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望族｜庞惊涛：张问陶家族的山东情缘
http://i1.go2yd.com/image.php?url=0StaIGCJBD张问陶画像
文/庞惊涛
张问陶（1764年-1814年）被誉“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又与彭端淑、李调元合称“清代蜀中三才子”，在清代诗坛享有很高的声誉。张问陶是清四川潼川府遂宁县人，因故乡城西有船山，乃以“船山”为号，诗文题签每以“船山张问陶”相接，今天行政区划意义上的遂宁市船山区即为纪念张问陶而命名。
但张船山一生对故乡遂宁的印象是模糊的，而在感情上呢，完全比不得他自小成长的齐鲁大地。在《出都留别旧雨》一诗中，他如是坦承心迹：“一门四世宦山东，曾为趋庭念祖风。生小齐人惯齐语，此方原在梦魂中。”
应该说，张问陶对山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他自认生是“齐人”——今天的“蜀人”不免会为此吃点飞醋。他自小惯听惯说“齐语”，这是毫不争议的事实。因此，他对这一片热土魂牵梦绕也好理解。而对四川遂宁呢，因为居住时间少，多少有些近乡情怯，第一次回遂宁时，已经是二十三岁的青年人了。《初归遂宁作》里写：“北马南船笑此身，归来已是廿年人。敝庐乍到翻疑客，破砚相随不救贫。”正是这种疏淡中有兴奋、感叹、自我安慰等复杂感情的真实写照。
一边是山东、一边是四川，两个地方的情感在张问陶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量，我们很难分出高低轻重——事实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们只是经由“一门四世宦山东”这句诗，考察出张问陶家族与山东的特别情缘：因仕宦而结下的地缘既安顿了一个家族庞大的人口，而这种地缘又反过来深刻地影响了家族中人的仕宦和人生，尤其是张问陶的人生。
一门四世宦山东
据清桐乡蔡坤编辑的《张船山先生年谱》，张船山先祖籍湖广麻城，入川始祖张万于1369年（明洪武二年）入蜀，卜居遂宁县黑柏沟。八世祖张烺于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迁居西充县石板场老鹳村（今西充县双凤镇），旋迁回遂宁赤崖沟（今遂宁船山区河沙镇赤崖村）。张烺之子张鹏翮的少年时光，大多在西充石板场和赤崖沟度过，其间跟随川中名儒彭觉山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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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家族入川始祖张万画像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张鹏翮34岁，在经过翰林院、刑部福建司主事、刑部山西司员外郎、顺天府乡试同考官、苏州知府等多岗锻炼后，出任山东兖州知府，实是张氏家族和山东的首次结缘。
张鹏翮在兖州三年，政绩突出。一方面查判昔日积压疑难案件，昭雪许多冤案，释放冤民30人；一方面重视农桑，兴办教育，创办了东鲁、文在两个书院，使兖州一代民风大变。康熙南巡到山东曲阜，朝官进孔庙诗礼堂听讲，特招张鹏翮传入，列在山东巡抚之后。康熙离开山东曲阜孔府后，即驻跸兖州，足以说明对张鹏翮廉能业绩的充分肯定和个人人品的认可。
这段短暂的山东仕宦经历，对张氏家族在山东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张鹏翮子嗣婚配的山东化落地——张鹏翮次子张懋龄与孔家的结缘，既有孔家对张鹏翮人品政绩和政治地位的肯定，又有张家借望本地人文望族光大门楣的现实需要。所以张懋龄娶山东衍圣公孔毓圻女为妻，算得上是张孔两家都看好的结合。张懋龄逝后，葬于曲阜县之南官府马鞍山，后世迁居于曲阜。张船山辞去莱州知府后，曾绕道曲阜，探望张懋龄这一支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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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翮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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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翮手迹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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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翮弟弟、定远将军张鹏翼画像
张问陶的祖父张勤望，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以恩荫补顺天粮马通判。在江南署安徽宁国府知府任上因处理二十年尘案有功，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题补登州府（今山东蓬莱市）知府。继张鹏翮之后，开始了张家又一代的山东情缘。张勤望到登州后，劝课农桑，奖善惩恶，作育英才，政声远播，文教事业尤其卓著。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勤望主持重修登州莲洲书院，改名为瀛洲书院，今为山东蓬莱市城区历史名胜，遗址在蓬莱一中大门附近。
张问陶的父亲张顾鉴，是张家在山东仕宦的第三代。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张顾鉴丁忧期满，服阙赴京，十一月拣发山东，补缺山东省馆陶知县兼署冠县知县。四年后的五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26日），张顾鉴的第二个儿子降生。张顾鉴掐指算来，这个地方给予他的不仅是事业，还赐予自己的家庭和后代，为让后世永远不忘这块宝地，便给这个儿子取名“问陶”。张顾鉴在馆陶知县任上十年，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推升湖北均州知州。年仅6岁的张问陶随父母迁居均州。
在张顾鉴这一代，其婚配如张懋龄一样，也是山东化落地。张问陶的生母周氏，为山东即墨人。这种婚配和仕宦，使得一家人对山东、对馆陶充满了深厚的故土之情。
作家戴敬仁在《张问陶的故乡情缘》（载2019年4月12日《聊城晚报》）一文中，讲述了张问陶长兄张问安受父母之托，得参加乡试之便绕道回故地的经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八岁的张问安第一次赴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张问陶一家人特意让其绕道看望山东馆陶故地。当时张问安乘坐的车辆驶出馆陶县城沿着泥泞的道路南返，当行驶到县城南邵村（今属冠县东古城镇）旁时，车辆陷入泥潭而不能行，于是下车乞求路人帮忙。当得知他是张顾鉴的后代时，路人招呼其他人一块推出了车子。不一会儿，在邵村路口，“有庞眉皓首八九人拱立村口，车至，同声曰:‘幸公子至，归达愚忱’，言邑人甚思念吾父母也。”县人还向张问安谈及对张顾鉴家人的思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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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馆陶县衙平面图，是衙门和官署合一的结构
到张问陶这一代，张家在山东既有实质的人口繁衍，又有累世的清誉政声，几乎就是一个典型的本地化望族，而四川遂宁倒成了念念不忘而又难得亲近的生之所籍。
到了嘉庆十五年（1810年），已经四十七岁的张问陶经吏部铨选出任山东莱州府知府。但张问陶在莱州时间不长，从当年七月的任命文件下达，到九月二十日携家眷赴任，当年秋季到任，在莱州不足三个月；第三年，即嘉庆十七年（1812年）正月辞去莱州知府，实际在莱州工作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半。是以论及历史上的莱州地方官，大多知与王羲之齐名的“北方书圣”光州刺史郑道昭、抗金名将宗泽、李清照之夫赵明诚，很少有人记得张问陶曾在这里也任过地方官。
但即便是如此短暂的任期，张问陶在莱州也干了很多有利民生的实事。赴任后，张问陶衣不解带，即深入所辖七邑了解民情，办理积案，考试童生，奖掖后进。忙了十多天后方得闲回到家。在《到郡十余日始得退扫闲轩默坐得句》中，寄托着怎样的政治热望：“塞上承天语，民刁默化难。霸才思管晏，律意囧申韩。夜烛求生苦，新霜触梦寒。洋洋旧东海，何日挽狂澜。”很少有人注意到这首诗中隐含的张问陶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可惜莱州之任并没有给他更多施展抱负的机会。
他任职期间，恰逢莱州辖区掖县、即墨两县农业减产，平度、昌邑、高密、潍、胶五州县遭严重水灾，村落萧条，民众食不果腹。张问陶面对这种境况，痛若切肤，乃向朝廷请求减免或缓交税租，并发放积谷，赈济饥民。
但他在莱州是不愉快的，因天性正直耿介，与上司政见不合，于是愤而辞官。他自认“非才早愧不胜官”，现在“虎背抽身也不难”，将来呢，一定是“绝口不谈官里事，头衔重整旧诗狂”，其中的沉重和愤懑之情可见一斑。
张问陶的山东朋友圈
在有清一代既能且廉的官员中，张鹏翮的声望是比较高的。尽管他的后人在入仕为官这一点上也希望踵其祖武，实际上，无论是张懋龄、张勤望，还是张顾鉴，乃至张问陶，在政治声誉和影响力上都没能接近张鹏翮，更无法谈超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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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潼南区的张鹏翮廉政文化展览馆
但因为张鹏翮为后人留下了好的家教家规，即便他们官做得都不怎么大，但都保持了清正廉洁的本色，尤其在执政为民这一点上，可谓深有良教。由张鹏翮亲撰谱序、长子张懋诚主持修订的《张氏族谱》中，将《家规辑要》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出为忠臣，处为端人”“不得以贿败官，贻辱祖宗”“律己公廉、执事勤恪”，都是对子孙为官从政的殷殷告诫。
受此影响，张问陶无论是在中央政府工作，还是在地方为官，始终都秉持着“律己公廉、执事勤恪”的祖训。在莱州任上，他更是和底层人民打成一片，结交了很多布衣朋友。在《船山诗草》卷十八《出守东莱集》中，可以看到张问陶有一个特别的“山东朋友圈”。
嘉庆十五年（1810）九月二十三到十月十六日，张问陶主持了即墨、潍县、掖县、胶县、昌邑、高密等县的府试，与一州的文童们相互联诗，其间既有对文童们一展抱负的勉励，也有对国家得才的期待。“龙门看夺帜，河鲤尽飞扬。”他经历过这样的府试，对文童们的冀望流露其间。
翟文泉是掖城东南隅村（今莱州市莱州镇东南隅村）人，张问陶慧眼识才，童生试拔为第一，两人因此成为师友。翟文泉曾经送张问陶一块小黄石，中间有奔马的影子。张问陶因此写诗志谢，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友谊的见证：“寸石影天马，橫奔雄万夫。神工真狡狯，画意不模糊。蹄尾腾空疾，风云变态殊。白孟新水活，一幅小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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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秀丽的莱州大基山道士谷
张问陶辞官，朋友们安排在莱州大基山的道士谷给他饯行，座中既有和他一样飘零四海的地方官，也有本地的读书人，道士战信贵也是他的方外友人。醉后，张问陶留下铁如意而去，战信贵秉烛扶他上马回家，他想着“乘风他日过东莱，还我铮铮铁如意”。再到道士谷，他带上了家人，“海上鱼龙妻女笑，山中诗酒兄弟情。”
知道他要走了，莱州的老百姓都舍不得，远近闻讯来挽留和索书的人络绎不绝，“官吏绅民次第求”。他是没有官架子的，有求必应，于是“四海墨花飞不尽，又留千纸在莱州”，于此足见他对山东朋友们的深情厚谊意。
还有一位山东朋友，与张问陶可谓莫逆。《清代学者像传》有一幅张问陶着貂皮大衣的半身像，这件貂皮大衣就和这位山东朋友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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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者像传》中的张问陶画像
戴敬仁《张问陶的故乡情缘》中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月十四日，31岁的张问陶和42岁的刘大观在京师相识、相知……（张问陶）一生清贫廉洁，虽身为京官，却俸微家贫，穷得无力购置皮衣。北京冬天气候寒冷，张问陶每值风雪时外出，竟然无皮衣来御寒，所以不得不借用哥哥张问安的皮衣以御风寒。第二年，即嘉庆元年（1796年）暑天，刘大观了解此情况后，便花钱买了一件皮衣赠送给了他。
刘大观（字正孚，号松岚），山东临清州邱县人（清邱县与馆陶县同属山东所辖，同属齐鲁文化圈，二县接壤，馆陶县城在今冠县北馆陶镇，邱县县城在今河北邱县邱城镇，两城相距不过四十里地）。因两县接壤，又有着相似的儿时记忆、相同的学习仕途经历，所以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31岁的张问陶和42岁的刘大观在京师相识互相问起籍贯时，便“飘然如故人”了。
张问陶在《十月十四日，刘松岚明府大观过访，谈诗竟日，赋此订交》云：“有客忽相访，飘然如故人。旧时同记忆，淡语见丰神。文字前缘厚，琴书古意真。知音求不易，来往莫辞频。”诗中赞叹刘大观丰神雅淡、多才多艺，两人一见如故，并视为知音，希望今后“来往莫辞频”。
两人此后还有诸多交集。嘉庆三年（1798年）七月，刘大观任奉天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市）知州，获悉张问陶在京师生计艰难后，便寄书问陶，推荐他到宁远书院讲学，每岁可得束脩五百金。刘大观以言事去职，张问陶作诗予以安慰、鼓励，《送松岚归山东》云：“抛却河东獬豸冠，团团草帽出长安。腾身岱顶题诗去，从此成仙也不难。”劝慰好友抛去河东盐运使官帽，离开京师回山东故乡过自由自在的神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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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画作《四喜图》
对山东的情感摆位
山东莱州是张问陶仕途的最后一站。
他从莱州辞官后，计划回到家乡遂宁养老。“自惭五十枉知非,万里思亲却未归。”（《闻李松云前辈调任成都寄怀有作》）说的就是这个计划，但苦于旅资不足，不得不暂寄苏州。不意到苏州后病情加重，不久病逝于苏州寓所。无论是乡籍遂宁还是生地山东馆陶，他都没有机会再亲近了。人生怅恨，每每如此。
张问陶一生，籍在四川遂宁，生在山东馆陶，成都是中转站、京城是宦游地，莱州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苏州呢，是他生命的最后一站。除了羁旅行游，一生所经停处，不过这几处。
对四川，他既是陌生，又是向往的。二十三岁那年回家，极目所见，故乡山清水秀，风韵独具。此后少有的几次回家，他遍访家乡名胜古迹，如广德寺、灵泉寺，都有诗题咏。宦游中，他总恨自己“不及帘前双燕子，年年来绕故园花”（家居感兴》），而最后老病未能归，则是他最大的恨事了。
从数量上来看，他写给遂宁的诗歌不少，超过了在山东的诗作。以《出守东莱集》作为对山东题咏的观察入口，他对四川遂宁的感情似乎要深于山东。但细细读他的《药庵退守集》中涉及山东的诗作，发现他对山东的感情也可以说是山高海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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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问陶书法作品
在《壬申三月二十二日由兖州绕道曲阜恭谒高祖母唐太夫人墓昔先文端守兖日以少子赘于孔氏太夫人暮年依居曲阜遗命不归蜀卜葬于县南工阜马鞍山下留子孙一支守墓人今微矣》这首诗里，他感叹说：“弹指百年冠盖影，孙曾才过又玄孙。”诗中自注云：先祖守登州，先君令馆陶，予复守莱郡。说的都是张家和山东特别的情缘。
还有一句说：“却向山东留故实，莱州太守兖州人。”他人走了，但是会留下很多他在山东的故事，我这个莱州太守，应该可以说是兖州人吧。
张问陶的天下观
“处处留情处处情”，像张问陶这样诗主性灵的人，对人对地方是最易生感情的。不虚应、不蹈空，一切发自肺腑，诗文所见，都是真情实感，所以山东和四川的情感摆位，对诗人而言都是一样的重要。
这当然还关涉到他通达的天下观：一生行迹主要在山东、四川和京城之间，在并不长的人生长度里，得以构建起比较开放的天下观。空间理论上，受时代局限，张问陶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还没有能力构建起完全的世界观和宇宙观，仍以中国为中心，所以中华大地，哪里都可以是寄情之地。同时，他这个家族的为政者，从张鹏翮到他这一辈，无论官做得大还是做得小，都没有很强的地方乡党概念，在政治上，体现为一种让统治者放心的不结党行为，而在俗务上，也让他们减少了很多无谓的交际应酬，得以安持于文教事业和著书立说。
从张鹏翮开始，尽管家族落籍四川遂宁，但因为有儒家“为万世开太平”的教化，便自觉担负起了以身报国的使命。所以，不管山长水阔、天远地远，必须从遂宁或馆陶一隅，走向国家的政治中心。一定程度上，张问陶比今天的遂宁人，更有走向成都、走向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冲动，故乡，只能被他抛在脑后。
这让我再一次想到张船山的后人、被誉为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的张隆溪先生的天下观：他虽有成都情结，但更有放眼四海的开放观念，也从不以“张问陶后人”而自得。在一次采访复函中，他坦言，从成都走出去后，他“更觉世界之大，天下之广”“对一个人的眼光和胸怀更为重要”。可谓有其祖必有其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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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张氏族谱（2017年续修）》非常厚重
尽管有着“一门四世宦山东”的傲人资本，在新一轮名人争夺战中，山东兖州、莱州却并没有强化张船山的名人价值和作用，连“抢一抢”的意思都没有。
如果不意外，张船山会在第三、第四批四川历史名人中，被“海底捞”起来，由此，他的诗史地位以及诗歌的人民性、社会性便有了再次确认和弘扬的机会。今天，时代交给后人的两个任务，一是确认“宝鸡题壁诗等诗作的诗史价值”，二是确认《船山诗草》中部分作品的人民性以及短暂地方从政生涯中的为民情怀。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两个任务，船山的遗产才会最大化地发挥其时代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诗歌审美意义上的“性灵派”应该放到文学史里去了，而诗史和人民性意义上的张问陶，才该站到时代的前台来。
从遂宁到京城，再到山东，张船山走了五十一年。他离开后的两百多年，他的诗文及其精神世界，又从遂宁、从山东走向了全中国。张船山是遂宁的，也是中国的。在今天，他更可以是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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