从化接受杨杰的意见，留渝活动。他在国民党军官中宣传“蒋政权挑起内战，必然失败”等道理，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四川地方将领郭勋祺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因与中共新四军有交往而被撤职，闲居成都。周从化约郭与杨杰见面，杨杰鼓励郭将计就计，去掌握部队，相机配合解放。
6月中旬，杨杰约周从化、黎又霖密谈，告知李济深派人带来信件和绢条，称希望杨杰领导民革西南工作，刘文辉负责组建川康民革，伺机配合解放西南。
周从化承担了筹组川康民革任务，当即返蓉。路过内江，和几个被国民党编余回乡、尚有号召力的将级军官谈得非常投机，两天后，他们就建立起内江民革地下组织。抵成都后不久，王文鼎转告了中共川康特委同意由周负责筹建民革川康地下组织，认为通过民革组织进行工作，接触、团结面更为广泛。周从化即全力投入民革川康分会筹建之中。
1948年9月初，周从化在家会见了中共地下党员（又是民盟盟员）贾子群，交谈筹建民革川康组织计划的意见，确定了“反蒋、拥共、团结、进步”八字工作原则。为了密切配合行动，周从化等人认为除了加紧对刘、邓等高层的联系外，更应设法做好其部下的工作。当时刘、潘、邓三人的部队，驻成都市附近只有一个谢德堪师。如能做好谢的工作，使谢参加民革，负责军事策划活动，既可进一步稳定邓的起义决心，又可掩护进步活动。周从化动员与谢有同学深交的邱翥双，以组建川康民革发起人的身份，对谢做工作，邱与谢经过几次商谈，谢表示愿意参加民革。
1948年10月，周从化带着筹建民革的初步方案三次赴渝，征求杨杰意见。临行前，王文鼎提醒他，重庆是蒋帮特务直接统治的城市，要特别谨慎行事。周从化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了革命，龙潭虎穴，何所惧哉？！”
光明不远，牺牲在黎明前夜
1948年12月下旬，国民党败局已定。杨杰认为，现在可以提出“保川拒蒋”的方针了。此时，周从化的活动更为频繁，他通过中共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刘兆丰得知，蒋管区人民的任务，已不是组织军队配合解放，而是做好统战策反，迎接解放的工作。
周从化及时将这些意见转达给杨杰、黎又霖。杨认为是正确的，并提出依照保川拒蒋的精神，民革川康地下武装组织可称为“人民自卫军”，号召保乡自卫，既可稳定人心，亦可达到减少破坏、迎接解放的目的。周从化赞成杨杰的意见，于12月底回成都向同志们通报渝行情况，并在其家商拟筹建地下民革川康组织计划。
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蒋介石宣布“引退”，随即傅作义起义，民革在沈阳广播号召国民党员、爱国人士拥护中共对时局之主张。周从化深受鼓舞，不顾安危，加快筹建民革川康组织的步伐。春节相互拜年时，周从化发现虽然很多国民党军政人员同情和支持策反工作，但也有少数人顾虑重重。周从化以中共对傅作义等的事例向他们耐心解释，消除他们的疑虑。
经过周从化的周密筹备，1949年农历正月初五，民革川康分会在成都西珠市巷90号周宅正式成立，周从化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和自卫军总司令。
1949年4月初，周从化同中共川东地下党员熊扬一道走访谢德堪，劝他走傅作义道路，谢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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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四川成都十二桥烈士陵园的周从化墓碑。
正在加紧活动之时，周从化接到黎又霖密信，望其到渝面商要事。5月中旬，李宗煌在成都市街头被捕的消息传开，周从化不得不躲避数日，情势稍一缓和，他立即第四次踏上了赴渝之路。
5月下旬，周从化到渝会见杨杰、黎又霖，详述在成都的工作情况。杨杰认为，西南各省联成一体，以武力自卫名义同时行动，是最佳方案，相约由杨杰统一发出行动信息，还约定以内江民革组织为成渝两地联络中心。
6月，周从化返回成都，随即约邱翥双、曹四勿研究组织武装和策反问题。他随后回到家乡新繁，筹建自卫军武装，等待杨杰、黎又霖的信号。8月上旬，周从化回到成都后，从曹四勿处了解到新政协会议将在北平开幕等消息，他迅即请谢德堪转告邓锡侯，并要谢掩护新繁、彭县等地的民革活动。
6月中旬至8月初，周从化马不停蹄地在成都、新繁、金堂、眉山、彭县等地奔波往返，策划民革组织活动。刘文辉、熊扬暗地嘱人提醒周从化防范敌特，周认为：“在国民党必败的时刻，应当挺身而出，明确阐明正义必然战胜邪恶，才能使迷途者审时度势，转向革命。”
8月中旬，周从化认为，在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的情势下，要劝谏王陵基转变立场。8月17日，与大家反复商议后，周从化自告奋勇，到四川省政府慷慨激昂地向王陵基指陈利弊，要王悬崖勒马，使四川免于战祸。王陵基笑而不答，稍作敷衍。20日深夜，周从化在家被捕。23日，特务即用专机把他押送重庆，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白公馆监狱。
周从化在狱中，经受了刑讯考验，坚贞不屈。11月27日夜，周从化就义于松林坡。最后时刻，他镇定自若，振臂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
周均时：爱学术更爱真理
“你觉得今天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什么？”
“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历史的停滞，这是由于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与杀人魔王的思想统治造成的。”
“你讲得对，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国的文字问题。中国文字太复杂了，学起来很困难。……我们应有远见，改革我们的文字。”
这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庆白公馆监狱内，我国著名数理学教育家周均时和狱友周居正的一段对话。周均时虽不是改革中国文字的首倡者，但他身在魔窟之中，仍不忘国家民族的未来，足见其精神风貌。11月27日夜，重庆解放前三天，周均时被押出牢房，枪杀在松林坡。
周均时烈士，四川遂宁人，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学者，也是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民革“川康五魂”之一。
教育报国，掩护地下党活动
周均时，原名周烈忠，1891年出生于四川遂宁。12岁时，他随父亲到重庆，入正蒙公塾读书。当时，在该校任教的同盟会员杨沧白，教育其学生从小要树立为推翻封建制度、振兴国家而奋斗的理想，周均时听了很受启迪。
当辛亥革命前驱邹容被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抓捕并折磨致死的噩耗传到重庆后，周均时在全校宣讲会上率先登台，宣讲慷慨激昂，尽泄满腔悲愤，引起听众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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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均时（1891-1949）。
1906年，周均时随父到上海，就读于新筹建的中国公学。四川军政学界崭露头角的熊克武、但懋辛、税西恒、罗元淑等人，在中国公学创办时或担负过筹备工作，或当过教员，或与周均时同过学，他们都对周均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为了学习西方强国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思想，青年周均时决定到外国留学，他在成都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考取德国柏林工业大学。在德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对德国的务实崇效、办事认真的社会风习印象深刻，也对其当权者黩武好战、贻祸人民的历史教训感悟颇深。
在德期间，经熊克武等人介绍，周均时与同在德国的朱德相识。朱德十分欣赏他善于筹划的缜密性格，与之结为好友。外出时，朱德还将自己的财物全部给周均时保管。他们在困境中互相鼓励和照顾，一起渡过难关。重庆解放后，朱德赴渝视察，曾问及周家情况，对这位已为人民革命光荣献身的具有科技专长的爱国老友深表惋惜。
1924年，周均时回到了祖国，但此时的中国政府腐败、军阀纷争、民不聊生，周均时以科技建厂、兴办实业的愿望重重受阻。苦闷徘徊之后，他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决心转身投入教育事业，积极培养国家栋梁。他先后在暨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任教，很受学生欢迎。
抗战中，周均时受命担任同济大学校长，他带领同济大学广大师生长途迁徙，使莘莘学子在战乱烽火中得以避风遮雨。
随着全国抗日形势发展，为增强军械实力，刘湘创办了工业实验所，聘请周均时为所长。周均时运用所学的兵器科技知识，亲自指导制造枪炮，特别是研发的德式重型机枪，其发射功效与耐用力比汉阳厂造的还要优良。
1944年，周均时和税西恒合力支持重庆大学的进步学生，办起了蜀都中学。这所学校成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个据点，一批青年由此走上革命道路。抗战后期，他还利用重华法商学院董事长等身份，积极资助并掩护该校中共地下党的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撕毁了重庆谈判达成的停战协议，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此时，周均时已坚决站到反独裁、反内战的民主运动行列。
加入民革，成长为民主斗士
1946年，周均时受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之邀来到上海，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校长。在上海，他与民革创始人郭春涛等建立了联系后，参加了民革，开始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解放而斗争，逐渐从一名知名学者成长为民主斗士。
1949年夏天，周均时在重庆和由上海回四川的王白与参加了建立民革川东分会地下组织及策反工作。
川康滇黔四省民联成立后，西南民革负责人杨杰与重庆民联负责人甘祠森、黎又霖倡议组织了“转转会”，以谈论时局，统一认识，联络情况，协调行动。其成员为民革与民联的精英和进步人士，周均时也是其中一员。座谈中，大家确定“保川拒蒋、迎接解放”为当前的工作方针。在方针指导下，他们与国民党元老熊克武、但懋辛、向育仁等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实力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进行了试探摸底，与工商界代表人物刘航琛、吴晋航、席新斋等也有接触。
1948年4月，重庆发生中共地下党办的《挺进报》被敌特侦破事件。8月，华蓥山起义受挫，中共川东、重庆地下党的组织受到严重破坏，重庆敌特活动更加猖獗。周均时利用他在科技文化教育界的地位，不畏强暴，积极活动。他向一家报社的政论作者说：“文教界有识之士，岂可保持缄默，应挺身而出讲讲话，唤起广大群众觉悟。”
1948年底，敌特活动愈加猖獗，时局也愈加紧张，周均时约集重庆有民主爱国思想的校长、教师四五十人在自家大厅举行座谈，并邀请《大公报》《新民报》《世界报》负责人参加。大家群情激愤，针砭时弊，痛诉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最后经与会者一致同意，推举出包括周均时在内的数位热心分子，组成“文教界应变联谊会”。这对重庆文教界随后开展的学生运动产生了较大影响。
座谈中，周均时得知重庆大学有两个倾向进步的学生遭到特务的盯梢，他十分气愤：“反动家伙这样造罪作恶，妄图垂死挣扎又有何用，非垮台不可。”他嘱托重庆大学校长张洪元把那两个学生隐蔽起来，使他们最终脱险。
甘洒热血，“我的事业在这里”
1949年春天，民革川东分会负责人王白与从上海回到重庆，在周均时家组织秘密集会，提出一手抓武装、一手抓策反。杨杰在建议组织武装队伍的同时，要求周均时超越民革地方组织关系，以科技教育专家的身份与声望来团结进步学者。他很快行动起来，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紧锣密鼓地开始策反活动。
1949年夏，环境更加险恶，国民党在加紧镇压重庆学生运动的同时，进一步把魔爪伸向军政界。这时，周均时的朋友与家属曾劝他躲避一下，也有劝他到美国去，他都坚决回答说：“我的事业在这里，我不能走。”
杨杰从昆明写封信托人带给黎又霖，不慎消息走漏。军统于8月19日至21日逮捕了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三人，21日在成都又逮捕了周从化。9月19日，杨杰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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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红岩魂广场上的周均时像。
周均时在狱中，诱降不成，刑讯不屈，铁骨铮铮，坚守气节。据和他关在一个牢房的周居正讲，他每天除尽可能找书看和同难友下棋外，还向他们讲些科学常识。
1949年11月27日，周均时在松林坡英勇就义，享年57岁。
黎又霖：革命何须问死生
“蒋介石就要完蛋，同志们，再见吧！”
1949年11月27日，解放重庆的炮声已隐隐可闻，震惊中外的重庆大屠杀还在惨无人道地进行中。当黎又霖被铐上手铐，押出牢房时，他气宇轩昂地向同志们挥手告别。临刑前，他举起右手高呼：“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黎又霖烈士，贵州黔西人，民革川东分会的负责人之一。被关进白公馆监狱后，他受尽酷刑折磨，面对敌人让其招供的纸笔，他三次写下：“没有说的，请枪毙！”在遇难前两天，他写下绝命诗：“革命何须问死生，将身许国倍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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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又霖（1895-1949）。
预言“蒋介石必败”
1895年农历七月初七，黎又霖出生于贵州黔西城关镇南后街一个书香人家。
受父亲影响，少年的黎又霖非常崇敬孙中山和他倡导的民主思想。1915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系。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黎又霖和许多进步知识青年一样，转而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大学毕业前夕，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黎又霖与北大爱国师生一起投身集会和示威游行，并参加了火烧曹汝霖住宅行动。
1919年10月，孙中山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黎又霖就在这时加入了国民党。北大毕业后，黎又霖目睹军阀割据乱局，担心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加剧。他认为应响应孙中山的号召，促使北伐成功，中国才能统一，民族才能富强。他毅然投笔从戎，担任黔军将领袁祖铭的秘书，并多次劝谏袁与孙中山真诚合作，共策北伐。不料袁犹豫再三，不肯合作。黎又霖遂脱离袁部，毅然随四十三军军长李燊（晓炎）参加北伐，任所部教导师杨其昌师长的参谋。
北伐的军旅生活困难重重，黎又霖一路风餐露宿，常常不得安眠。师长杨其昌劝他注意休息，黎又霖却说：“不打垮北洋军阀，不结束封建军阀的割据，怎能睡得着，睡着了也要被整醒的。”
北伐途中，他收到了爱妻病逝的消息，悲痛万分。当想着数年没见的年幼女儿，又想到革命，他泪流满面，拿起纸笔给家人写信：“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我今重任在身，岂能返家奔丧，望家中勿念。”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九军一师贺龙与二师杨其昌均受命到宜昌，但军饷匮乏，处境困难。后经武汉政府代表吴玉章斡旋，才摆脱了困境。这一番经历，加深了黎又霖对吴玉章、贺龙及武汉政府的认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黎又霖大为失望，多次在大庭广众下大骂蒋介石没良心。随后，他索性离开军政界，应聘同济大学教授。
1931年，黎又霖去广州出席胡汉民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会上得与柏文蔚、王葆真相识，继而交情日深。胡汉民反蒋失败后，黎又霖重返上海担任中国公学总务长，并继续组织国民党中的左派，在安徽、上海一带宣传革命，鼓励民众反蒋。
同年11月，福建事变爆发。黎又霖非常高兴，满腔热忱地奔赴福建，参加革命政府的工作。但福建事变很快就失败了，黎又霖不得已又回到上海。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红一方面军北上抗日，拉开了长征的序幕。刚解甲归田的杨其昌问黎又霖：“你对红军长征如何看？”黎又霖回答：“不管蒋介石如何诡计多端，但江山不稳，失民心者失天下。共产党领导红军长征，虽处境困难，但民心所向，大有希望。”
与共产党秘密接触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黎又霖辗转到重庆。在那里，他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
在董必武领导下，1939年春黎又霖开始以隐蔽的身份，参加由武昌撤退、迁到綦江的国民党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作为上校政治教官，他迅速联络了一批川、滇、黔军的军官。
綦江惨案发生后，黎又霖回到重庆。他通过其堂兄黎季云、侄女婿蒋华村等掩护，广泛接触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并结识了进步人士陶行知、李公朴等，结交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的儿子邓华明。这都为他后来开展军运策反等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3年初，谭平山来到重庆。黎又霖向友人借得一所房屋供谭老居住，他常常与谭老促膝谈心，获益匪浅。黎又霖还多次参加由周恩来、董必武等人作报告的会议组织工作。
经董必武同意，黎又霖加入了民联，同时又经鲜特生、邓初民介绍加入民盟。同年，民联在重庆南岸枣子湾6号杨杰住宅成立了民联西南执行部和人民自卫军司令部。杨杰任主委、总司令，黎又霖为执行委员。
1946年初，民联中央迁往上海，民联重庆地方组织临时工作组成立，由甘祠森负责，杨杰、邓初民担任指导员。后经民联中央同意，增补黎又霖为临工组成员。
1947年春夏，随着蒋介石推行独裁、内战政策，重庆形势急剧变化。黎又霖与中共领导机关的联系被割断，他想方设法与原南方局统战组留重庆的彭友今、汤逊安取得了联系。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民联临工组和民盟等民主党派确定了“隐蔽精干、积蓄力量、扎稳脚跟、伺机而动”的方针，采取个别联系、小型聚会沟通情况，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
1948年夏，民革中央特派员杜重石、民盟盟员张春涛分别从香港带来李济深、张澜给杨杰等的信息，要杨杰领导民革西南四省（川、康、滇、黔）工作。杨杰与甘祠森、黎又霖商定了几条办法，决定民革与民联不合并，两个组织应是兄弟组织，要互相通气，民革以联络军界人物为主，民联仍搞民主活动。杨杰继续担任民联指导员，黎又霖调民革帮助杨杰建立民革组织。
1948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取得明显优势，国民党报纸却造谣宣传国民党军队的所谓胜利。杨杰与黎又霖、甘祠森商讨召开时局讨论会，确定了“保川拒蒋，迎接解放”的任务。尔后，他们不定期地举行“转转会”，使民联、民革党员，认清形势，精诚团结，坚持斗争，配合其他民主党派共同反蒋。
1949年2月，黎又霖前往滇、黔，联络同志准备策动军事起义。他3月初抵贵阳，获悉蒋介石要将大方县境内的羊肠坝发动机制造厂迁往台湾，特地绕道毕节、镇雄一带，组织当地民众武力，同时策动王家烈起义，阻挠该厂迁台。6月，他到昆明找杨杰再度筹商云南军事起义，到后方知杨杰已到重庆。他立即赶回重庆，和杨杰等商讨，策动军事起义迎接解放。6月，民革川东分会和民革川东纵队成立，黎又霖为负责人之一。
在此期间，黎又霖通过多种渠道参与营救囚禁在军统重庆集中营的革命同志，帮助田一平、仲秋元、胡春浦、唐弘仁等20余人获释出狱。他还参与策动杨森二十军和潘文华二十三军及四十四军起义活动；帮助张镇宇在涪陵新庙镇组建民革川东特区纵队，支持蒋华村竞选上重庆粮食工会理事长，掌握粮食供应、库存，控制了工会。
革命何须问死生
杨杰等人在川、康、滇、黔的活动，被军统局侦知，蒋介石大为震惊。
1949年夏，特务头子徐远举奉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之命去拜访杨杰，示意其不要和李济深等发生关系。实际上这是对杨杰的警告，杨杰只好于7月初回昆明。杨杰回昆明前，黎又霖三次去杨寓所研究工作。因此，从7月15日起特务加紧了对黎又霖的监视，打入民革的军统特务严守三（化名李森）向军统局报告了黎又霖的面貌、特征、住址。
黎又霖发现自己已经暴露、遭特务跟踪后，毫无惧色，仍四处活动。有同志劝他暂避一时，他说：“天快亮了，要坚守岗位。”还劝说其他同志要不怕牺牲，充分利用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的时机，为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
1949年8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黎又霖在重庆临江门戴家巷执行任务时，不幸被捕。当晚，徐远举将黎又霖“请”进他的办公室，假惺惺地说：“黎先生，我们一向很尊敬你，只要你说出你们组织是如何军运和策反的，你马上就可以自由了。”
黎又霖一脸不屑，“有什么手段你尽管使出来吧！休想从我口中得到任何东西！”
徐远举撕下面具，对黎又霖施行刑讯拷打，后押送到歌乐山白公馆，戴上18斤重的铁镣。在监狱里，50多岁的黎又霖受刑30余次。每次严酷审讯，黎又霖都是咬破嘴皮，数次昏迷，但自始至终没有吐过一个字。在特务让其招供的纸上，他三次写上：“没有说的，请枪毙！”
11月25日，重庆解放在望。黎又霖听到耳畔那隐隐的炮声，不禁浮想联翩，心潮澎湃。他拿出了珍藏的竹签子笔，在草纸上写下了两首诗，藏在牢房的隐蔽处，以示他对党的赤诚之心。
11月27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逃离重庆之前，对囚禁在军统集中营的300多位革命人士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大屠杀那天下午开饭时， 吃面条， 黎又霖镇定自若，说：“吃吃吃，死了也不当个饿死鬼。”一下子吃了两碗 ……
多年以后，黎又霖的后人在缅怀他时，仍忆起他在狱中为自己写下的挽联：
有二绝句述怀，可歌可泣;
曾三上书乞死，知命知仁。
王白与：就义前高呼“痛快！痛快！”
1949年11月27日，当王白与被押出白公馆囚室时，他昂首挺胸，边走边高呼：“痛快！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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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白与（1903-1949）。
举着枪的刽子手，也不敢直视他。临刑前，王白与高呼：“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枪响，他倒在了血泊中。
王白与烈士，四川蓬安县人，民革川东分会负责人，民革“川康五魂”之一。他出身名门，却一生坎坷，有着“爱国学子”“政坛书生”“报界铁牛”“民革战士”等盛名。他也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他瞻仰南京雨花台时写下的诗句：“岭上埋骨方正学，长留浩气养神州。”
从爱国学子到政坛书生
王白与，1903年出生于今蓬安县柳滩乡王家湾。祖父为清末举人，任过蓬州玉环书院山长。父亲与张澜为故交，母亲为蓬安望族名媛。
他自幼天赋聪颖，爱背唐诗，记忆力强，打下了良好的汉语和古典文学基础。王白与本喜爱文学，但得知我国当时的军事地图还不如日本在我国偷绘的详细时，愤然报考北京陆军测量学堂。在京期间，他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他还利用课余，为北京各报刊撰写评论、诗词。年纪不到20岁，王白与就已颇有才名。在北京的四川名流蒲殿俊欣赏其才华，以独女蒲耀琮许王白与为妻。
1933年，刘湘主持川政。王白与时为四川省政府编译室主任，兼任川康善后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由于刘湘的秘书长不善为文，省府的机要文件及讲演稿，大都靠王代拟。
1935年，刘湘识破了蒋介石的阴谋，开始转变反共立场，暗地接受冯玉祥的使者郭秉毅等人的建议，联合抗日，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刘湘这一符合民族利益的转变，得到中共和进步人士及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王白与是这一转变的积极推动者。
在成都，王白与帮助刘湘举办川康绥靖公署军官研究班，并担任该班政治部主任。他在讲堂上多次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现在面临国家民族存亡之秋，还谈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应该是一致奋起救亡图存的时候了！”学员们听了群情激愤，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声越来越高。
地方实力派采取防蒋、逼蒋抗日的立场，对全国局势产生了良好影响。西安事变发生，刘湘率先发出声援张学良、杨虎城的通电。抗战爆发，他又亲率数十万四川健儿开往京沪和其他抗日前线。这是刘湘的历史业绩，也是王白与对民族和人民的一大贡献。刘湘死后，王缵绪被蒋介石委为四川省主席。王白与鄙其为人，不愿与之合作，乃断然离开政界。
王白与从政数年，但始终保持着学士气派，以清高自励，对官场浊气极表厌恶。有人称道他：“舍专员、县长而不为，出淤泥而不染。”
不畏强御的“报界铁牛”
相比从政，王白与更以报人著称于世，有外号“报界铁牛”。
1929年，王白与受聘于重庆《新蜀报》任总编辑。他的办报主张，集中地表达在1934年他为《新蜀报》创刊4000号所写的《纪念词》：“凡有关民族兴替、国家存亡的重大问题，莫不站在时代之前列，大声疾呼，至若武夫之专横独裁，党政之明争暗斗，政客之纵横捭阖，官吏之暴取横征，土劣之为虎作伥，凡此诸班怪状，足碍社会之进展者，即以纯客观态度，尽量指陈，不惧威胁，不受利诱，不避斧钺，痛加针砭。”
王白与办报，不像一般官僚只挂个空名，而是不辞辛劳自己动手编稿撰文。那时王白与在四川省军政机关任职，工作极忙，深夜才到报馆，经常是通宵达旦地看稿、写稿。照说身体是受不了的，但他没有生病，也不感到劳累，从不敷衍，故同事们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作“铁牛”。
1939年，抗战方殷，国土日蹙。王白与以纯报人身份主持《华西日报》，积极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不久因受官方刁难，被迫离去。
1944年，在《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杜桴生暗中支持下，王白与和杜重石等创办《大义周刊》。他常撰稿反对蒋介石独裁暴政，刊载一些介绍苏联经济建设和解放区人民开荒抗日等情况报道。国民党当局迫令其停刊，王白与处境困难，重返重庆《新蜀报》就任总经理。
王白与任《新蜀报》总经理时，抗日战争接近胜利，虽然主管的是行政，但在触及政府施政弊端的问题上，他也执笔著论加以抨击，为民请命。
为了和蒋介石政府抗衡，王白与参加了中国农民自由党。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全面推行专制独裁，农民自由党成了空中楼阁。
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公开撕毁停战协定，王白与又在《国民公报》上公开署名发表《四川老百姓起来》一文，揭露蒋介石独裁、内战、玩弄假和平的阴谋。当局对他的言行十分忌恨，处处制造麻烦，他不得已东去上海，筹备《新蜀报》上海版，但未能实现。
从秘密策反到英勇就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节节胜利，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派已从个别反蒋，走上了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在上海，心忧时局的王白与，终于找到了现实有效的爱国途径。王白与参加了郭春涛、杨啸天（杨虎）等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并担任秘书组长，自己的住房也成了民主同志联谊会秘密活动的场所。他还为该会草拟了政治纲领，最主要之点是：推翻蒋介石独裁卖国政府，建立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的政策。
1948年1月，民革成立后，上海的民主同志联谊会相应成为上海民革地下组织。
1948年冬，革命日益接近胜利，上海民革地下组织曾对上海附近的川军进行策反工作，但因认识上的差距和特务的监视难以奏效。
1949年春，民革通过范绍增与顾祝同的关系，获得国民党一个部队的番号——国防部暂编十纵队。王白与同四川民革其他原从事军事工作的同志奉命回川组建该队，以策应大西南解放，他任纵队政治部主任。为此，他前往西安、南郑，同胡宗南协调枪支，在重庆与杨杰、周均时等共同筹划军事策反活动，并与文化教育界密切联系。
有人遇到困难要退却时，王白与告诫说，“我们回川的任务是革命，不是作官！”对于建立革命武装，他强调说：“拿起棒棒人打狗，丢了棒棒狗咬人。”
6月，民联西南执行部负责人杨杰由昆明来渝，召开秘密会议，要求大家做好配合解放军进军西南，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王白与力主加强建军、策反同时并进。何鲁、杨永思介绍了民革川东分会成立、活动情况，王白与被推选为负责人之一。会上还提出执行王白与的建军主张，决定张镇宇以涪陵新庙镇为基地，组建川东纵队。涪陵解放时，川东纵队做了一些工作。
王白与在重庆，除通过民革组织进行活动外，还四处奔走串联，说明蒋介石政权必然瓦解的道理。有一次他在朝天门码头送朋友去武汉，碰到曾在孟良崮战役负伤投诚、治愈退役返家的国民党军官刘钊良。刘钊良向他倾诉了痛恨自己走错了路、决心回家务农等想法后，王白与说：“你路是走错了，现在重新开路也不晚，现在有个好机会，王陵基（四川省主席）要在各县成立民众自卫队总队，你可以插进去，作为策反基地。”由于王白与的推荐，刘钊良被选为蓬安县自卫总队副总队长，临解放前夕率队起义。
为了迎接胜利，王白与的活动日益频繁。1948年8月，他还借其弟王叔云回蓬安省亲之机，嘱其送信给蓬安参议员陈颍川、西充县参议员王浪平，借充实县民众自卫总队之名，用参议会的名义来渝运500支枪，以响应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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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白公馆。
王白与生性耿介，一向坦荡对人，他认为“虽愚不可言之反动者，亦未尝不可感化”，因而疏于防备。可他的活动，早被打入民革的特务所掌握。8月20日，有关当局以约请他南山赴宴为名将其逮捕。
被捕后，王白与先关被在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由处长徐远举亲自审讯。王白与坚不吐实。深夜十二点多钟被蒙上眼睛，押上汽车，车上的人都以为是押去枪毙，王白与则厉声喝道：“我不怕，死就死！”
第二天，王白与才知道他被转移到军统集中营白公馆监狱楼三室。在狱中，他向难友讲：“愿以一己之生命，担负反动派所加之任何罪名，以救民于水火。”重庆当局有一位显赫人物捎信说：“只要公开承认错误，愿保他释放，并送洋楼一幢。”他没有丝毫动摇。
11月27日晚，王白与被押往松林坡枪杀。被押出囚室时，他昂首挺胸，神态自若，边笑边说：“痛快，痛快！”并高呼：“打倒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民主革命胜利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在收殓王白与烈士遗体的时候，他的鼻孔还流着血，在场者无不失声痛哭，肃然起敬。
李宗煌：“宁肯砍掉脑袋，不愿割去耳朵”
“我宁肯砍掉脑袋，也不愿割去耳朵！”
监狱中，在敌特监视下，李宗煌担心前来看望他的外甥及独子说话不慎，抢先相告：“请亲友放心（指民革同志），你转幺舅（赵念君）望他们好好照顾舅母（赵玉君）和毛弟（李致民）。你也应早点返职，做你应做的事。”
1949年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于他的囚室。
李宗煌烈士，四川屏山县人，是民革川康地区组织创始人之一，民革川南负责人，民革“川康五魂”之一。
军旅有愧，慷慨行侠
李宗煌，1899年出生于四川省屏山县中都乡。20世纪20年代初，割据川西南的军阀刘文辉在宜宾创办军官传习所，李宗煌考入该所第一期。毕业后，他在刘部历任排、连、营长职务。1929年晋升为团长，年仅30岁，他作战勇敢，爱护士兵，成为刘部的中坚骨干。
那时正是四川军阀割据时代，各派系军阀首领分别占有几县或几十县作所谓防区，自任官吏，盘剥百姓。李宗煌则是一个罕见的例外，他对受压迫被侮辱者满怀同情，慷慨行侠。在做了刘部的骨干之后，目睹士兵伤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惨象，李宗煌常生悔憾之意，屡言“有愧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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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煌（1899-1949）。
刘湘主政后，李宗煌以38岁盛年毅然脱离军界，寓居成都。他曾跟随刘文辉“易帜”参加国民党，但见到的却是许多党员把主义当狗皮膏药骗人，把党证当升官发财的护身符，从而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相反，他却对中共党员的品格十分敬佩，中共地下党员车耀先等就是他的好朋友。
20世纪30年代初，李宗煌在刘文辉部高育琮旅任职，驻防眉山。中共地下党员张元昌不幸被捕，备受酷刑，坚贞不屈。车耀先派人找到李宗煌，委托他营救张元昌。李宗煌明知牵涉共产党可能危及自己，仍慨然相助，终于将张元昌保释出狱。
李宗煌的另一好友祝荫隆曾任川军团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社会上关于他的“风言”甚多。李宗煌不怕牵连受祸，和祝交往如旧。一次，祝荫隆拟去苏联学习，苦无路费，妻子、孩儿又无人照管，李宗煌得知立即赠送路费，并且按月供给其妻儿生活费。不少素昧生平的后起之秀，慕名求援，李宗煌也慷慨解囊，不吝扶持。一些青年在他的资助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李宗煌平素仗义疏财，早年的亲朋好友中，不少是袍哥名流，闻其赋闲在家，纷纷慕名拜访。不久，李宗煌就被推为袍哥首领。他成为袍哥首领后，声势日隆，常保护弱者和进步人士，还凭借社会地位参加许多文化、政治、进步活动，与蒋介石独裁政府抗争。
1944年，李宗煌与张澜、谢无量一同被邀为《大义周刊》的发起人。它的宗旨是揭露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宣传民主政治，挽救抗战危局，言论常击中蒋介石统治的要害。发行不久，即被国民党政府迫令停刊。李宗煌毫无畏惧，挺身承担责任，并继续支持民主进步活动。1945年秋，根据《新华日报》驻成都负责人杜桴生的建议，进步文化人沈志远、杜重石等，在重庆增设一个进步书店。李宗煌欣然同意为发起人，并资助经费。
在支持进步文化活动中，李宗煌较多地接触了张澜、谢无量、范朴斋、张志和、王白与等爱国民主人士。与他们一起研究时局，李宗煌受益良多，进一步认识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联合政府主张，确是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良策，相信中共是真正为民族和人民利益服务的政党。他开始从一个洁身自好的旧军人和袍哥首领，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更积极地从事争取民主的政治活动。
参加民革，发动起义
1947年，李宗煌抱着“通过民主手段，改革弊政”的一丝幻想参加竞选，当选为屏山县“国大代表”。但在南京国民大会上，他再次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搞假民主、争权夺利的种种丑剧，彻底失望，决定坚决不作蒋介石的御用工具。
1948年初，李宗煌结识了爱国反蒋的著名人士杨虎和民革中央常委郭春涛。他看到民革《成立宣言》和《行动纲领》后，大为认同，很快便经郭春涛介绍参加了民革组织。年近五旬的他，精神空前振奋，返回成都便四处联络好友，宣传民革宣言和行动纲领，发动他们参加民革活动。
1948年5月，杜重石奉民革中央之命，由香港飞成都，与刘文辉、李宗煌等磋商建立民革机构。决定同时成立民革川康分会和民主联军川康军事委员会，两会均取地下活动方式。刘文辉是四川地方实力派中与中共接触较早的人物，与蒋介石明暗抗衡多年，声望最高，众意推刘主持两会，但刘文辉又最为蒋介石政权所忌，不便公开活动。几经磋商，推定刘文辉（化名杨宗文）、李宗煌（化名华正国）任两会正、副主任，李宗煌实际负责日常组织工作。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蒋介石一面作逃往台湾布置，一面将残部退集西南，妄图以川康为基地负隅顽抗。李宗煌深感责任重大，不顾危险，紧张地组建民革地下组织。他先后直接发展了聂轰、王蕴兹、傅渊希、姜亚农、朱戒吾、乔曾希等为民革党员，这些人后来都为迎接四川解放作出了贡献。
在主持民革工作中，李宗煌以革命利益为重，坚持任人唯贤。当时曾有人建议安排他的亲朋老友担任民革和军事组织的重要职务。他总是耐心地解释：民革的具体情况不同于共产党，成立时间短，组织还要大发展，今后必有一些声望较高、革命影响更大的人士进来，如果先把重要职务都作了安排，对革命全局不利。他还坦然表示：“我们参加民革目的是为革命做工作，不是做官，今后大局需要我一定让贤。”
雷波、马边、屏山、峨边是川西南险峻山区，地势有利，又是李宗煌长期经营之地，社会关系广泛。他先派志同道合的妻子赵玉君回屏山代他向参议会、自卫队中的亲友同仁做工作，又通过哥老发动下层群众。在李宗煌推动下，川康民革在起义与策反方面迅速取得进展。在发展民革组织同时，李宗煌还推荐人选，成立了地下军事组织——川康民主联军，李宗煌自兼川南军区司令员。
在李宗煌主持下，1949年5月9日王蕴兹发动了崇宁起义。虽然众寡悬殊，未能成功，但此举打击了国民党政权的嚣张气焰。事后，民主联军又在刘文辉掩护下，配合中共岷江游击队，阻击蒋军向西康逃窜。
李宗煌在家乡的活动，引起了王陵基的恐惧，王在新中国成立后供认：“我怕李宗煌回去真的闹起来，各方加以响应，就不好对付了。”
为国捐躯，大义永存
憨厚性直、待人坦荡的性格，使得李宗煌在袍哥中很受推崇，但从事革命地下斗争则容易暴露在危险之中。
李宗煌在崇宁起义前后，已处于国民党特务和王陵基的监视之下，亲友们得知他已上黑名单，极力劝他转移到川南，以武力作保护。但李宗煌认为：“我是带兵出身的人，情况危急时，一定要镇静，而且事情刚有头绪，如负责人产生畏惧心理，先行撤走，会涣散军心的，革命就是要冒风险。”
但对别人的安全，李宗煌却考虑极周。崇宁起义后五天，李宗煌约请在成都的民革同志紧急会商对策，决定了应留、应撤的名单。在大家要求下，他同意回川南主持全局工作，但让其他同志先撤。就在当日下午，王陵基伙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先大启对他下了毒手。
李宗煌被捕后，中共和民革同志极为关注，立即发动郭汝瑰（时任国民党七十二军军长，起义后参加中共）进行营救。黄埔第十期、十一期同学数十人也联名通电保释，而王陵基则声称李宗煌犯了“叛国罪”，拒不允准。
敌人知道李宗煌为人吃软不吃硬，逮捕之初只是软禁，以示优待。一些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上层人士，则装出“关心”的姿态，一再表示：“党国的事可以商量，都是自己人嘛，有意见大家说清楚就行了。”但是在敌我分明的大是大非面前，憨直的李宗煌却能洞察敌人的奸计，他严正拒绝：“我没有做过出卖国家民族的事情，叫我说清楚什么？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李宗煌失去了自由，但民革活动仍然继续，由李宗煌发展的民革成员，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不少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为迎接成都和川西解放做了很多工作。而他本人则于9月被押往重庆军统监狱，在酷刑下与敌人作顽强的斗争。
1949年秋冬，蒋介石多次到重庆、成都，企图靠残余兵力固守西南，并下令枪杀被他们囚禁的革命志士。在蒋介石眼中，李宗煌等民革五位坚强不屈的革命同志是“叛徒”，被指名处决。同年11月28日，李宗煌被害于他的囚室。
◎ 主要参考文献
1．《〈英烈颂〉第四集：〈民革川康五魂〉》，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团结出版社1989年。
2．赖汝强《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民革五烈士》，《团结》，1997年第5期。
3．崇铭《在重庆壮烈牺牲的民革五烈士》，《团结报》1988年1月2日第2版。
4．王睿《黎又霖：将身许国倍光荣》，《重庆与世界》，2011年10月。
5．黎淮西《我的外祖父——重庆歌乐山烈士黎又霖》，《贵阳文史》，2006年11月。
6．曹庞沛《周均时：爱国学者与革命志士》，《红岩春秋》，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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