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时代的时代英雄 ‖ 高志刚
一般来说，一提到司马相如，人们更多联想到他华美瑰丽开创先河的辞赋文章、洒脱不羁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但客观地讲，在浩瀚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时代英雄。所谓英雄，就是指那些才能勇武过人之人。英雄有两种，一种是造时势的英雄，一种是时势造就的英雄。造时势的英雄推动英雄时代的诞生。纵观中国历史，汉武帝就是这样一位缔造时势的英雄，他用自己的大智慧为当时社会精英和时代英雄打造了一个可以毫无保留地展示自己的舞台，并和这些英雄们一同缔造了一个群贤毕至、文武鼎盛的“英雄时代”。而司马相如则是这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造就的时代英雄。成都琴台故径的汉代铜车马像
汉武帝在位时期，由于他的励精图治、知人善用，涌现出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贤才俊杰，汉王朝迎来接续“文景之治”后最强盛的时代！在政治方面，他任用主父偃颁布“推恩令”，削藩平乱，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经济方面，任用桑弘羊实行盐铁官营，铸造五铢钱，改革经济制度，巩固政权统一。军事方面，任用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拓宽疆域，彻底解决边患，为汉帝国的强大奠定基础。外交方面，派张骞出使西域，加强汉朝和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最终打通丝绸之路；任用司马相如等人经略西南夷、南越、闽越地区，拓展东南、西南、东北疆域，巩固、强化边疆军事防务，推进东南、西南、东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促进民族融合。意识形态上，采纳董仲舒建议，将儒家思想确立为主流统治思想，统一国家意识形态，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此奠定儒学千百年来在中国社会思想方面的基础地位。班固对此评价道：“汉之得人，于兹为盛，......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抓住机遇脱颖而出，是那时一切有抱负青年人的共同心愿。司马相如就是这样一位青年。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在年少时就有很大的理想抱负，与现在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也有自己的“偶像”，甚至因为仰慕偶像而改名，他的偶像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蔺相如。为此，他勤奋苦读、刻苦钻研，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断地储备能量，终成一代文章大家。班固对此评价道：“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
但是，与所有英雄所必然经历的一样，他不是一开始就得到重用。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未遇到汉武帝之前，司马相如也曾经历过怀才不遇的失意和落寞，空有一番抱负而无可以施展的舞台。汉景帝末年，司马相如游学京师，担任武骑常侍。他最擅长文，但由于汉景帝不喜欢辞赋，所以他满怀文采却没有得到赏识，便借口生病辞掉官职，和众多游士一起跟随梁孝王旅居梁国。不难想象，这样一群热血青年在一起，激扬文字，自然也感染了司马相如，他把自己的弘大抱负转变为创作灵感，写出他的第一篇代表作《子虚赋》。这篇倾注了他才华与理想的赋，既奠定了他作为赋圣的地位，也奠定了后来得到汉武帝赏识的基础。一位时代英雄即将在未来冉冉升起！梁孝王死后，这群青年失去庇护，再没有像梁孝王那样热爱文学的达官贵人出现，他们怀揣满腹才华却无人赏识，空有远大抱负却无舞台展示，很多人因此失望甚至心灰意冷地度过余生。司马相如与大家一样，进取之路再次受阻，怀着郁郁不得志的心情，不得不离开梁国回到成都，返乡贫居。但司马相如没有因此而消沉，依然心存微光，在应临邛令邀请前往参加卓王孙、程郑的宴会上，他的学识、作派都展现出独特的气质和风骨。这次际遇相如初显游说才华，“一坐尽倾”；也是因为他的才华，让临邛才女听琴知音，选择与他终身相伴，他们私奔回成都，一起面对家徒四壁的现实。在当时社会，私奔违背礼法，卓王孙一气之下断了他们的生活来源，更让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对过惯安逸生活的贵胄公子和富家千金，生活突然转入困顿，甚至跌入低谷，为生存不得不返回临邛自谋生路。他们变卖掉仅有的值钱之物——车马，开了一家酒铺，文君当垆酤酒，相如身穿犊鼻裤“与保庸杂作”。这在当时很丢人现眼，甚至他的岳父卓王孙都以此为耻，不愿出门。可想而知，这位因《上林赋》声名远播的才子，受到多少世俗庸人的白眼嘲弄。但因为心中有弘大抱负的光芒照耀，他并不为俗世所动，深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如遒劲的青松，面对逆境的风霜雨雪，默默积蓄能量等待东风的到来。而这一等就是10年，这10年是他积蓄能量、厚积薄发的10年，是他不改初心、修麟磨爪的10年，是他卧薪尝胆、蓄势待发的10年！这10年的蛰伏磨砺，终将他这块精铁锤炼成了一把国之利器！
司马相如故里——四川省蓬安县
10年之后，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当即就被文章中恢弘壮丽的盛世景象所吸引，这就是他心中擘画的大汉王朝，这就是他想要的盛世气象。他惊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得知这是司马相如的作品后，汉武帝大为震惊，立即召见了他。经过10年沉淀，此时的司马相如学识修养更进一步，他认为此赋格局太小不值得看，当场以赋抒怀，借《上林赋》刻画出他心中的一代明君：气势充溢、信心十足、勤政爱民、胸有沟壑、计深谋远，在他的治理下国家富庶、国力强盛，但他也懂得享受生活，虽奢侈但不废政务，“于是历吉日以斋戒，袭朝衣，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乎《六艺》之囿，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驺虞》，弋玄鹤，建干戚，载云，揜群《雅》，悲《伐檀》，乐乐胥，修容乎《礼》园，翱翔乎《书》圃，述《易》道，放怪兽，登明堂，坐清庙，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获。于斯之时，天下大说，向风而听，随流而化，喟然兴道而迁义，刑错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羡于五帝”。这正是汉武帝想要实现的统一、强大、富庶的太平盛世，是他心中构想的大汉帝国，而他就是让这一切变为现实的明君帝皇。从16岁即位起，这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心中就已经有了一个疆域辽阔的汉帝国构想，一个包括南海与西域的战略大布局。解人难得，精通辞赋的司马相如，如桀骜于世的良驹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汉武帝看到了他辞赋中对强盛帝国的憧憬、辅助明君实现霸业的期盼，他们是君臣，更是知己！
当时，为彻底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对汉朝的长期威胁，汉武帝在厉兵秣马加紧备战的同时，还积极开展外交活动，派遣张骞出使西域联系饱受匈奴侵害的小国，为打败匈奴寻找助力。此外，为确保战争来临之时不会腹背受敌，他也在思考如何妥善解决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少数民族地区等西南夷地区问题。由于秦末汉初的战乱以及对匈奴的战事影响，汉初对西南夷地区的行政管理出现空白，成为一片未知区域，这对于即将计划与匈奴开战的汉武帝来说，无异于一个巨大的充满未知的变数，他要将这个变数转化为有利于汉王朝对匈奴作战的稳定助力。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同意唐蒙上书征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请求，派他从巴蜀地区开凿南夷道以通夜郎。唐蒙为完成这项艰巨工程，沿用治兵策略，依靠严刑酷法强征劳役，在征调巴蜀二郡的吏卒1000人后，还擅自多征水路运输人员万余人，并以军法处死部族头领，引起巴蜀百姓的惊恐、抗拒和冲突，完全不利于汉武帝为稳定通西南夷的构想，甚至还危及西汉在巴蜀地区的统治。
在此情形下，汉武帝启用司马相如这个熟悉巴蜀和西南夷情况、理解其战略意图，且在巴蜀民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和号召力的“知己”，“上闻之，乃使相如责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临危受命，写下《喻巴蜀檄》。整篇檄文先颂扬汉武帝的功绩，然后进一步阐释政府通西南夷政策，安抚巴蜀民众，解释那些严刑苛法的过激政策“皆非陛下之意也”，并开导巴蜀民众要像守边将士一样报效国家，地方“三老”要多教导民众认识通西南夷的正确性，支持汉武帝开通西南夷的主张。由于檄文的安抚和训诫，危机由此成功化解，唐蒙得到巴蜀民众支持，成功开通到夜郎的南夷道。
受到南夷道开通的鼓舞，汉武帝决定开通西夷道，但唐蒙显然没有从开通南夷的经历中吸取教训，还用同样方法再次征发巴郡、蜀郡、广汉郡的士卒数万人开通西夷道。但这次历时两年之久，耗资巨大，人员伤亡惨重，道路却没修成，以致遭到巴蜀民众与 丞相公孙弘的反对，西夷道开通受阻。而此时邛、筰等部族首领听说南夷与汉交往之后得到丰厚赏赐，因此也想与汉朝建立关系，请求称臣置吏。在此情形下，汉武帝考虑调整策略，再次向他的知己司马相如征求意见。相如从地理交通和历史沿革两个方面，对此事进行客观分析。这番中肯客观的分析打动了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他再次派司马相如持节出使西夷。为消除反对与质疑，为出使“造势”，司马相如写下《难蜀父老》，以问答形式详细阐明开通西南夷的重要意义，并再次重申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支持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最终他成功了——“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这两次危机的成功化解，充分展现出司马相如杰出的外交才华、超高的情商和敏锐的政治眼光。作为同事，他积极补台，没有直接斥责唐蒙的做法，反而对唐蒙的做法进行耐心解释，为唐蒙开通南夷道扫清障碍；作为下属，他读懂汉武帝想法，真正理解汉武帝对少数民族的不同政治考量以及政治构想，认真解释传达汉武帝旨意，坚定支持和贯彻政府重大决定，让巴蜀地区的民众理解、支持国家政策，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他审时度势且不盲从，坚定站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一方，积极化解社会舆论劣势，耐心引导民众从国家长治久安、边疆稳定的国家大局考虑，确保汉朝西南地区稳定，客观上促进了边疆地区的开发。他首提并实践了对西南夷地区的“羁縻”政策，谏言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效仿秦朝设置郡县进行治理，妥善处理朝廷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让这些地区在政治上从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发挥沟通南北的重要作用，确保了社会治理和经济贸易等正常运转，是名副其实的拓边功臣、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者之一。司马相如终于如他的偶像蔺相如一般作为外交家、政治家在英雄辈出的历史舞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大汉帝国作出巨大贡献，成为赫赫有名的时代英雄。
“交情通意心和谐，中夜相从知者谁？”司马相如与汉武帝，既是君臣，也是心灵高度契合的挚友，汉武帝两次启用“知己”司马相如化解危局，是对他的信任和肯定。司马相如不辱使命，成功化解危机，因为“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开通西南夷，就是“非常之人”要做的“非常之事”，成就的自然是“非常之功”。这更像是对汉武帝“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的呼应、解释和强有力的回答，他的心中，装的是帮助汉武帝成就大一统的家国情怀。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司马相如才华得到知音的赏识，政治抱负有了得以施展的平台，何其有幸！汉武帝在实现自己大一统帝国的霸业中，遇到了一位真正理解自己、愿为成就汉朝大一统共同奋斗的好战友，何其有幸！
英雄因时代而凸显其非凡才华，时代因英雄而更加辉煌。“辞赋之宗”司马相如不仅在蜀学文学领域取得杰出成就，更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2020年6月5日，他与常璩、文翁、陈寿等10位历史名人一起成功入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实至名归，作为巴蜀文化杰出代表之一，他带给我们的启示更将历久弥新、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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