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松乔：鲜于仲通的仕宦路——四川省南部县鲜氏考略（二）
鲜于仲通是南部县历史人物中一个赫赫有名的重量级官宦，但在解放后新编的《南部县志》上，无论是1984年版还是1991年版，对其人其事的记录都很简略，只给人一个职务高、身世显、政声好的大概印象。但事实上，对这样一个在当世有地位有影响的政要，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尤其是他的同僚好友颜真卿撰写的《中散大夫京兆尹汉阳郡太守赠太子少保鲜于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碑铭》）和《鲜于离堆记》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下面，将本人阅读这些典籍及相关资料后的认识整理如下，以管窥其宦海沉浮的人生之路，客观还原主人公复杂的真实面貌。大器晚成 宦海沉浮
豪门子弟鲜于仲通“卓尔坚忮，毅然抗直”，“弱冠以任侠自喜”，平常“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高气，果于言诺”，乃是继承其家族“世以雄才，招徕贤豪，施舍不倦”的豪爽仁义之风，而骑马射箭又为其日后的军旅生涯打下了基础。然而却一直是无所作为，经父亲的严厉指责后憣然醒悟，在离堆山凿壁抅室，屏弃人事，励精为学。“养蒙学文，忘寝与食”，为了不打瞌睡，学古人刺股之法“以针钩其脸”。天道酬勤，“不四三载，展也大成”。
开元二十年（732），仲通年近40，居然进士高第。先后任职仪陇、阆中都尉，二十六年（738）调补益州新都尉，上任仅20天，称病辞职。第二年，受益州大都督府节度使张宥器重，充剑南采访支使，幕中事一以咨询。司马章仇兼琼看不惯他俩过从甚密，等到章仇兼琼取代张宥当上节度使后，就将仲通调回予以关押，可能是没查出什么问题，一个多月后予以释放。不久，任命他为摄判使事，监越隽兵马，复奏恢复采访支使一职，尽护剑南军事。首尾二载，18次冒暑渡泸。因秉性坚毅，表情严肃，手下人望而畏之。改授新繁尉，充山南西道采访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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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兄弟当年读书的离堆山上的“九曲流杯亭”（紧靠颜真卿留墨石崖右侧）。
不久，云南少数民族动乱。章仇兼琼派仲通出兵，要求见机行事。仲通以雷霆手段，杀领头闹事者数人，蛮夏慑服。同时剿灭山南盗贼，安定一方。按官场升迁规则，拜左卫兵曹。章仇兼琼将两道采访节度使的事务全部交给仲通办理。又隔不久，令仲通摄监察御史，充剑南、山南两道山泽使。迁大理评事，充西山督察使。
天宝五载（746）八月，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郭虚已取代章仇兼琼，担任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本道并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郭虚已是当时名将，多次打败吐蕃，既会带兵，又会用人，对仲通也很器重，委以庶务。仲通深怀感激，“竭诚受委，故幕府之事，无遗焉”。阿坝金川藏羌地区的羌豪董哥罗对抗朝廷，屡怀反复。朝廷特派郭将军清剿，仲通随军效力，诛杀了董哥罗等数十人，使八州之地安定下来了。接下来的2年间，破了千碉城，又灭了摩弥、拙坝等八国四十余城，置金川都护府以震慑之。因深入敌境，郭虚已染上了冷瘴，天宝八载(749)六月，回蜀郡后卒于任上。郭公生前多次向朝廷荐举，说仲通是文武之才，堪为大用。仲通未报知遇之恩，恸哭不已，叹道：“公走了，我还无所作为，如何是好？”天宝九载(750)经杨国忠推荐，仲通被拜为蜀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持节充剑南节度副大使，继任郭公大任，从此官运亨通。
仲通上任，励精图治，颇有作为。攻讨吐蕃，攻占摩弥城；改洪州为保宁都护府；堑弱水为蕃汉之界，收户数十万，开辟疆土千余里。天宝十载（751），带兵平定南诏，但惨败而归。在杨国忠的包庇下，不但没受处分，反而于第二年拜京兆尹，到京城作了更大的官。仅一年，被贬外放，死于任所。
相交杨钊 成败萧何
鲜于仲通仕途曲折，沉浮升降与当朝宰相杨国忠不无关系。
杨钊，赐名国忠，是杨贵妃的从祖兄弟，年轻时品行不正，不学无术，放荡好赌，受到亲族的鄙视，30岁时前往西川从军。他从事屯田工作，成绩优异。开元二十七年（739）被授为新都县尉，考课满后，因家里贫穷而不能返回。鲜于仲通先他一年任此职，因此相识，成为朋友。《新唐书·杨国忠传》说：“为新都尉，罢去，益困，蜀大豪鲜于仲通颇资给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详细地介绍了鲜于仲通对杨的援助和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对杨的支持：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颇读书，有才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为采访支使，委以心腹。……于是诸杨日夜誉兼琼；且言钊善樗蒲，引之见上，得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改金吾兵曹参军。
这段文言文较长，为了阅读方便，我翻译一遍：“鲜于仲通名叫向，字仲通，以字行世，爱好读书，颇具才华，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引荐他为采访支使，并将他作为心腹。章仇兼琼曾对鲜于仲通说：‘现在我只是受到皇上的器重，假如在朝中再没有别的内援，一定会被李林甫所害。听说杨贵妃新得皇上宠爱，但无人敢于攀附。你如果能够到长安与杨家拉上关系，我就可以无忧了。’鲜于仲通说：‘我是蜀人，没有去过都城，恐怕坏了你的大事。我现在为你推荐一个人。’于是就说了杨钊的情况。章仇兼琼接见了杨钊，见他仪表堂堂，善于言辞，心中十分高兴，立刻任命为推官，同他往来频繁，关系密切。于是就让杨钊往京师奉献春天所产的丝绸，离别的时候，章仇兼琼对杨钊说：‘还准备了一点东西在郫县，只是作为一日的口粮，你经过郫县时，可以顺便取走。’杨钊到了郫县，章仇兼琼派亲信拿着大量蜀地所产的精美货物送给他，价值达一万缗钱。杨钊意想不到，十分高兴，于是昼夜兼行，来到长安，遍访杨家诸妹，赠送所带的蜀货，并说：‘这是章仇兼琼先生赠送给你们的。’当时杨家二女儿刚死了丈夫，于是杨钊就住在她家中，并把所带的蜀货的一半分给她。因此杨家的人到处说章仇兼琼的好话，又说杨钊善于玩樗蒲这种赌博，并引杨钊去见玄宗，于是杨钊得以随供奉官出入宫禁，被任命为金吾兵曹参军。”
杨钊凭借贵妃得宠的条件，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又千方百计巴结权臣，左右逢源。不久，担任了监察御史，还被玄宗赐名国忠。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一个剑南节度府的小小推官便身兼15职，掌管财政大权，成为皇帝身边显赫无比的实权重臣。他与李林甫相互勾结，愚弄玄宗，大兴冤狱，害得不少大臣家破人亡。杨得势不久，就把章仇兼琼调入京城，当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
鲜于仲通入仕后，从资助杨钊开始，为其进京搭梯建桥，成为了“铁哥们”。杨投桃报李，郭虚已一去世就让仲通去补缺，当了剑南节度使（相当于如今西南军区司令员）。不久又任命鲜当了征南昭的统帅，鲜秉承杨的旨意，上功心切，惨败而归。这时候的杨国忠，一方面取代李林甫当了宰相，如日中天，独断朝纲，朝野争相巴结；另一方面，迎合和满足了一些人的权欲，也颇得众誉。鲜于仲通便授意中书舍人窦华，侍御史郑昂等，别出心裁要求玄宗给杨国忠刻“德政碑”，立于尚书省门，歌颂其选官有功。玄宗让鲜于仲通起草碑文，并亲自修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献媚，还把这几个字用黄金填上。这件鲜廉寡耻的事，让仲通在历史上蒙羞。但是云南战事仍未结束，败军之将反受重用，引起朝野强烈不满，使杨国忠处境日益艰难，加之仲通对杨的诸多倒行逆施也有所忤逆，杨最终不得不将鲜抛弃，贬为邵阳郡司马。两年后，任汉阳郡太守。上任仅3月，染病去世。
鲜于仲通的官场际遇，就其与杨的关系而言，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征南主帅 寡谋惨败
鲜于仲通的南征惨败，使国家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也为他的从政生涯涂上了极不光彩的一笔。
天宝九年(750)，南诏王阁罗凤率妻女赴成都会议，途经唐设在滇西的姚州都督府(今楚雄的姚安县)，云南都督张虔陀是仲通的属官，此人志大才疏，骄横傲慢，当众侮辱阁罗凤的妻女，又向朝廷诬告阁罗凤谋反。引起阁罗凤极大愤慨，遂举兵攻陷姚州，杀死张虔陀。由此引爆战争，唐廷三次发兵征南。因其均发生在唐天宝(742-756)年间，史称“天宝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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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作者踏访乡人鲜于仲通征南诏遗迹时留影于德化碑亭。
天宝征南之战主要由两个战役构成：第一个战役发生在天宝十年，主帅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第二个战役发生在天宝十三年，主帅是剑南留后李宓。
天宝十年(751)，唐玄宗命鲜于仲通、李晖、王知进率兵8万，分三路进兵征伐南诏。阁罗凤派人向鲜于仲通求和，愿意归还所掳，控诉张虔陀的罪状，请求再置姚州、安宁以谢罪，并声言不让自新，只有降于吐蕃，“云南恐非唐有”。此时，鲜于仲通手握重兵，是战是和，具有战争主动权。但他不为阁罗凤的真诚求和谢罪姿态所动，继续率大军向洱海地区进发。当鲜于仲通兵行至白崖时，阁罗凤再遣使者请和，鲜于仲通不仅不允和，反而扣留了南诏的使臣。大战一触即发。长期以来，吐蕃乃唐劲敌，久为边患，扶持南诏，本想借其牵制吐蕃。祸首张虔陀挑起事端，阁罗凤并无意反唐，即使大军压境，仍很慎重。而吐蕃早已密切注意唐南失和动态，派御史伦若赞带兵到浪穹（今云南洱源县）备战。此时，阁罗风第三次派出使臣求和，鲜于仲通仍不予理会，他一是秉承了玄宗穷兵黩武的国策，好大喜功，二是麻痹轻敌，未知已知彼，一意孤行。唐军的一队骁骑，在大将王天运的率领下，秘密绕道点苍山西坡，企图在漾濞一带登山奇袭南诏。鲜于仲通亲率主力，直抵龙尾关(江口)。他心想，6万唐兵已包围了苍山洱海之间的南诏腹地，又有奇兵从苍山西坡突袭，大军由西洱河东岸从水道向西进攻，同时由陆路猛攻龙尾、龙首二关，东西夹击，南北协同，可一举而下，直捣南诏太和城，成就非凡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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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罗风与吐蕃迅速联合，在苍山西坡“丘迁和”即今天漾濞石门关一带，与唐军的精锐部队展开生死之战，唐军惨败，主将王天运战死，唐军“腹背夹攻”南诏的计划落空。王天运被悬首辕门，唐兵远远看到，无不心惊胆颤。与此同时，阁罗凤亲自披挂上阵，率南诏和吐蕃大军与唐军奋力杀敌，经过洱海东岸的鲁川(今双廊)、鲁南(今海东)、江口(今下关)等战役，全歼唐军于洱海两岸，主帅鲜于仲通“逃师夜遁”，只身逃离。然而，唐军惨败的消息，却被唐朝宰相杨国忠谎报为空前的军事胜利；南诏被逼应战的事实，被歪曲为南诏勾结吐蕃，联合反抗唐王朝的谋反行为。唐玄宗一方面为鲜于仲通设宴庆功，擢升他为都城长安的最高长官“京兆尹”，另一方面责令杨国忠积极备战，征集士卒，调集军队，再征云南。这真是“西洱全军败没时，捷音犹自报京师。归来设宴甘泉殿，高适分明为赋诗。”战死在洱海边的唐王朝军士，成为枉死的冤魂。
吐蕃与南诏结为兄弟之邦，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南诏改元为赞普钟元年(752)。次年，唐派兵再置姚州，以贾颧为都督，发兵3万攻南诏，南诏趁其立足未稳大破姚州，贾灌被擒，唐军败溃。天宝十三年(754)，唐派剑南留后李宓、广府节度何履光，中使萨道悬逊三路大军再征南诏，战于洱海周围，再次被南诏击败，唐帅李宓沉江，7万唐兵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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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南诏归顺吐蕃，唐王朝则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阁罗凤说:“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下令收唐军将土尸骸在下关西洱河南岸筑了“大唐天宝阵亡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并在太和王都立《南诏德化碑》，刻石记述“叛唐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委。明代万历云南总兵邓子龙，看了“万人冢”感慨地写道：“唐将南征以捷闻，谁怜枯骨卧黄昏，唯有苍山公道雪，年年被白吊忠魂。”白居易在《蛮子朝》中概括了南征：“鲜于仲通六万卒，征蛮一阵全军没。至今西洱河岸边，箭孔刀痕满枯骨。”对不义之战的谴责，对无辜牺牲将士的哀悼，溢于言表。李白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一诗中也慨叹不已：
……
云南五月中，频丧渡泸师。
毒草杀汉马，张兵夺云旗。
至今西洱河，流血拥僵尸。
将无七擒略，鲁女惜园葵。
……
这场大规模的战争，举国骚动，民怨沸腾，使武将势力增强，藩镇割据加剧，地方势力恶性膨胀，唐王朝深陷危机之中，最终导致“安史之乱”。对于全军覆没的主帅鲜于仲通，史书多有评论。《旧唐书·南诏传》和《太平御览·南诏蛮》说“仲通褊急寡谋”，《新唐书·南诏传》说他“卞忿少方略”，《资治通鉴》说“仲通性褊急，失蛮夷心”。史家的评说是公允的，从他处置与阁罗凤的关系来看，的确是缺少谋略，急躁冒进。这也难怪后人批评杨国忠任人唯亲，说鲜于仲通没有政治头脑，不善用兵。好友颜真卿出于“为尊者讳”在《碑铭》中把仲通兵败丧师隐瞒了，但在文章的后部交代次子鲜于昊时自然流露“随公陷于西三河，力战而殁”，间接指出南征这一史实。（笔者要郑重指出一点：唐代直至今天，社会一直盛行谄墓之风。正直耿介的颜真卿也未能避免。他有意避开了仲通与杨的关系和征南诏，辞多溢美，成为《碑铭》的一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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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图为大理南诏德化碑安放公园大门和石碑。
诗酒自娱 晚境落寞
鲜于仲通兵败后逃回成都，此时杨国忠气焰正盛。利用“兼兵部侍郎”的职权，一手遮天，“素德仲通，一匿其败，更叙战功。”（据《新唐书·杨国忠传》）与此同时，又叫鲜于仲通上奏章，推荐杨国忠兼管剑南，接着便给鲜于仲通安排了重要职务。为感恩，仲通领头鼓噪为杨国忠立“德政碑”。即便如此献媚，但朝野上下人神共愤，舆情汹汹，仲通“义声余感激，败绩自逡巡”（杜甫《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杨国忠也顶不住压力，“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灌园筑于山，琴酒自娱，赋诗百馀篇。俄移汉阳郡太守，下车闭阖，唯读玄经以自适”（颜真卿《碑铭》）。在短短的两三年中，鲜于仲通如坐过山车：天宝十载手握剑南军政大权，率师南征，遂成光杆司令；十一载启用京城“京兆尹”，炙手可热；十二载贬官外放，愁肠百结。大起大落的人生遭遇，令他心情抑郁，闭门谢客，靠吟诗饮酒读经打发时光。十三载闰冬月十五日病逝于汉阳任所，享年62岁，归葬故里灵保山下。好友颜真卿叹息道：“何以凌厉浮沉若斯之速！既而吉凶纠缠，庆吊相随，天眷排于贼臣，雄图屈于促景，有足悲矣！”
不过，他被杨国忠抛弃反成幸事。他死的时候正是李宓征南全军覆灭之后约半年，李宓是英勇战死沉江而亡的。第二年即天宝十四年冬月，安史之乱就发生了，马嵬兵变，杨国忠兄妹被处死。这时鲜于仲通死去一年半了。不久，杨国忠的4个儿子两个堂妹都被处死，同党翰林学士张渐、窦华，中书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郑昂等“皆坐诛灭”。而鲜于仲通的后人未受株连。他的6个儿子，一个早亡，一个战死西洱河，一个当青城县尉，一个系成都府参军，两个当了州刺史。弟弟叔明十年后也当了京兆尹，一时传为佳话。
就事论理 公道而言
鲜于仲通宦海跌宕近20年，最终位极人臣，却蒙羞下场，虽名垂青史，但毁誉参半。因为兵败，骂声不绝于史。他被人诟病的主要是三件事：一是重用悍将张虔陀，坏了边关大事；二是阿谀杨国忠，属于亲信“奸党”；三是不懂军事，惨败误国。因此，指斥他是“无能庸官”者有之，“不学无术”者有之，“奸侫小人”者有之，如今甚至有人把他列为“中国古代十大草包将军”之一。
细细研判史料，不能仅以成败论英雄。评价历史人物，应该结合时代背景、具体行状，辨证分析。笔者认为：不能因杨国忠是大奸臣，就把与其关系亲密的鲜于仲通也归于“奸党”，他并非不学无术之徒，也非品行恶劣的侫臣。纵观一生，前40年属富家纨绔子弟，有侠义之风；后20年通过科举涉入官场，著书立说，相继得到上司张宥、章仇兼琼、郭虚已器重，并非浪得虚名。除了前述屡立边功，政绩显著外，还有史料称，他与兄弟叔明率5000唐军的团练兵，一日之内击破了吐蕃的3000精锐， 解了安戎城之围。 主帅崔耕给他兄弟俩记了首功。这些团练兵根本就不是大唐的正规部队。而那三千吐蕃兵呢？却是经过死亡淘汰的精锐中的精锐。仅凭这一事例，足可证明鲜于兄弟不是无能之辈。《碑铭》也讲：“公凡著《坤区》十卷、文集十卷，并为好事者所传。”文集是指《鲜于向集》。这些事实都说明仲通是个能文能武之人。
鲜于仲通征南诏之战的具体部署也有史料。当时，8万唐军将南诏主力围困于东西百里，南北16里的腹心地带。南诏人见势不妙，最后一次遣使求和，鲜于仲通不允。他这个应对，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人们认为，若当时鲜于仲通允许南诏求和了，就没有了后来的兵败，边患也就和平解决了。 但是，仔细想想，这是很正常的应对。马上就要大获全胜了，南诏人一求和，唐军就退回去，凭啥啊？此战的最终失败，也不是因为南诏人多么厉害，而是吐蕃军从浪穹急驰洱海之滨，南诏人和吐蕃人组成联军，大败唐军。简直跟后世的吴三桂引清兵在一片石关战胜李自成差不多。 能将苍山洱海间的险要之处占尽，令南诏人无险可守，有亡国之危，鲜于仲通的军事才能绝不算差。鲜于仲通没防备南诏与吐蕃军联手，这是战略失误，但也仅止于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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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于仲通走杨钊的门路，当上京兆尹后，是不是就狐假虎威、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了呢？绝对没有。相反地，他的官声甚好。后来，鲜于仲通的弟弟鲜于叔明为京兆尹，同样为百姓称颂。以至于百姓们有歌谣赞道：“前尹赫赫，具瞻允若；后尹熙熙，具瞻允斯。”那意思就是：前一个京兆尹很显赫，大家都看到了他的诚信顺从；后一个京兆尹很温和，大家都看到了他的正直公平。另外，就是对杨钊，鲜于仲通也不是一意顺从。后来，杨钊不断横行无忌，鲜于仲通也有微词指斥，终遭贬外放。
自古以来，胜败乃兵家常事。按理说，损兵折将，丧权辱国，就应受到惩处，即使不给实质性处分，让其戴罪立功也才是正常的。结果呢，因为鲜于仲通和杨钊关系好，硬是把大败说成了大胜，欺骗皇帝，压制舆论，竟让败军之将升为京兆尹。出于感恩，鲜于仲通上表为杨树碑立传。文过饰非，沆瀣一气。鲜于仲通兵败之后的行为，是够无耻的了！但是，纵观此人的人生，也就这么一个污点而已。
参考资料：
《同治增修南部县志》
《南部文史资料》第七、八辑
《资治通鉴》卷215、卷216
《旧唐书·南诏传》
《新旧唐书·杨国忠传》
《南诏德化碑》
《太平御览·南诏蛮》
黄宗谷《鲜于仲通生平事迹述评》
《读史方舆纪要》卷113云南一《杜甫评传》四
作者简介：刘松乔，四川省民间艺术家协会会员，南部县政协文史员，南部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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