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丨旅欧勤工俭学生的中共精英
http://i1.go2yd.com/image.php?url=0TO0iVHYXQ《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旅欧勤工俭学生的中共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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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开始扎实建党工作的是周恩来和赵世炎。周恩来与赵世炎一起学习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对各种主义反复比较和思考，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周恩来郑重地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赵世炎在勤工俭学过程中发挥了很强的活动能力和组织能力。他从信奉工读主义到走上革命道路，在争回里昂中法大学斗争中起到主导作用。在被法国警察拘禁的时候，又机智地从军营中逃出，没有被遣送回国。赵世炎的能力被学生们认同，成为后来建立少年共产党和中共旅欧支部的主要负责人。
当学生占领里大的时候，张申府去驻法使馆交涉，又找吴稚晖，说明这些学生在法国的艰难环境下只求在里昂读书而已。吴稚晖拒绝改变他的立场，张申府一怒之下递交辞职信。这下他没了收入，法国的物价又高，惟有搬迁。张申府听说德国因战后萧条，马克贬值，住房和物价都比法国便宜。1922年2月，张申府、周恩来和刘清扬三人搭乘夜车去柏林。赵世炎依然留在法国做工，“但我们之间书信不断”。在柏林，中国共产党人圈子扩大了。
张申府和周恩来在德国发展朱德和孙炳文入党，是一个重要的成绩。朱德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加入滇军，参加护法战争，官至旅长。朱德眼看孙中山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失败，在旧军队中找不到出路。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他去上海找陈独秀，希望加入共产党。陈独秀认为朱德是旧军官，婉拒了他的请求。朱德与孙炳文决心出国寻找革命道路。1922年9月，朱德携妻子贺治华与挚友孙炳文一起去欧洲求学。11月在德国遇见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在其二人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进占里大斗争的勤工俭学生被遣送回国后，留下的学生经历了一段沉寂。他们要面对现实，不可能再依靠华法教育会的施舍和公使馆的慈悲。正如盛成说的：“天上飞的雀儿肉，我们这些苦命的蛙儿是吃不到的。”青年们的处境十分困难，他们分散各地，另谋出路。当时德国和比利时生活费用较低，有不少人从法国转赴德、比。赵世炎由于护照被里昂当局没收，一时不能在都市容身，于1921年11月到华工最多的法国北方去做清理战场的苦工。在此期间，他与旅欧党小组的张申府、周恩来保持联系，积极进行在欧洲成立少年共产党的筹备工作。他写信向旅居法、德、比的同志们征求意见，并向国内要求帮助。
这时，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盛成说：
民国11年秋，北京政府汇交巴黎华法教育会，分给勤工俭学生款项10万元。听说这笔款子是李石曾先生奔走多时的结果，我们非常感激李先生。平时并没有勤工俭学会，同学听说到款10万元，立刻组织勤工俭学会，任卓宣被选为总书记，发生共产党把持总会的结果。平时也没有华法教育会，实际就是一所转信的机关。10万元到后，华法教育会也有了，来管理分配。华法教育会当时的书记是高阳李光汉先生，他与法国上议员于乐鲁先生就组织了一个分款委员会。后来，李光汉先生竟把一部分公款挪用去做生意。学生听说就组织了分款委员会，朱洗说：明知得不到，也要争取。
周恩来以“伍豪”名义于1922年9月1日在《少年》第2号上发表《告工友》，告诉大家北京政府汇来法国10万元，但是经李光汉的分配，属于侨民教育经费，勤工的同学可以申请，但中国劳工没有份。他希望劳工与勤工学生团结起来，“无条件的携手，协力进行，才好图工学前途的发展”。国内援助款的到来，多少改善了勤工俭学生的困难。由赵世炎、任卓宣主持的勤工俭学会有了钱，又开始活动。1922年底，周恩来回到法国，他回忆说：“1922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李维汉）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
1922年6月，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召开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有旅法、德、比等国代表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佘立亚、袁庆云、傅钟、王灵汉、李维农、萧朴生、萧子暲、汪泽楷、郑超麟、尹宽、任卓宣等18人。
郑超麟回忆：“这次开会完全是赵世炎出面，会场在巴黎西门外布伦森林中一个广场上。这些人大部分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穿一件黄色大衣，他是从德国来参加会的。早上当主席的是赵世炎，晚上是任卓宣。在会前我已知这个会所组织的团体不同于过去的团体。这次会是集中了‘蒙达尼’派、赵派和无政府主义派的领导人物，说明各派都统一为马克思主义了。大会由赵世炎主持，赵主持这个会是奉中共中央指示的。讨论名称时周恩来提议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多数人反对，主张叫‘少年共产党’。以后周恩来提出讨论党纲和章程，有人提可以合起来讨论。”
会议通过了少共章程，正式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任宣传委员，李维汉任组织委员。后来和国内党中央取得联系，改名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法支部。全职负责的是赵世炎和陈延年，机关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高德发街一个小旅馆里。1922年8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出版内部刊物《少年》（油印），赵世炎和陈延年是编辑（陈延年负责刻钢板）。在这个刊物上发表文章的人都有笔名，赵世炎叫“乐生”，李维汉叫“罗迈”，周恩来叫“伍豪”，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刊载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工人运动、青年运动的消息。周恩来写的《共产主义与中国》，在旅欧青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1922年冬，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在巴黎成立。
与张申府的朋友圈不同，这次建立的是真正的共产党组织。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革命的方向，他们重建了信心，开始了新的战斗。但是这些青年对张申府不买账，张总是以通讯员的身份来干涉团组织活动，因为大家没有执行他的训令，他很恼火。这就引起青年们的反感，认为他根本没资格当旅欧中共组织的领导。1923年2月20日，在法国比扬古，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员开大会，投票开除张申府出党。
张申府几个星期之后才在柏林得到消息，大发雷霆。郑超麟回忆：“这个在柏林的后台老板暴跳如雷，对少共的后起之秀们大肆咆哮道：‘你们敢！如果陈独秀是我，你们敢把他逐出共产党吗？’”
张申府一直觉得自己在欧洲中国共产党人之中的地位，有如陈独秀在中国一样。他建立了巴黎小组，并领导柏林小组。他为共产主义刊物《少年》筹集资金，他认为自己比那些学生更懂马克思主义，学生们都应该尊敬和服从他。
然而，这正是青年党员们最不服的。张申府平日高高在上，既不下工厂，也不接触学生，谁要他这个后台老板！
周恩来和赵世炎都出席了比扬古大会，十分为难。他俩是张申府最亲密的朋友和巴黎小组的同事，佩服张的才智，也熟悉他的高傲自大。而且赵世炎还是大会主席，整个会议期间，他只能缄口不言。周恩来委婉地回应这些指责，但大家认为张申府已触犯党的纪律，通过了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周恩来回到柏林，通知张申府大会的决定，张气得顿足大骂。周对他说：“你太过高傲自满，群众有意见，给你点打击。”
官司到了莫斯科，当时中共旅莫支部书记是罗亦农。为了张申府的问题，旅莫支部开会，认为开除张申府的决议是错误的，陈延年公开承认错误。1923年夏天张申府经莫斯科回国，张和赵世炎见面，大家都不提一年前不愉快的事情。
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和苏联的共产国际都建立了联系。大家知道蔡和森、李立三回国后，陈独秀听取了他们在法国斗争的汇报，当场决定吸收二人入党，而且没有预备期。蔡和森留在中央机关工作，很快成为中央委员。李立三回湖南，1921年到江西安源路矿工人中开展工作，次年领导工人罢工，一举成名。他们与法国同学联系，希望大家回国参加斗争。1924年夏，张申府回国，到广州任教并参与黄埔军校的创建。他召唤周恩来回国，于是周于1924年底回到广州，到黄埔军校任职。大部分同志还在法国，1923年得到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通知，安排大家转往苏联学习。
萧三说：“我们得知苏联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大学，1922年底我一个人先到了莫斯科，我到莫斯科的目的是想看看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并顺路回国。同时被委托去见当时在苏联参加第三国际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请示对法国三百多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们如何办。这些人当时在法国生活困难，工作不易找到。在莫斯科见到陈独秀、瞿秋白、刘仁静（刘是团的代表）以及在东大学习的任弼时、罗亦农等人。他们留我在东方大学学习，并决定把在法国的同志们也叫来学习。”
形势柳暗花明，旅欧党、团组织从1923年起有计划地分批选送骨干成员去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这一年8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佘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同年11月，刘伯坚、尹宽等亦继之前往。1924年9月至10月赴莫斯科的有聂荣臻、蔡畅、穆青、傅烈。
到1925年底，旅欧党、团员陆续归国参加革命，组织逐渐缩小，工作也在逐步收缩。1926年1月7日，动身赴俄的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人。次日清晨，旅欧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秘书处遭巴黎警察厅突然检查。傅钟、邓小平已经离去，才免遭逮捕。当时国内迅猛发展的大革命形势，迫切需要这些旅欧党、团员尽速归国。为配合这种形势，在苏联学习期间组织上制定了训练的原则和计划，原则一是“努力研究共产主义和实际问题”，二是“坚定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旅欧党、团组织在四年的时间里，从勤工俭学生和华工的先进分子中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后来成为党的杰出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
特别要指出的是，这批旅欧同志经历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艰辛和社会实践，又有留学法、英、德、俄诸国的经历，眼界开阔，思想解放，他们的水平和能力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表现得十分杰出。在他们中间，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畅、李维汉、徐特立、李立三、傅钟、何长工、李卓然、李大章、欧阳钦等老一辈革命家，也有为革命献出生命的蔡和森、赵世炎、向警予、王若飞、罗学瓒、张昆弟、林蔚、颜昌颐、李林、陈延年、陈乔年、李慰农、佘立亚、高风、刘云、刘伯坚、萧朴生、穆青、冉钧、周贡植、李季达、林修杰、帅立本、范一、谢陈常、袁庆云、钟汝梅、彭树敏、郭隆真、傅烈、熊雄、熊锐、黄齐生等一大批革命烈士。他们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的先进分子，也是中国共产党内的精英力量。
（本文节选自《火种》第11章 旅欧精英
刘统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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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
编辑：徐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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