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挫折中走出来的伟大领袖

毛泽东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曲折磨难，有一些所谓的“至暗时刻”，最大的挫折要算江西时期极左路线的压制和打击，不仅持续时间较长，对毛泽东个人成为党和军队领袖的影响也最大，而且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也具有重大影响。
想想看，是毛泽东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红军，才有了江西苏区，才让在上海无法立足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有了落脚之地，到头来，毛泽东反而一再受到打击、排挤。尽管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仍缺席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表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并没有完全否定毛泽东应有的政治地位，毕竟毛泽东被排除在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工作之外，处于党内权力中心的边缘，不能不说是毛泽东个人在政治上的严重挫折。
毛泽东遭遇最大挫折的经过
在受到王明、博古的左倾中央压制之前，毛泽东曾经受到过一次挫折，那是在1929年6月红四军第7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选举前委书记时落选，有论者认为这是红军初创时期的一大曲折，也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三起三落的第一落。这次他也恰患疟疾离开工作岗位养病。后来陈毅到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情况，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三人研究，周恩来代表中央决定毛泽东仍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到1931年9月毛泽东领导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从此有了“毛主席”的称呼）。毛泽东同时还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红军总政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苏区中央局于1931年1月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未到苏区前先由项英任代理，5月因项英处理富田事件不力，改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这是遭遇挫折之前的鼎盛状态。
随着中央苏区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地位越来越高，在上海的中共中央（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决定由王明掌握最高权力）越来越“重视”中央苏区，特别是因顾顺章叛变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转移到江西瑞金前后，毛泽东遭受了越来越严重的打击。
193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为从上海来的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主持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等，虽然中央刚刚批准苏区中央局由毛泽东任代理书记，但会议还是按照王明领导的中央的极左路线，错误批判了毛泽东。实际上1931年10月，中央已经给苏区中央局发出了《苏区工作的成绩、错误及目前中心任务》，矛头就是对准毛泽东的。会议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认为“诱敌深人、后发制人”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要求红军“先发制人、积极进攻”。这次会议已开始排挤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为下一次剥夺他的军事领导权作出了准备。
1932年1月中旬，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将对中国政治关系造成很大影响，中央代表团成员中有人不同意这一意见，认为日本占领东北是为了进攻苏联，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在是否攻打赣州的问题上，毛泽东坚持反对意见，而周恩来刚刚到任苏区中央局书记，无法一开始就反对临时中央（1931年9月王明赴莫斯科任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临行前指定博古负总责，称临时中央）的指示，因此会议中途即另选了主持人，会后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假养病休养，得到了批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6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尽管因为毛泽东不能打赣州的预言兑现后毛泽东一度重新出山，周恩来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得到了批准，但临时中央还是不能放过他。





1932年10月3-8日，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指示，对毛泽东进行了集中批评，并决定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并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毛泽东提出暂时请假回后方长汀医院休养得到批准，同时决定红一方面总政委一职由周恩来代理。至此，对毛泽东的压制和打击达到了顶点。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总政委职务。当然，宁都会议上周恩来是支持毛泽东的，甚至因此受到了临时中央的几位干将的攻击。但毛泽东对此时的周恩来也是有所不满的，1965年1月2日，毛泽东重读自己写于1941年的《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一文（此文没有发表），写了一些批语说，这篇文章“提了总理的名字，也应该删掉，因为总理一生正确比错误多得很多。”（《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30页，2013年版）这次会议上王稼祥也对毛泽东有所肯定和支持，也为后来毛泽东争取王稼祥支持召开遵义会议预留了伏笔。
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和博古抵达瑞金，2月上旬即开展针对毛泽东的“反罗明（福建省委书记）路线斗争”，3月下旬又开展针对毛泽东的反对“邓毛谢古”的“江西罗明路线”。后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其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如果不是毛泽东出面救他可能命都保不住。博古等还追查毛泽东的所谓“小组织派别活动”。这是极左中央领导对毛泽东的进一步压制和打击。
1934年1月22日到2月3日，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作了工作报告，也被选举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相当于国家主席），但博古一声招呼不打，就把原来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有实权）职务安排给了张闻天，还洋洋得意地对张闻天说：老毛今后只是加里宁了。苏联的加里宁只担任一个苏维埃主席的虚职。这是毛泽东苏区三起三落的第三落，也是王明博古极左势力对毛泽东进一步“追杀”。
到长征开始时，毛泽东身患重病，只能躺在担架上。当时决定把毛泽东４岁的儿子毛毛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小小的毛毛站在路边与父母道别。因为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毛毛，实际上这次告别就是永别，这是毛泽东和贺子珍心中永恒的伤痛。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起这件往事
毛泽东对这段极左路线的伤害一直记忆犹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讲过多次。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5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回忆说：“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的处分，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那时，给我戴的帽子就多了，说什么山上不出马列主义，他们城里人才出马列主义。”【《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5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起那段历史，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参阅王俊桥：《在逆境中崛起:毛泽东领袖之路的历史启示与时代价值》，中学政治教学参考. 2021,(12)）。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中记载了这一天毛泽东接见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情况，也提到了毛泽东回忆了往事，但没有记载具体内容，相信有关研究人员在文章中引用被公开出版的权威文献资料省略的内容应该是真实的。）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再次提到了这件事，着重谈了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强调不要看低了教条主义，他提到了三十年代中央苏区抵制王明“左”倾错误的“邓毛谢古”事件，指着在座的邓小平说：“其他人都牺牲了。那时候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8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看得出来，越是到毛泽东晚年，他谈到遭到极左路线打击压制的历史时，就越显得情绪激动。至于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得到晚年毛泽东的信任和重视，也许是因为一贯实事求是的邓小平在毛泽东受压制的时候与毛泽东站在了一起。尤其是，也恰恰是邓小平在毛泽东逝世之后，延续了毛泽东开创的实事求是之风，再次推动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好像也是历史发展早已经留下了逻辑伏线。
毛泽东的伟大政治家风范
但其实在当时，尽管所有的所谓“批评”都只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因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王明和博古倚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还处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状况，无法反抗，尤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的氛围，人们还没有普遍产生对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正确性的怀疑，所以毛泽东按照周恩来的要求“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始终表现得十分从容沉着。他没有放弃理想信念和个人政治抱负、政治主张，而始终顾全大局，遵守纪律，继续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历练着他的政治军事领导能力，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王明
假如是写小说，要突出主要人物，就应该这样来写：仿佛是命运的安排，非要把王明、博古这样的极左代表人物安排在党的领导岗位上，以便于他们把党引向毁灭的边缘，然后再让毛泽东出来挽救革命挽救党。事实上，假如没有王明、博古这些人把党推向绝境，就不能显示毛泽东力挽狂澜的伟大才能，也难以形成毛泽东后来的那种崇高威望。这一段历史确实像虚构小说一样波诡云谲、跌宕起伏。
很明显，毛泽东要东山再起，就必须充分利用这一段难得“闲暇”，按照党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做好成为伟大领袖的准备。他正是这样做的。
第一，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后来发动延安整风做好了理论准备。极左路线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迫使毛泽东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找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破解极左路线的真面目。仿佛也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好好读书、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让他从繁忙的实际工作中腾出时间来。或许可以说，没有极左路线对毛泽东的压制打击，就没有后来的延安整风，而正是为毛泽东提供了闲暇时间，他才能为打败王明极左路线作出了理论准备。





曾志
1944年，毛泽东曾在延安同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回忆起在中央苏区受到错误路线打击，他说：当时我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名义上苏维埃主席，但无实职工作，又患了病，“我当时就那么想，读书吧！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处分，也不怕老婆离婚，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只一心一意去多读书！”（参阅《一个幸存的革命者——曾志回忆录》第294-29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好像是为了让毛泽东能够读到那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毛泽东三起三落第二落期间，毛泽东重新出山一段时间，1932年4月中下旬，他领兵顺利打下福建漳州，“缴获”了一批马列主义原著，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等，然后再把毛泽东“打回去”，让他好好读这些书。当时打下漳州时，正好也是曾志陪着毛泽东到漳州的省立龙溪中学图书馆找书，埋在书堆里整整两天，挑出好几担书。红军撤离漳州时，毛泽东没有什么个人财物，书拉了半卡车。他用这些书在瑞金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第123页）



因为毛泽东认真读书颇有心得，他还和彭德怀作了交流。1933年11月，毛泽东把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两种策略》一书，寄给在闽西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了一段话：“此书要在大革命中读着，就不会犯错误。”稍后，毛泽东又寄了一本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给彭德怀，又在书上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417页）毛泽东推动彭德怀也来学习，也是具有深意的。
第二，毛泽东还认真学习了军事著作，并且始终关注和研究军事斗争的实际情况。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说：“那时候我没有事情做，……做什么？我看书！”“有人批评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那时候《孙子兵法》并没有看过”（这个有人是邓发，当时毛泽东知道邓发自己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就反唇相讥：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有几篇几章？邓发哑口无言），后来“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之后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4年10月中旬，毛泽东完成了一部3万多字的《游击战术》一书的写作，当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还印发了此书。
最重要的是，当时毛泽东身处后方，但他时刻关注着现实军事斗争，关注第五次反“围剿”战局，不断提出军事建议。也可以说，毛泽东一刻不停地在为重返政治军事领导岗位准备着。而毛泽东暂时退出军事领导岗位，似乎就是为了让他作为旁观者，从容梳理开创从井冈山到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战争经验，看清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大局、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更看清楚极左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危害，从而才能在遵义会议上说服党的领导层同意让他重返领导岗位，从而得以用兵如神、领导红军完成长征，并在长征胜利后正确制定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才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第三，展示和历练了领导一个地方全局工作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作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领导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政权建设工作，包括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金融、贸易、公共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民主选举、反腐败等方面的工作。1934年1月24、25日，他在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向第二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作工作报告时，报告全文写了4万多字，其中《苏维埃的经济政策》一节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我们的经济政策》。1月27日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结论，其中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时取题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些文章都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1933年10月毛泽东主持制定并颁布实施《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为后来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乃至新中国成立后制定实施土地政策、整合掌控社会政治力量奠定了基础。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实践显示，毛泽东领导苏区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其实是在为他在延安时期的局部执政和后来在全国执政作出准备、积累经验。
毛泽东如何看待个人政治上的挫折
事实上，毛泽东回忆往事的时候，虽然流露的一些负面情绪，但他也总能够正面解读人生挫折的意义。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的讲话中说：“从192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经过14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那些挫折“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960年12月25日晚，毛泽东是在生日聚会上讲起过去的事情的，参加聚会的也只是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有李敏、李讷、毛远新、王博文（江青的外甥）、汪东兴、叶子龙、王敬先（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林克、高智、李银桥、吴旭君、张仙朋、封耀松。毛泽东提及被极左路线压制的往事，目的是要说明“人就是要压的，人没有压力是不会进步的。我就受过压，得过三次大处分……”也就是说，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把自己的成长进步归功于过去所受的挫折。毛泽东把挫折变成为提升自己的机会、把厄运变成了幸运，是把坏事变成好事的典型。他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自己的亲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就是要他们学会把挫折转变成为成长进步的机会，把深入基层作为人生进步的关键阶梯。并且就在这次谈话中决定他的几个警卫战士立即奔赴基层，去体验人生的艰难曲折、去经受磨练。
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个人遭遇和应对挫折，其实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关键环节。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那么，这个转折正是从毛泽东遭遇挫折开始的，由此中国共产党才逐步成熟起来，不仅逐步摆脱了极左路线，中国共产党逐步成长为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政党。就像后来邓小平在总结“文革”的教训时所说的：“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功’于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5页），是极左路线让中国共产党认清了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也是极左路线才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识了什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也有一次类似的谈话。那是1942年4月的一天，毛泽东邀了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几个革命知识分子座谈，他讲到了受压制、受委屈的正面价值，他说：“知识分子不受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没有受够。”（《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378页）这是毛泽东自己的现身说法，也是他与革命知识分子的共勉。对于有志于从事政治工作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准备好“受委屈”，是防止自以为是的教条主义、自觉融入人民、融入革命队伍的前提，也是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力求理性面对、保持积极人生态度的前提。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知识分子政治上受委屈，正是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的机遇。毛泽东青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像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的那样，也曾是看不起劳动群众的知识分子，但在劳动人民中间、在革命队伍中受到了教育以后，再遭遇个人挫折，就不再会悲悲切切，因为他已经从人民中汲取无尽的力量。毛泽东在遭遇极左路线的压制之后深入民众开展调查研究，不仅深入了解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也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使他具备了承受任何艰难困苦的强大力量，这也是毛泽东成长为人民领袖的根本条件。
在中共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也曾提到过自己在江西受到极左路线打击的事情，但这是在延安整风已经彻底战胜了以王明为代表的极左路线之后。他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的讲话中说：“这个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说我曾受了多少次的打击，我说要勾掉。还有说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但是把它勾掉好，不必写这些。”为什么呢？他说：“我这个人也犯过错误。一九二七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指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初文本），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在经济问题上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经济问题写错了。此外，在二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在军事、政治各方面，或在党务工作方面，我都犯了许多错误。这些东西都没写上去，不写并不是否定它。因为按照真实历史，真实情形，我是有错误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再次讲到自己的错误，他说，“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106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这时候毛泽东不仅显得不在意所受的打击压制，反而更强调自己确实也有错误，显示他在已经进入顺境的时候，仍然保持谨慎、更多看到自己的不足，这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特质。败不馁不容易，胜不骄也不容易。
但遗憾的是，毛泽东自己并没有把这种谦虚谨慎坚持到底，新中国历史上他不仅骄傲自满，而且也重复了极左路线错误。毕竟毛泽东是人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