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历史时期，我的三次高考

黄柏林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1049期

我参加过三次高考。文革前，1964年；文革中，1973年；文革后，1977年。这三次高考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

1964年，我在广德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国家号召应考青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鼓励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报刊上经常宣传董家耕、邢燕子等先进典型事迹。学校组织高三学生集体观看皖南花鼓戏《朝阳沟》，这是一部反映一对男女高中毕业生落户农村、参加农业生产的现代剧。在高二下学期，我们还到高湖公社桐村生产队，参加夏收夏种劳动一周，这与现在高三毕业班焚膏继晷复习迎考的景象是大不相同的。
1964年4月份，安徽日报第二版右上角刊登了一篇短消息，强调在高考招生中要全面贯彻阶级路线，“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我当时虽然学习成绩比较优秀，但是父亲被划为“右派”，自知出身不佳，政治表现也乏善可陈，因此对考大学感到很渺茫。



上世纪60年代，广德县属芜湖地区管辖，那年高考考点设在芜湖市。考试时间是七月中旬，15、16、17日三天，天气酷热。我和同学乘坐公共汽车，上午出发，中午到宣城休息吃午饭。饭后，陪考老师带着同学们在宣城街上逛逛，还到宣城府山头瞻仰了烈士纪念碑。车到芜湖，在鸠江老客车站下车，住宿地点安排在陶塘（即镜湖）边上的八中。老师领着我们同学沿着陡岗路徒步进入市内。陡岗路是赭山东麓一条缓缓上坡的马路，山上树木繁茂，夕阳西下，马路上大片荫凉，我们师生一路谈笑，驱走了在燠热车厢里一路颠簸的疲劳。
“下榻”的地方是八中的一个饭堂，我们都备有草席，摊开在地就是床铺。考场设在皖南大学（即现安师大老校区）生化楼。芜湖是一个火炉城市，七月中旬，骄阳似火，考试时肘腕汗水会浸湿试卷，考生必须备用手帕或毛巾，放在手腕下垫着。下午，气温更高，因当时既无风扇，更无空调，从冰厂运来一米见方的大冰块在考场走廊上来回拖动降温。
陪考老师有班主任仇乃桐、化学老师偰逸天、俄语老师张良鸿、总务主任吴天祥等，考试期间，我们同学得到老师的多方面照顾。绝大多数同学都没有出过远门，到芜湖市参加高考也是一次不错的旅游机会，许多同学第一次看到了火车和轮船，第一次看到了长江，这一切至今还有很深的印象。
考试结果，我们班有八名同学考上大学，较好的学校有哈工大、合工大等。我和其他未被录取的同学，收到省招生委员会的一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安慰信。
考上哈工大的余世宝同学入学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他的学习成绩在哈工大同班同学中算得上好的，像我的成绩应该能考上北大清华，不要气馁。外语老师张良鸿写信勉励我：“锥处囊中，脱颖而出。”这些原始版的“金子总会发光”的励志话语，输入了正能量，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当时，因为我学习成绩在学校一直名列前茅，没有考上大学，学校和社会有一些议论。到66年文革开始又起波澜。一方面，广德中学革命委员会66年12月28日的铅印小字报，批判学校走资派校长席振揆的“罪行”，揭发席校长在63年多次表扬右派的子女黄柏林，说“黄柏林学习勤勤恳恳、刻苦努力，他这样认真读书的精神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又说“不能光看家庭出身，他学习好就是好，你学习不好就是不行，重在表现嘛”；另一方面，学校因派性斗争，揭发出当年高考时，学校个别领导的过“左”行为，包括我在内大约有四人，被学校列为“只准报考、不宜录取”的对象云云。（这件事涉及学校某教师与个别领导个人恩怨、挟私报复，在这里不便赘述。这笔历史陈账是“左”是右，事过境迁，现在也只能是“历史痕迹”罢了。）

二

1973年“高考”，是文革期间的唯一高考。
从1966年开始，学校经历“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联”“复课闹革命”，然后又是“工宣队、贫下中农进驻学校斗批改”，学校运动不停，教学秩序混乱。大学恢复招生，从工农兵中推荐选拔，其中弊病很多，突出的问题是学生文化素质很低。因此，到1973年，国家决定大学招生进行文化考试。



我经过上山下乡，71年已招工在广德县彭村粮站工作。按招生通知精神，工作两年以上的青年职工，经政审合格后可推荐参加高考，招生对象包括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怀着试一试的心理报了名。
因我是在职职工，必须先通过机关党委政审，然后才可报考。但是，政审第一关我就没有通过。为了搞清缘由，我从彭村乡下赶到城里，中午时分机关都已下班。机关党委由副书记Y主持工作，他的家住在我姐夫家附近的巷子里。姐夫陪同我到Y书记家，Y书记知道来意后，就很直接地告诉我：“你是彭村粮管员吧，开会研究没有通过，因为你父亲是右派。”
“可以教育好子女能够录取，我参加考试就不可以吗？”我申辩道。
“这是党委会研究决定的。”他回答简短，语气坚定。
看来事情没有挽回的希望，我便怏怏地离开了。快出巷子口，我碰到商业局秘书刘永泉，他是西门老街坊，对我家情况知根知底；他出身好，敢说敢为，有侠义心肠，浑号“刘大胆”。按年龄我喊他“刘叔”，他知道了刚刚发生的事。我说：“我只想能参加考试就行了。连考试都不给参加，在外面影响很坏。”他听后，很畅快地说：“这个事，你别担心。Y书记老婆想从乡下调回城里，要我帮忙。他会买我的帐。前几天，H局长找我帮忙给他老婆搞调动，在我家还钻天棚帮我修电灯。下午两点，你到大十字街供销社门口等我。”



下午两点，刘叔在供销社一个办公室里找了一部电话，直接打到机关党委办公室。刘叔在电话里快言快语：“Y书记，彭村姓黄的粮管员要报考学校，请你高抬贵手哇！”
“不行，他父亲是右派，是党委会研究决定的。”老式电话机传来的Y书记的声音，特别响亮。
“哎哟，你就让他考一下嘛，他也不想录取。”刘叔同Y书记商量着。
Y书记停顿了一下，似乎在考虑着，随后回答：“你让他来吧！反正考是考不上的。”
见Y书记转弯了，刘叔连连回道：“他不要考取，他也不要考取……”
我匆匆赶到机关党委办公室，一位姓宋的年轻秘书递给我一份政审表。Y书记正坐着看文件，抬眼望了我一下说，“你考不上的，何苦要考呢？”
“Y书记不是口口声声地说是党委研究决定的，怎么就这样轻易地改变了呢？”我正思忖着。这时，经他这一问，我不知为什么竟激动起来，提高嗓门忿忿地回应道：“我想考！”
这次考试考场设在广德中学，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还另加面试。考试时间是七月份的一天，考试成绩没有公布。事后听罗恒洲（曾任广德县教育局工会主席，已故）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县是第一名。我的好友李重安（广德县统计局退休干部）当时是卢村公社清方大队下放知青，与芜湖下放干部程敦淳（女）下放在一个生产队。程下放前是芜湖市教育局小教科长，因熟悉考务工作，被邀参加考试组织工作。她对李重安说，上海、芜湖、广德三个地方，第一名是广德的。程不认识我，李重安说出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程说就是这个人。
8月20日，公社广播站喇叭里，中央电台播送“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一封信《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人民日报》编者按指出，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至此，文化考试全部推翻，还是回到了推荐选拔的老路。
经一番周折，我争取得来的考试连同后来的考试成绩全部化为乌有了。

三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1977年10月下旬，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高考一个月后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我是出差到芜湖听到这个消息的，这个爆炸性新闻一经传出，全国沸腾了。
当时，因为高考复习资料奇缺，连高中教科书也很难找到，芜湖街头有人拿着中学课本兜售，一本课本原来只要一到二角钱，竟然要卖到一、二元，在当年也是高得令人咋舌。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也是一书难求。为了购这套自学丛书，芜湖新华书店门口排了长长的买书队伍。在师大校园里，已经有高考复习班出现，晚上，我看到有好几个教室里挤满了听课的人，教室里老师讲的是高中课程，教室门外走廊上都有人站着听课，做着笔记，态度十分认真。



看到这些情形，我的心也躁动着。高中毕业已经整整十三年，我虽然没有进大学，但我一直渴望知识，渴望学习，读大学一直是我的梦想。高中毕业以后，为了生计，我做过各种活计，挑土方、拉板车、学木工、拉大锯、开柴油机等。像拉板车这种活，劳动强度极大，拉砖、拉柴、拉毛竹、拉稻草、拉石灰、拉水泥等，无一不是重载，最远的单程有百里之遥。上坡的时候，拉车使劲，用的都是“洪荒之力”。
但是，这些身体的疲劳并没有泯灭我的求知欲望，只要是有闲暇，我都会想到学习新的东西。我自学过高校教材解析几何、微积分、高等代数、普通物理学和电工学等，自学安装半导体和电子管收音机，甚至想安装一部九寸电视机，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十二吋黑白电视机都是稀有之物。在粮站工作阶段，我尝试制作过电容式粮食水份测试仪。为此，我通过我的挚友林玉东（他的父亲是原芜湖地区专员、广德县委书记林德江，他是北京工业学院69届毕业）介绍，到上海科技大学求教。大学老师在介绍微波时，应用了数学上的线积分知识，这促使我追求知识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我想，我应该抓住这一次的高考机会。
从芜湖到广德，我没有直接回家，从在誓节中学教书的同学桂远炳处借了一些书，准备复习参加高考。



回到家里妻子说，我的一位挚友焦华强（曾任广德新苏厂办中学支部书记、教导主任，无锡市南长区纪检书记、监察局长、区委办副主任）到我们家来过，他刚刚参加县里在邱村五七干校召开的高考招生工作会议。他从邱村到彭村抄近路，步行十多里到我家。他留下一封短信，内容大致说，会议传达了邓小平讲话，大学招生实行文化考试，政治条件本人历史清白即可；并建议我报名参加高考。在此形势下，有些人还有疑虑，我的一位老师说，宣传是这样讲，但执行起来很难说。当时右派改正还没有开始，我父亲的右派帽子还戴着，这些让我不免还有一些犹豫。我妻说：“不用顾虑那么多。想读大学也不是去做坏事。考不上让人讲三年，也没人再讲了。”关键的时候，妻子的支持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64年毕业，不属于“文革”的“老三届”，因为试制粮食水份测试仪，取得了一点成绩，我被评为县和地区科技先进个人，我作为有发明创造的知识青年报名参加高考。在报名过程中，我得到了粮食局领导的有力支持。对我的个人表现作了充分肯定，文字材料用打字机打印，这在当时还是少有的。文革刚刚结束，许多人受极左思想禁锢，对高考改革抱抵触心态。我家所属居委会的一个负责人，在提供家庭情况证明材料过程中，写了不少不实之词，意在干扰，经粮食局人秘股长胡正德努力，耐心地向她宣传高考政策，最后才得以解决。
11月份已经是晚秋，在“以粮为纲”学大寨年代里，正是粮食部门收购粮食的大忙季节。我是粮管员，每天要跑点（收购点）下队（生产队），统计各生产队交售粮食的进度，工作任务繁重。省、地、县领导对粮食征购高度重视，县里经常召开电话会议和全县广播会议，通报各公社进度，对后进单位的负责人喊话，点名批评，公社领导自然是不敢有丝毫懈怠。尽管有文件规定报考职工可请假复习，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却无法向领导开口请假。12月份，离高考不到10天，我才请了一周假，回家复习。



12月10日、11日两天考试，考点设在广德县横山中学。在安师大工作的挚友余德化（原安师大人事处长、当时任师资科长）与政教系老师钱广荣（后来为安师大政教系教授）是省招委派往广德的高考巡视员。余德化是广德中学六五届高中毕业，比我还低一届。六五年考入皖南大学数学系，他曾获得全国少年乒乓球双打冠军。因为练球，他耽误了许多功课，我还曾一度帮他补习过高中数学。如今他身为高考巡视员，我却是考生。现在想来，历史有时候也很会搞笑。
78年春节后接到录取通知书，我考上了安徽师范大学数学系。1978年3月初，我到芜湖上学。安师大数学系七七级四个班有近200名学生，是一个大系，入学同学中有近五分之一象我一样的大龄青年，皖北学生中有的比我年龄还大。我比同班的同学田捷要大13岁，田捷入学后进步很快，后来到北京深造发展。2018年同学聚会，听说田捷要申报参加院士评选了。
我31岁入学，35岁毕业。1982年春，从安师大毕业，被分配回广德教育部门工作，直至退休。
我的录取过程还有一个小插曲。七七年大学招生，省招委动员各高校适当照顾年龄偏大考生，还文革历史旧账。包括我在内有十二人，因考分较高，被中国科技大学收档。但是中科大一再向上反映，强调科大培养高级科技人才，年龄条件应该有限制。报经教育部同意后，中科大在一周后将我们档案退回到省招办，这时来皖的外省市大学招生人员早已离开合肥。最后，我们12人经省招委协调，分别录取到安大、安师大、安农等省内高校。这一情况，是从安师大数学系老师吴仁智（当时是数学系党总支委员，参加了77年招生）那里知道的。



中科大统计学教授苏淳（我国第一批18个博士生之一）84年来广德讲学，也说有这回事，当年连被科大退档的学生，其中有父母在科大工作的，也没有得到照顾。人数12个就是苏淳教授告诉我的。从吴仁智老师那里知道，由于当时我父亲的右派帽子还没有摘，我的年龄较大，照片上相貌似乎更老，师大的招生负责人对是否录取我还有些犹豫。吴老师仔细地看了我的档案觉得确实不错，他说，这个学生表现很好，成绩也很好，我们学校已经录取的学生成绩都没有他的成绩高。他的建议被领导采纳，我就这样被录取到安师大数学系。
关于高考成绩的情况，我的大学同班同学刘锡金（芜湖一中“老三届”，入学前是芜湖六中教师），他曾对我说过：“老黄，你的高考成绩在芜湖地区第一名，也超过芜湖市第一名。”其实，直到我从学校毕业也没有见到过正式的高考成绩通知单。直到四十年后，2018年4月，我们数学系七七级一班同学入学四十周年聚会，留校任教的同学姚静荪教授给每个同学复印了一张77年高考成绩单，才知道我的高考成绩为：政治74.5分、语文90分、数学101.5分、理化77.25，总分343.3分。数学满分110分，理化两科各50分，我的物理考了46.5分，物理单科第一名，数学单科第二名。当年全国570万考生，只招生273000人，录取率不到5%。当时也没有高考状元之说，只要能考上一个学校就很幸运了。当时由于时间紧迫，高考试卷由各省命题，全国考生荒废学业多年，因此试题是非常基础的。而我是老高中毕业生，学习基础比较扎实，高考中自然比那些连课都没上完的“老三届”占有优势，成绩较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77年高考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其影响是深远的。杨默仁先生（原安徽省政协委员、文史馆馆员）得知我考上大学后，感慨万千，欣然赋诗《送黄柏林同学入大学》二首，其一云：“男儿立志上高峰，向往尖端第九重。三度风狂吹桂卷，一宵月明入蟾宫。求师仿佛鸟朝凤，得道依稀鱼化龙。他日上林应记取，催花开放是东风。”

（作者系广德市教体局退休教师）
制作：童达清

笔者今年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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