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诗该如何写？
文|尹才干中国新诗该如何写？写下这个题目，不少人看了一定会认为我在发怪论。中国新诗诞生快到100年了，难道今天的诗人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写吗？这样的命题，难道还有探讨的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
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的历史已经有几千年了。从诗经到乐府，到魏、晋、南北朝，到唐、宋，再到元、明、清，都是在古典诗、词、曲中发展演绎，讲究“炼字、炼句、韵律、意境的营造”等，形成了厚重的中国古典诗、词、曲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性”。但是到了民国，特别是五四以来，大量西方“新诗”传入中国，对中国古典诗词曲风格进行了否定。不少人打出了反传统的旗号，要求向古典汉语文化彻底告别，将古典诗词曲埋葬以换得“新诗”的诞生。1918年元月，改版后的《新青年》第4卷第1期，全部采用白话文，显示出坚决的彻底的“文学革命性”。从此，大量地引进西方诗学，诗歌创作走上了“中西结合”的道路。时至今日，中国新诗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百花园中极重要的一枝，但它的质量、读者数量与满意度，却远远比不上小说、散文等其他当代文学品种。《人民网》在报道余秀华走红现象时说：“中国原本是诗歌的国度，可现在大众对诗歌却越来越陌生了”。为什么会越来越陌生？思考过没有？为什么难再现汪国真式的狂热情景？有人说：“读不懂是现代诗的本质，乱搭配是现代诗的法宝。”其中主要的问题，出在新诗的语言与形式。语言深受“我手写我口”的观念影响，以致新诗的辞藻缺乏汉语文学语言所特有的“形象美”与深厚的“境界”内涵；形式深受“散文化”的影响，语言排列的形式散漫而无节制，既无外在节奏，也无内在韵律，形如分行的散文。今天看来，这种以消灭传统为新生的前提是幼稚的和不明智的,在大中华这个古老诗国的大地上是行不通的。
要解决这些问题，让新诗走出缺失读者的困境，找到一条回归大众的光明大道，有必要对中国新诗进行重新定义：中国新诗应该是用一种富于张力的凝练的文学语言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诗人（或大众）心境的意象符号，是一种或含蓄深沉、或悠扬明快等多元的天籁之音，是一幅幅图画大体整齐地组接在一起的灵动的建筑文本,是一种具有中华诗歌胎记的艺术明珠。“立足本来，借鉴外来，开创未来”应该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坚持不懈的唯一方向。由此，强调四个问题：
一、新诗，必须具有中国风骨。从中国新诗的历史看，它诞生于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汇之时，在“合理借鉴”西方诗歌长处中得以发展，虽然它们的血管里流趟着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众多流派的著名诗人的血液，但仍以中华诗意语言为母体，具有鲜明的中国诗风。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大家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冯至等人，他们的作品无不如此。从中国新诗的现实看，一些诗人没有把握好“合理借鉴”的尺度，成了恶性的“全盘西化”，成了西方现代诗派的低劣仿制品，遭到中华亿万读者的抛弃，就成了必然。
中国的新诗，它的模式是多元的，它可以是格律体，也可以是泛格律体，也可以是自由体（参看尹才干《浅谈中国新诗的发展》）。它不排斥包括世界一切现代派在内的任何一种形式，但它离不开中华的民族语言、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精神内核等，无论怎样变化，怎样合理地有机地借鉴，它必须是具有中国风骨的民族化的诗歌，简言之，它必须是“中国牌诗歌”。
二、新诗，必须反映大众心声。诗歌起源于民间，是没有异议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为民之声，也是大家公认的。中国诗歌史上，有生命力的还是民歌，和那些与大众七情六欲（或者说爱好和需要）相通的文人诗歌。
怎样的诗歌，才反映了大众心声，才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呢？首先，它的内容反映的是大众丰富五彩的生活，思想健康向上、给大众以启迪。其次，它的形式必须符合大众的阅读心理和欣赏习惯。第三，它必须是大众读得懂、大众能接受的。有的“新诗”，“新”得如同天书、谜语，高校中文系的一些教授和写了多年诗的诗人，都读不懂，大众怎能读懂呢，怎能接受呢？有人说，我的诗是很先锋的，是高层次的，是面向天空的，不是面向大地的，是给未来世纪的人看的，是西方派。现代人都读不懂的诗，未来世纪的人能否读懂，这还是个谜。笔者认为，无论是什么流派，只要是反映大众心声的，为大众所能读懂的就是好诗，我们都能接受传诵。我们的新诗也必须以服务人民大众为创作导向，坚持走民族化、大众化、创新化的道路。
三、新诗，必须具有诗歌的特质。无论是什么诗，只要说是诗，就必须具有诗歌的特质，新诗也不例外。中国新诗，必须有中国诗歌的特质。诗人选择什么体式做诗，是自由的；对于诗与非诗的选择，却是不自由的。如允许选择非诗，那他创作出来的作品就不能叫“诗”了。不论什么流派、风格和方法，“诗质”都是共同基础，是从各个方面对“诗质”的丰富，而绝对不是对“诗质”的消解与毁坏。就语言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能入诗，必须对语言进行诗化处理后才能升华为诗的语言。不是所有的分行文字，都可以称之为诗歌，也不是所有写分行文字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诗人。
诗坛历来都主张宽容，主张兼收并蓄，主张百花齐放，都是对“诗质”而言的，是不包括非诗赝品的。“诗”与“非诗”永远是对立的，是水火不相容的。中国新诗要想回归中华大众，就必须认真地进行民族化思考；中国新诗要走向世界，也必须深深地进行民族化思考，因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国新诗，必须是有中国风骨的，是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具有“诗质”的真诗。
四、新诗，必须与时代同步。新诗必须反映时代精神，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必须与读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做到诗人有读者，作品有市场，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新诗发展的目标。这里的“时代”指的就是做诗时的“当时”，意即诗人用“当时”的眼光审视民族历史沉淀，审视大千世界，审视社会万象，担负起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担负起人类命运和大众精神的思考，在传承中国诗歌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利用新诗自身所特有的优势（不拘平仄，适当用韵，情感浓烈，语言凝练深刻、大体整齐，又相对灵活、自由），来表达和抒发时代的精神，来引领和传播社会的声音，给大众以感染，从而发挥除旧布新、激浊扬清、点化心灵的作用。尤其是现代新诗词（又称泛格律新诗），创作不能太古板，太墨守成规，要紧随潮流，跟上时代步伐，把握群众口味，灵活运用大量的时代语言，才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放开古韵格律随心所欲去写，讲究诗境、词义的内涵，注重气韵、格调的营造，也许会更受广大群众欢迎。新诗如舒婷《致橡树》、雷抒雁《小草在歌唱》、流沙河《故园六咏》、杨牧《我是青年》、骆耕野《不满》、北岛《回答》、梁小斌《雪白的墙》、顾城《远与近》、海子《亚洲铜》、童光辉《丹顶鹤》、西川《眺望》、路也《山上》、柏桦《表达》、韩东《有关大雁塔》、于坚《尚义街六号》、翟永明《母亲》、臧棣《爱情植物》、纪弦《傍晚的家》、洛夫《边界望乡》、余光中《乡愁》等；现代新诗词（有的遵循格律，有的打破格律，但句式都相对整齐）如马识途《桂林妙》、李成轩《啤酒风情》《印山公园》、童光辉《嘉陵秋水篇》《皇泽寺》《蓬莱》、周啸天《将进茶》《毕节行》、霍松林《八十述怀》、尹贤《张自忠挥泪斩二勇》《谒海瑞墓》、陈嘉棣《某地扫盲记》、滕伟明《重庆棒棒军》、尹才干《方向杂诗》《时光叹》《浪》《秋叶》等，读后觉得耳目一新，不断产生情感共鸣，不断获得审美力量。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力作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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