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魏晋壁画墓“采桑图”考辨
河西魏晋壁画墓“采桑图”考辨刘兴林
摘要：河西地区至迟在汉代就有了蚕桑丝织生产，目前所发现的采桑图主要出土于嘉峪关地区魏晋砖室壁画墓中，是河西地区蚕桑生产的见证。嘉峪关六号墓所见的3幅采桑图与其他同时期墓葬中所见采桑图的表现方法完全不同，根据图画中采摘对象的表现形式和驱鸟元素等分析，六号墓的所谓采桑图应该是柞蚕放养中的移蚕图。根据文献记载，这里也存在柞蚕放养的可能性。
关键词：河西地区；魏晋壁画；采桑图；柞蚕
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因丝绸贸易而得名，它的开通也带动了河西地区包括丝织业在内的经济的发展。关于河西地区何时始有蚕织生产，史无确载。悬泉置、居延等遗址和武威磨咀子汉墓都有汉代丝织品出土，金关汉简也有关于发展蚕桑的条文，可能说明，汉代河西地区已经有了丝织业。嘉峪关魏晋画像砖墓壁画中的多幅采桑图以及绢帛、蚕茧、丝束和梳刷、锅等缫丝工具的画像，反映了河西地区早期丝织生产的发展情况。本文不纠缠河西蚕织业的发生时间和发展状况，而重点对传统上所说的嘉峪关4座魏晋墓出土的采桑图进行分析考辨， 认为这些采桑图的一部分反映的应是野蚕放养， 这些“采桑” 图可能为柞蚕放养过程的挪蚕图或摘茧图。在河西地区蚕桑业普遍存在的形势下，野蚕放养是该地区蚕业生产的一个方面，它丰富了河西地区早期蚕业生产的内容。
一、嘉峪关魏晋墓葬壁画中的采桑图
目前所知河西地区魏晋画像砖墓壁画中的采桑图主要发现于嘉峪关地区，报告和研究者引用时均为“采桑图”解说之。为方便叙述，这里暂以“采桑图”名之。
1972年，嘉峪关市东20公里处发掘魏晋砖室墓8座，其中有6座是壁画墓。壁画中多见丝束、蚕茧、绢帛和可能与缫丝有关的工具。有4座墓有采桑图［1］(P48-50,57,104-105)，其中，四号墓1幅，五号墓4幅，六号墓3幅，七号墓2幅，共10幅（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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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嘉峪关魏晋墓壁画中的采桑图
M6：09，前室东壁II2，桑树左、右各有一人，右侧为一赤足女童，胸前挂“受桑器”，正弯弓射箭，左边一女一手提笼，一手采桑。
M6：10，前室东壁II3，一女童在两株桑之间，胸前挂“受桑器”，双臂展开分别向两边采桑。
M6：11， 前室东壁南侧III1， 中间一棵大桑树，左边一赤足女童，胸前挂“受桑器”举手采桑叶。树右边一女，正举手采桑叶。
M5：05，前室东壁I4，一女正举左手采桑，右手提桑筐。采桑女和桑树之上有虎头纹。
M5：09，前室北壁东侧II1，一女右手持笼钩，左手提笼朝桑树走去。
M5：13，前室东壁II4，二人在桑树下采桑，其中一人一手提笼钩，一手提笼。
M5：14，前室东壁II5，一女在桑树下举手采桑，女前置一笼（笼不清）。
M4：41，前室西壁III2，一女提笼采桑。
M7：11，前室东壁II1，一女提笼采桑。
M7：12，前室东壁II2，一女采桑，桑树上挂笼。
以上采桑图中，人、树、桑笼（或篮）形成固定的组合，这也是各地采桑图的共同特点，以此可以确认壁画的内容和性质。如酒泉下河清一号墓南壁五层的人、树图（该墓原报告推定为东汉时期）［2］，一人，一树，虽然报告所定的“捕禽人”未必准确，但肯定不是采桑图。同样，画像中的树木如果不是表现在采桑活动的场面或以桑为背景的故事中，也很难确定是否为桑树。
嘉峪关魏晋墓的10幅采桑图，桑树可以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类如六号墓的3幅画像，以粗墨条加细线表现树叶；一类如四号、五号、七号墓的7幅画像，以粗墨线点缀示意性的桑叶。六号墓采桑图的桑树显得十分特别，树冠枝条展开，树叶附于枝上皆作眼睛、睫毛形，绝不类其他采桑图上的树叶表现形式，而且这样的表现方法也不见于其他地区的画像中。
二、其他地区的采桑图和画像中的桑
采桑图早在战国器物上即有表现。河南辉县琉璃阁战国墓出土铜壶的盖上有一圈采桑纹，有2株桑树和6个采桑女子， 一女子一手提桑筐，一手正采捋桑叶。地面还有桑筐数个［3］(P68)。桑树低矮，桑枝向两边歧出，桑叶顺桑树点缀，表现清晰（见次页图2，1）。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战国铜钫上刻画有采桑图，图上有桑2株，有人采桑，有人在传递桑筐［4］(P170)。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另一件战国铜壶，颈部的采桑图也表现了2株桑树，树冠都作展开状，有妇人攀援树上采摘桑叶，桑叶附枝展开。右边树上枝间二女子相对而坐，一人拉过桑枝二人共采，树上悬一桑筐，树下一人提筐仰头看着树上，随时准备接送桑筐（图2，2）［5］(P20)。四川成都百花潭战国墓出土铜壶上也有相似的采桑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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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战国铜器上的采桑图
汉代画像中的采桑图主要是表现以采桑为背景的历史故事。山东嘉祥武梁祠后壁石刻画像中有东汉采桑图（图3，1）［7］(P31)，图中右边一妇人手持桑钩站在树侧回首张望， 桑篮悬于桑树上，左边一男士背负囊橐与采桑妇相对而视。桑树枝叶未做细部刻画，绘作一团。这是一幅“秋胡戏妻”图。
四川新津崖墓石刻画像也有一是秋胡戏妻图，图上桑树树干弯曲，枝条纤柔，采桑女手牵桑枝，其身后一男子似在挑逗之，女子回首后视。女子身侧地上置一桑筐。图中桑树只见枝条，不见桑叶（图3，2）［8］(图版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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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汉画像中的秋胡戏妻图
四川新都画像砖中的桑间野合图，桑树叶特大，挂于枝头，犹如荷叶一般，寓意蚕业兴旺。桑叶叶脉和锯齿状边缘皆刻画清晰 （图4，1）［9］。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有“赵盾救饿人”故事，饿人跪于桑下， 赵盾下车面向桑下饿人递送食物。图中桑树树冠也未进行细部刻画， 枝叶难辨 （图4，2）［10］。这虽是春秋故事，但背景中仍然反映了汉代人常见的桑树。
图4 汉画中的桑
陕西靖边东汉壁画墓，前室西壁上层有一幅采桑图，一妇人手拉桑枝，地上有一桑篮，身后一男子弯腰向前，右手捧一方盒，左手将盒盖掀开，似为秋胡戏妻。画面中桑树树叶突出，附于下弯的枝条上好像一串串灯笼，又像是累累果实（图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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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陕西靖边东汉壁画中的采桑图
以上图像中的桑树，战国时期多清晰地刻画出桑树的叶片，汉代多重人物不重树木，对于树型、树叶等皆不着意表现。只有陕西靖边县东汉壁画墓中的采桑图， 树上随枝布置灯笼形叶片；四川新都等地的桑间野合图，在树枝梢上顶着一片片特大型树叶，显得与树木不太相称。战国到东汉时期的桑树画像都没有河西地区那样的表现方式， 尤其是嘉峪关M6的3幅采桑图中的桑叶， 不但在其他地区找不到相应的桑树图像，自然界也不见相似的植物叶片形式。
三、嘉峪关移蚕图和采桑图分析
嘉峪关采桑图上的桑皆与其他地区不合，尤其是M6的3幅更显特殊，即使在突出桑叶的靖边东汉壁画上也找不到共同点。嘉峪关M4、M5、M7采桑图，以涂抹墨点、断续或连续的粗墨条示意性地表示桑叶， 可以看作是桑叶的粗略画法。但是M6的3幅采桑图， 桑树叶片却画得工整细致，粗墨线向外画着类似睫毛状的细线， 排列整齐，绝不马虎行事。对比其地区桑树画像，六号墓的桑树除了绘画表现手法上的不同，应该还存在树种上的差异。
在六号墓画像中， 树枝上绘出多道粗墨线，墨线一头粗圆，一头尖细，弯曲似小鱼游动，绝非树叶的形象。以“小鱼”为起点向外或向上细密地排列着长长的细线，形成一个个单元，一个单元中的细线都朝一个方向自然弯曲，并与墨线条大致垂直，整体上就如同眼睛和睫毛。眼睛、睫毛状“树叶”刻画得又如此清晰，绘画者究竟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笔者注意到，采桑人手触“小鱼”头部做采摘状，少有手伸向细线部分的，似乎“小鱼”是要采摘的对象。M6：10画像中， 一孩童在两树间展开两臂采桑，右手抓着“小鱼”，而左手触及另一树上的细线部分， 这应是两手采摘不能兼顾造成的。就在这幅画像中，孩童头顶和左右两侧地上各有一长墨点，头顶的一点直立下垂，地上的两点作倾斜状， 这应该是正在掉落和已经掉落的“小鱼”。这样看来，“小鱼”和细线不是一体的事物，采摘的对象正是“小鱼”。
“小鱼”可能就是蚕形的表示。现在所见家蚕多身体粗细均匀，爬行较平稳，而野蚕，以放养的柞蚕为例，其头部稍粗，向尾部渐细，身体弯曲波折，野性尚存。如果把小鱼形看作是放养在树上的野蚕， 睫毛状细线看作树叶主脉两边的支脉，抑或是树叶的一种特殊表现手法，柞蚕爬在柞叶上并突，蚕尾和柞叶都做了夸张性的表示。如此说来，所谓采桑其实是“采”蚕。野蚕放养也是需要管理的， 而管理中最繁重的工作就是移蚕，或称挪蚕。一棵树上叶子被蚕食殆尽，需将蚕从叶少的树上移到另一片叶多的树上去，蚕不断地吃叶，就需要不断地移蚕。这也是现在柞蚕放养中非常必要和常见的劳动。
推测采桑图是野蚕放养中的移蚕图，还可以从“护桑”工作中得到说明。野蚕放养，最大的天敌是鸟类， 轰赶鸟的劳动甚至比移蚕更为重要。嘉峪关魏晋墓中的2幅采桑图有“护桑”的举动，且都出现在六号墓中。M6：09， 一女在树一侧取叶上的蚕，树另一侧一孩童拉弓欲射。M6：11，一女在树下取蚕， 一孩童在树的另一边两手上扬，右臂弯曲，手中拿一石子形物作抛掷状。2幅画像上孩童的形态表现的都是驱鸟护蚕。发掘报告说孩童胸前挂“受桑器”，显然是把他们当作辅助采桑者看待的。敦煌佛爷庙弯西晋墓（M39）画像砖有彩绘“母童嬉戏”图，图上顽皮的孩童身着胸前带长方形装饰的上衣，下身赤裸，右手持一棍状物于胯下作骑马状［12］(P85)（图6），儿童所着上衣与嘉峪关六号墓“采桑”图上3个孩童的服装一样。可见，M6的3幅图上儿童胸前所“挂”是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常见的儿童肚兜，既不能“受桑”，也无法装蚕。M6：10只有儿童和树，未见大人在场，三蚕掉落， 抑或就是孩童取蚕未得其法或顽皮所致，他的工作应该是驱鸟护蚕而不是移蚕。成人持笼移蚕，孩童驱鸟护蚕，于理甚合，而且弯弓或投掷驱鸟也颇有游乐性， 是少年喜爱参与的活动。当然，护蚕劳动不可能仅仅依靠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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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敦煌佛爷庙弯魏晋壁画“母子嬉乐”图
野蚕放养需要护蚕，若是采桑饲蚕是无需护桑的。《诗·卫风·氓》：“于嗟鸠兮， 无食桑葚。”毛传：“鸠，鹘鸠也，食桑葚过，则醉，而伤其性。”这首诗是一被遗弃的多情女子的自诉，诗人以鸠食桑葚比兴自己沉迷爱情后被遗弃的境况，并没有关心桑葚的意思。植桑重在收摘桑叶，蚕农关心的只是桑叶。《农政全书》卷三十《树艺·果部下·桑葚》“桑生葚者，叶小而薄，故蚕桑之家，不得有葚。”中国古代在桑树的种植和管理上，方便采叶和使桑叶大而肥美一直是人们努力的方向，叶肥葚实必小，人们对于桑葚自然不甚关心，故很少有轰鸟护桑之说。所以，嘉峪关六号墓“采桑”图上只能是护蚕而没有护桑， 图中的树不是桑，应该是放养野蚕的柞，“采桑”图应更名为移蚕图。
类似六号墓3幅移蚕图上的柞树形象， 在嘉峪关魏晋墓的出行、狩猎、农耕、坞壁等题材的画像中也有发现（见次页图7），其树型较小，描绘简单粗糙，可能也是放养野蚕的柞树。以柞树衬托户外场景中，正说明柞树在野外遍地可见，是河西地区的常见树种， 在这里放养野蚕是因地制宜，有效地利用了这些自然生长的柞，因为出行、狩猎、 农耕等题材画像的重点不在养蚕上面，树在其中只起衬托场景的作用，所以对树型的描绘也非常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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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嘉峪关三号墓出行图（M3：04）
M5、M4、M7的7幅采桑图中的树又是桑还是柞呢？7幅图与M6的3幅移蚕图相比，除了枝叶的表示不同，它们都没有驱鸟的元素。发掘简报说五号墓前室南壁西侧的一幅画像描绘的是“一桑园门外有一童子正在扬杆轰赶飞落桑树的乌鸦”，是驱鸟护桑［13］。发掘报告将这个有高墙相围的“桑园”重新厘定为“果木园”，“守园人手持棍棒在看护果木园。果木园四周有高墙围绕，前方开一门，树枝披露墙头，树梢有一飞鸟”［1］(P54)。桑树是不需要高墙围护的，这个解释是对的。M6画像之所以刻意表现出驱鸟的孩童，是因为柞蚕放养需要护蚕，而采桑饲蚕不需护桑，因此，以上7幅画像应该是真正的采桑图。
河西地区自秦汉时期已有蚕桑。《居延新简》74E.J.F16：1—16录出土于金塔县天仓乡北约25公里的汉代金关遗址的《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诏书册》，其中提到“治民之道，宜务于本，广农桑”，同时记录了河西地区植桑情况。居延医方有“桑螵蛸未有”“干桑一分半” 等 （E·P·T40：191B）。东汉至魏晋时期，河西地区蚕桑生产已经比较普遍，河西地区的蚕业生产是以桑蚕为主的，嘉峪关4座墓只有1座墓表现柞蚕放养，在10幅“采桑图”中只有3幅是有关柞蚕的，桑蚕多柞蚕少，这正是河西地区蚕业生产的实际。
类似M5、M4、M7这7幅采桑图中的树型同样出现在采桑以外的各种场景中，它们都在树枝上用断续或连续的粗墨线表示树叶，几乎所有树都使用了同样的表现手法，显然这是普遍使用的简化的树木描绘方法，说它们都是桑树显然是草木皆兵，只有结合采桑要素和故事背景才能确定是否有桑树。
四、魏晋河西地区柞蚕放养的可能性
针对M6这3幅“采桑”图，我们对嘉峪关地区的野蚕放养进行了初步的推测。野蚕品种很多，主要有栗蚕、樗蚕（臭椿蚕）、天蚕、樟蚕、柳蚕、蓖麻蚕等等，为人们较早和较大规模放养的野蚕主要是柞蚕。早期桑蚕生产也是始于对野蚕的利用， 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不见桑蚕放养，文献多见的采桑之语，魏晋时期不可能再有桑蚕放养了，嘉峪关壁画上表现的应该就是柞蚕放养。
柞蚕的利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太平御览》卷八一八《布帛部六》引司马彪《续汉书》：“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茧，野民收其絮。”晋郭义恭《广志》：“柞蚕食柞叶，可以作绵。”又，《古今图书集成·禽虫典》卷一一十所见晋崔豹《古今注》：“汉元帝永光四年，东莱郡东牟山，野蚕为茧，收得万余石，民以为丝絮。”（今本《古今注》未见）一般认为，东莱指的是山东半岛的牟平，今烟台牟平区一带。野蚕当指柞蚕。柞蚕的人工放养早在秦汉以前可能已经有了。由于柞蚕茧舒解缫丝较为困难，秦汉时期蚕桑业已十分普遍而使野蚕的放养难以推广，长期以来只是少数地区的山民的副业，直到明清时期，柞蚕业才从山东半岛向河南、辽宁和云贵地区性传播［14］(P549-550)。
放养野蚕的柞属壳斗科（又称毛榉科，Quercus acutissima）栎属植物，落叶乔木，少数为灌木，耐寒、耐瘠薄、耐干旱，山地、洼地均可生长。我国文献中柞的名目繁多，有栩、杼（柔）、栎、橡等名，俗称麻栎、柞栎、橡树。河西汉简所记载的树木种类有杏、梓、松、柳、榆、槐、梜、萩和桑等［15］，没有提到柞，这可能说明当地人们对柞树木材价值开发不多和柞蚕放养不广，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记李恂“迁武威太守。后坐事免……时岁荒，司空张敏、司徒鲁恭等各遣子馈粮，悉无所受。徙居新安关下，拾橡实以自资”。李贤注：“橡，栎实也。”《晋书》列传第二一：挚虞“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柞树子即橡实， 俗称橡子。《齐民要术》卷五《种槐、柳、楸、梓、梧、柞》：“俗人呼杼为橡子，以橡壳为‘杼斗’，以剜剜似斗故也。橡子俭岁可食，以为饭；丰年放猪食之，可以致肥。”东汉时期函谷关和西晋长安一带乏粮时可以橡子为食，说明这里的柞树非常普遍。
柞树种植较易。《齐民要术》种柞条：“宜于山阜之曲，三遍熟耕，漫散橡子，即再劳（耢）之。生则薅治，常令净洁。一定不移。十年，中椽，可杂用。二十岁，中屋槫，柴在外。斫去寻生，料理还复。”［16］(P358)种下橡子，出苗后不用移栽，是非常简单的事，即使河西地区汉魏时期没有柞树，随着丝路的开通、河西地区的开发和人口流动，带入橡实引种柞树也是很容易的事。如果河西地区已有柞树分布，引进蚕种和放养技术自然也就有了柞蚕业。
五、结语
现在柞蚕放养已遍及全国各地，各地放养野蚕的柞树品种多经过人工改良或引种，不一定是历史时期的原生品种。现在河西地区的优良柞树品种是辽东栎，亦称辽东柞，该品种广泛分布于辽宁、河北、山西、山东、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等地［17］。柞树虽然分布较广，但并不是有柞树的地区就一定有柞蚕放养。以上从六号墓树木表现特征上进行分析得到的嘉峪关采桑图的初步认识，也只是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性，而且有柞蚕放养和普遍放养毕竟是两回事，它可能还只是河西局部地区的新生事物。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人口的迁移， 河西地区魏晋时期普遍有了蚕桑业，柞蚕的放养方法像蚕桑技术一样传播到河西地区也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墓室画像多带在非写实的示意性，要想从画像中准确区分树种是件不容易的事，但如果把六号墓画像刻意描绘的特殊形态的树与一般采桑图中桑混同也是难以理解的。区分是必要的。嘉峪关五号墓出土了一些丝物的残片，如能对其进行科学分析，鉴定织物材料是来自桑蚕丝还是野（柞）蚕丝，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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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农业考古》 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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