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小平力主重庆与四川分家，事实证明此举非常高明

1985年1月19日，邓公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的签订仪式后，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
最后，邓小平补充道：“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则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当时谁也没想到，正是邓公的一席话，为未来川渝分家，重庆直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回过头看，不由感慨伟人卓越的智慧和高明的远见。那么，邓小平为什么主张川渝分家呢？



一 历史的沿革

早在200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重庆一带就有了人类文明的痕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人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盐矿，在那个生产力极其不发达的时代，盐不仅仅是调味品，也是市场上的硬通货，由此在商朝至西周时期催生了巴国文明。

商周战争时期，巴国加入了周武王姬发的阵营，结成同盟讨伐无道之商纣，姬发夺取天下后广封诸侯，封周王室的宗亲于巴国。



自此，巴国正式加入了华夏文明的大家庭，人口出现流动，各路文明在这里交汇融合。
到了公元前316年，秦昭襄王命令张仪和将军司马错率军南下，一举消灭巴国和古蜀国，设立郡县，大军屯兵于加州，并在此地筑城，是为巴郡首府江州城，江州也就是重庆之雏形。

东汉末年，刘备入主益州之后，为巴蜀地区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及正统思想，此后经历了诸葛亮、蒋琬、费祎、董允等人的经营，巴蜀地区的经济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肥沃的土地和宜人的气候让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
也就是从三国时起，巴蜀地区从原本偏远的蛮荒之地，渐渐发展成了中原文化的大后方。
南北朝时期，除了萧梁内乱，巴蜀地区基本上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再加上少数民族从山中走出和当地人以及因战乱南迁的汉人融合，巴蜀文明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江州对于中原王朝的战略意义也开始渐渐凸显。
随着隋朝晋王杨广率兵攻破建康，灭南陈，中国重回大一统时代。
到了唐中期，安史之乱爆发后，由于唐玄宗李隆基的战略失误，强行要求镇守在潼关的哥舒翰出兵迎击叛军。
哥舒翰心知叛军实力强大，只能以逸待劳，主动出击只有死路一条，但架不住皇命难违，只得率领所部人马出城，随即被叛军杀败，丢了潼关。
无奈之下李隆基只能带领亲信随从一路西逃，最后逃到了成都落脚，巴蜀之地再度成了中原王朝最后的大本营。



清军入关之后，南明朝廷选择连寇抗清，与盘踞在巴蜀的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合作，虽然没能实现光复北地的梦想，但也在明末波澜壮阔的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不断滚动的历史车轮让重庆变成了封建王朝和中原文明的大方后，一千多年来的发展和变革让其具有了极高的战略价值和政治意义，而这一点在近代以后被凸显得淋漓尽致。
二 两次直辖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处长江大动脉上游，云贵川三省交接点的重庆逐渐成为了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资源富集地区的结合部。
上世纪20年代，四川陷入了各派军阀的混战之中，蒋介石掌握政权完成名义统一之后，于1929年2月15日签署相关行政令，正式设立重庆市，被定位为四川省的省辖市。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者汹涌的攻势，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失去了原有的战略意义和价值。
一旦侵略者进逼南京，难免会出现“城下之盟”的屈辱场景，为了表达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蒋介石亟需一个新的城市作为整个抗战期间的大后方和指挥部，于是位于长江上游，也是西南地区交通枢纽的重庆就成了国民政府迁都的不二之选。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向社会各界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向世人展现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的决心。

与此同时，东南沿海的实业企业、学校、科研单位等也陆续迁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各地，大量主张抗战的仁人志士和社会名流也如江河入海一般汇集到这里。

有了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重庆这个原本偏居西南一隅的地方性城市，一跃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战略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战争所带来的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变化，使得重庆原有的市政组织无法满足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需要，于是关于重庆市的施政改革被提上了日程。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等人向政府提议，将重庆改为甲种市，也就是直辖市的民国版讲法。国民政府欣然同意，将重庆改为甲种市，由行政院直接管辖。
1939年5月，无耻的侵略者对重庆实施了大轰炸，重庆各界，各阶层面对侵略者军机的嚣张气焰，在轰炸之下表现得沉着冷静，同仇敌忾与团结一致。
抱成一团的中国人给了国民政府公布改重庆为中央政府直辖市创造了良好时机。5月5日，国民政府发布了改重庆市为国民政府中央直辖市的训令。
至此，重庆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央直辖”。

重庆变成直辖市的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要远远大于实际意义，不仅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大无畏精神，让“中国不会亡”的口号变成真正的信条，并成功粉碎了日本军方关于国民政府将迁都昆明或成都的相关谣言，更是极大鼓舞了全国各地抗战军民的斗志。

1949年11月30日，刘邓大军解放重庆，宣告了蒋介石“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等待国际局势变化”阴谋的破产，也标志着由国民政府经营十余年的重镇重庆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由于重庆的“大后方”特质，不甘失败的蒋介石给这座城市埋下了不少“地雷”，特务和土匪成了吸附在西南地区身上的两条蛀虫。
为了彻底剿灭这群顽固势力，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党中央于1949年12月2日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贺龙等人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1年2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条例》，确定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行政管辖范围，其中就包括重庆市。
此时的重庆市不仅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驻地，也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是中央下辖的直辖市之一。



在第二次直辖期间，坐镇重庆的邓公以及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同志们结合整个西南地区当时的情况，创造性地制定了符合西南地区客观发展规律的相关方针与政策。
挖掘了重庆这座城市的潜力，完成了西南地区的城市接管，剿灭了盘踞在各个山头、“效忠”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武装和各路土匪，迅速建立了革命新政权和新秩序，为各级人民带来了新时代的新风向。

除此之外，此时的重庆又一次发挥了大后方的功效，朝鲜战争爆发后，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粮草和后勤是海外作战的重中之重，巴蜀地区为志愿军战士们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为停战协议的最终签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以及国民经济复苏工作的完成，我国正式进入到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直辖市重庆的历史使命也要告一段落了。
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
该决定旨在节约干部，省出更多的资源，加强中央和供给工业企业的需要，投入到新的经济建设活动之中。
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重庆被取消了中央直辖市的名号，将其改为四川省省辖市。
虽然从直辖市降级为省辖市，但重庆仍然是四川省内的最大城市，这座城发展也受到国家一如既往地重视，为日后重回直辖市行列埋下了伏笔，同时也为加强党的执政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 直辖之路

1978年，党中央举行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新中国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83年2月，为了更好地发挥重庆作为西南地区交通中枢的作用，重庆成为全国第一个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
一年后，党中央对其重新实行第三次计划单列，赋予重庆市政府省级的管理权限，并开辟这座城市为外贸口岸，使之成为了第一批外资投资的试点对象。



在新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邓小平敏锐地察觉到，川渝合一而成的四川省面积过于庞大，人口稠密，行政效率不高，管理起来更是不便。
于是邓公开始向党中央提议，既然重庆已经具备中心城市的功效，不如让其发挥带动作用，而不是“屈尊”于一省之下。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在成功实施沿海一线的改革开放战略之后，将未来发展重心放到了长江流域，以经济高度发达的上海为龙头，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为龙尾，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全线开放。
随后，国家还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策，试图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而在这项宏伟的经济开发总方针中，最著名的一项莫过于全球最大的基础水利建设工程——三峡大坝。



实际上，重庆的直辖离不开三峡工程。1992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第五次会议上，批准将新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当中。
三峡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兴建的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总共涉及移民达到130多万人，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集中在当时归四川省管辖下的重庆市、万县市以及涪陵市。
随着三峡工程的正式动工，当地居民的移民问题日渐显现，毕竟这是百万人级别的移民运动，让当地百姓离开生活数十年的家乡，前往一个陌生的地方谋生，不是简简单单的补偿就可以处理好的，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级难题。

如何妥善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道关卡。也就是这个时候，邓公关于设立重庆为直辖市的提议再次成为了中央领导们讨论的重点，重庆必须要有一个行政上强有力的统一管理。



1994年10月，中央领导在视察重庆时指出，要把重庆努力建设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给重庆制定了一个极其宏伟的战略目标。

次年，党中央决定派人前往四川进行调研，为重庆市直辖先行铺路。
对于川渝分家的相关问题，四川省的领导班子表示支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个省过于庞大，过于复杂。分家之后的四川省可以将精力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上上；
新的重庆可以担负四川东部三峡水库区域的移民任务，总体而言，川渝分家符合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



既然中央和地方上都对川渝分家没有异议，于是围绕重庆直辖市的组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次年的9月5日，重庆开始代管万县、涪陵和黔江三个区域。
这样做不仅有利于解决四川面积过大、人口过多、难以管理等问题，也有利于加快四川和重庆的经济发展，让两地相辅相成，带动整个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开发，也能更好地完成三峡工程建设和相关移民工作。



到了这种程度，重庆重回直辖市的行列只有一步之遥。1997年2月19日，重庆重回直辖之路的奠基者、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
在邓公去世之后的第九天，也就是1997年2月27日，国务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



其实，在整个方案过程中也提出过以重庆为省会单独设省的方案，但经过反复调查、论证、比较之后，中央领导认为如果再度建省，很有可能破坏全国行政区划大局的稳定性，四川省的格局不应该做大的变动。
同时也考虑到如果设立省，自然要搭建一套符合省级标准的相关机构，这样一来还需要增加编制，增加非生产性建设和行政、事业经费，势必会耗费大量金钱和相关资源。
而且，如果设省之后的重庆作为省会城市，不利于发挥它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周遭省市的投资和交流也会因为相关因素而陷入迟滞。所以在认真权衡各方面因素之后，还是选择了设立重庆为直辖市的方案。

于是同年6月18日，重庆举行了直辖市挂牌揭幕仪式。自此，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结语

重回直辖市行列的重庆，在发展之路上如虎添翼，遵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迅速展开了各项工作，不仅完成了中央政府交予的三峡移民任务，经济社会也得到了全面持续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而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后，如今的重庆已经建设成西南地区的农业、工业、交通中心，成为整个西南的枢纽，同时也是西部大开发的大本营，人民生活水平也随之大幅度提高，城市竞争力也大幅提高，是名副其实的新一线城市，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来到了一个新高度。

看到当下欣欣向荣的重庆市，不由感慨邓公的卓远见识，在新时代旗帜的引领和重庆市内三千万各族人民的的努力下，这座城市闪耀着前所未有的光彩，为未来书写了崭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