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于山水 发表于 2021-3-13 09:05:29

张献忠尽杀妻妾儿子,北上抗清,其身死,由四义子掌兵,入主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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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本名可旺,小名旺儿,陕西米脂人,祖上“累世力农”( 戴笠:《行在阳秋》卷下),是个标准的农家子弟。

孙可望“少年英俊”(古洛东:《圣教入川记》),会来事,机变百出,“善伺人意”(徐鼒:《小腆纪传》卷 65),投身到张献忠军中,很得张献忠喜爱,不久收为养子。

孙可望之外,张献忠还收有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三养子,但因孙可望“年长知书”,故位在其余三人之上,军中咸以“大哥”相称。

孙可望“饶机智”(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 11),“颇有能为”(古洛东:《圣教入川记》),治军严谨,遇事镇定,即使骤逢强敌,仍“能率部坚立不动”,敌畏称之为“一堵墙”(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 17)。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 年),张献忠兵袭南阳,负重伤,几欲死,是孙可望死护突围,这才从将张献忠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所以,孙可望既是张献忠的养子,也是张献忠的“再生父母”。没有孙可望,张献忠做不成大西政权的事业。

敢战之外,孙可望的口才还特别棒。

张献忠全军被困于谷城,眼看就要。孙可望挺身而出,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官军周旋,最后成功地实施了诈降计,为大西军的咸鱼翻生奠定了基础。

所以,他被张献忠指定为了事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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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1644 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于蜀王府内,建东、西两王府,孙可望得封为平东将军,居东王府,人称“东府”,“威亚于献忠”(王夫之:《永历实录》卷 14),地位仅在张献忠之下。

张献忠命毙西充,清军随后紧迫,大西军“欲散”(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2),孙可望勇挑重担,颁谕说:“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也。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尔等各营大小将领,传谕兵丁人等.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要求全军将士团结如初,共克大业。

一时间,“欢声满营”,众“相与尊可望受约束”,“有不服提调者,军法责之”,“各营帖然”(佚名:《蜀记》)

于是,孙可望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大军由顺庆南下,强渡长江天堑,克重庆,下綦江,进入黔北。

随后,取遵义,渡乌江,占贵阳,下定番、永宁,“黔西诸郡望风瓦解”(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 14)。

与解体后四处漂荡的大顺军余部不同,大西军以贵州为基地,休整士马,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贵州地瘠民穷,部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

恰好,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逐走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称霸一方。

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听说孙可望屯兵贵州,便派人前来求救,说:“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0)

云南比贵州富庶得多了。

孙可望大喜过望,伪称沐天波妻弟所借之兵,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疾趋云南。

这支大西军从北打到南,又从南打到北,可谓身经百战,沙定洲手下蛮兵岂能与之相比?而且,沐家世代为云南管理者,沙定洲发动这场叛乱打破了云南两百年来的安宁,很不得民心,孙可望等人此来,乃是以正义讨伐邪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沿路“长驱而来,全无梗阻” (《明末滇南纪略》,又名《滇寇纪略》)卷二),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抵达昆明。

大军进入昆明之日,“城门不闭,各民人户俱设香案迎接”(《明末滇南纪略》,又名《滇寇纪略》)卷二)。

昆明诸生金公趾建议孙可望说:“大明开国三百年以来,云南和贵州的土司一直受沐氏一家管理,只要沐家有征调他们的需要,早上发出命令下午就能到达,将军应该及早迎黔国公沐英回昆明并和他一同管理云南,这是上上之策。”(“滇、黔土司,受沐公恩三百年,故凡有征调,朝呼夕至,今若早迎沐公回省,与之共事,此为上策。”李天根:《爝火录》卷 l7)

张献忠死前也曾叮嘱孙可望,说:“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所以,对金公趾的建议,孙可望并无异议,派人迎还沐天波,相约“共扶明后,恢复江山”(《明末滇南纪略》卷三《沐公顺贼》)。

沐天波、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等人与孙可望达成以下妥协:

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邵廷寀《西南纪事》卷八)。

其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四出平乱,仅仅一年,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悉皆平定。

平定了云南,大西军兵力亦随之大量扩充,“拥兵三十余万,家口倍之”( 康熙十二年《石屏州志》卷一《沿革志》),孙可望又“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四将军既据有云南,旋即同时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分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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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可望在发展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明末滇南纪略?盘踞》);改革税制,实行“条编半征”,“人丁不论上、中、下”,一律征收丁税(《明末滇南纪略?沐公顺贼》);设官管理矿务、盐政,“凡金银铜铁等矿,听民自备工本开采,抽税”;(《明末滇南纪略?政图治安》)在省城及下关,设炉铸“兴朝通宝”钱币,(《明末滇南纪略?沐公顺贼》)以及“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在府、州、县立登闻鼓。”(《明末滇南纪略?沐公顺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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