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之摸底准备
传统社会中的下层百姓，尤其是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民，处事大多严谨，不肯轻信传言，一般坚持眼见为实的态度。在作出迁川重大抉择前，往往还要亲自入蜀作一番考察。因此，摸底问路、搜集相关信息，就成为迁川准备工作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http://i1.go2yd.com/image.php?url=YD_cnt_0_0171d0vIqV6u
事实上，省移民大规模的迁川活动，从元末明初就已经开始，并且一直没有间断过。随着区域之间的经济开发与人口流动，四川地区早就成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一些来自湖广、长江中游以及岭南地区的人民，出于经商、仕宦、从军或逃荒等性质，先后都有过在川居住或游览的经历。因此，到了清初，当人们为寻求到外省去开拓生存和发展空间时，先辈们在川的经历既为他们的#1-迁活动积累了经验，更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来源和抉择依据。
例如，民国成都《周氏族谱》在追忆先世人蜀过程时提到，周氏家族世居广东长乐，由于其12世祖遵公曾经在明万历年间在四川大竹县做过知县，所以对于四川"土沃财丰"的情况了如指掌。卸任回到家乡后，他大事宣传四川的肥美，"面传佳话于梓里"。受这一信息的影响，本族人无不"闻而羡慕之"。这样，到了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居粤的周氏家族28派成员，先后徙蜀，分别定居四川27个府州县。
另一位广东长乐人张端贤，年方少壮，吃粮当兵，清初曾随大帅丁葆祯到过四川，看见那里"山川秀丽，田地丰美，有意上川"。40岁辞粮归乡，成家立业。后来，到老的时候，仍"不忘上川"，因而嘱告后人说："三代遭劫，脉留一线。蜀地甚好，胡不往归!"于是，他的儿子们便根据这一信息，秉承父命，由粤上川，至新都马家场落业。
但是，无论是来自先辈的训示启发，或者是来自别的渠道的舆论鼓动，都只不过是间接的信息传播，还不是亲身的感受。因此，当某些家庭在作出迁川抉择之后，为谨慎起见，往往还会派人进一步前往四川考察，以便减少移民过程中的盲目性，为随后的迁行动铺平道路。
福建龙岩州龙门人廖可群，早就听说四川"山水清秀"，兵燹之后"土广人稀"，最适合"繁育其子孙"。为了验证这一说法，他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专程到四川游历考察。"既归，遂谋迁徙。"后于五十三年(1714年)正月十五日率同六房兄弟叔侄迁，落业于汉安(今四川内江)。这个例子记录了一个移民家庭，在迁川前亲自派人赴川考察的前因后果，具有相当的说服力。遗憾的是，它只提到了移民赴川考察其事，但是却没有把考察的情况和心理感受记录下来。不过，另一个福建人的经历则把这一遗憾填补起来了。
福建人魏成美，"年方髫龄"，还是一个未成年人，就在康熙年间携弱弟由闽来川。他遍游了西平原上富饶的温江、新繁、什邡诸邑，看见那里"田肥美、民殷富"，而"心志不觉大悦"。接着他又来到内江县的治地汉安(今内江市西)，参观了当地的各种手工作坊300多个，使他的"心志尤觉怦怦有动"。于是，"遂不惮艰险，仍与弟回闽，携家来川，居(内江)丛林、高坝等处"。
这个实例不仅记载了魏成美弟兄赴川西平原实地考察的经过，而且还把他的"心志"由"大悦"到"怦怦有动"的过程细致人微地勾画出来。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移民家庭先期派员赴考察的感受。许多移民家族后来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携家奔赴四川，正与他们前期的考察经历和先人为主的良好感受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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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流中，许多家庭大多采取分阶段迁徙的方式，先期派一部分家庭成员人川创业，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决定留居原乡的其余人员是否继续跟进四川。这样，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的信息，就为留乡成员摸底问路、了解四川提供了重要依据。
原籍广东长乐人朱大进，"孤身人，至简州营业，积有资财"。因见四川"土地肥美，可以兴家立业"，乃返回原籍携妻与子同来四川定居。福建汀州府武平县人邱奇玉乾隆初"独身来"。乾隆十七年(1752年)，其弟奇才"来川寻兄。归禀其母"。其母听后，"遂兴乐土之想"。次年(1753年)"挈家人"。显然，这些继续跟进入川的家庭，正是借鉴了先行者的经验，并且沿着他们的足迹进四川的。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在川的亲人取得联系，以听取他们的见闻感受，获取可靠的信息，再考虑是否进川，这也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抉择方式。这里又可以区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先行人川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原籍亲人联系，催促其尽快迁移。
例如，广东兴宁县人廖进谷，于雍正二年(1724年)作为先导，来到四川，稍有结余，然后从四川写信给其父廖体用，"备述蜀中丰乐"，催促他尽快抉择："不如弃旧乡而迁乐土。"两年后，廖体用终于如愿来到四川。
二是身处原籍的家庭成员，主动与在川的亲人联系，催促其尽快将家人接进，实现全家团聚。例如，湖广永州府零陵县龚选祖，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命次子龚铠"一人往川，踩踏四地"，继后举家前往，居于营山县文家沟。1年后，龚选祖想到湖广老家还有一兄三弟，"口体尚难保养"，加之父母年迈，"其不忍"。于是，写信到楚，"召兄弟陪父母一路来川"。孰料父母双亡，犹未安葬。在家的兄弟得信后，才将祖业出售，以葬父母，同时"将业价以作到川盘费"。后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十一月初七日起身，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始到营山县文家沟，"弟兄得以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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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龚选祖的经历相类似，李氏同样是哥哥先人蜀，然后召弟弟来川相聚。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哥哥在收到弟弟从家乡的来信后，才立马返回湖广，将弟弟接进四川的。弟弟写来的这封家书不是普通的信函，而是一首打油诗。
原籍湖广的李永祚兄弟四人，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奉旨人川"，安插于四川新宁县(今开江县)永安乡(今沙坝场)福寿丰年里蒙子桥。3年后，以"小布换买汪家湾"而家焉。又5年，仍在原籍的堂弟等得不耐烦了，于是便写了一封家书寄来。这封家书共28个字，乃是一首不折不扣的顺口溜式的打油诗：弟在湖广兄在川，提笔未写泪涟涟，若要兄弟同相会，花再重开月再圆。李永祚读罢来信，明白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诺言，于是赓即折回湖广，将两个堂弟接来四川，从此兄弟团聚。
三是原乡亲属给先期人的家庭成员写信，询问四川真实情况，以便决定是否应该随后搬家入川。据温涛《筠连县客家扫描》一文介绍，乾隆十六年(1741年)，原居于广东嘉应州长乐县琴江都玉磨里的温元扬三兄弟，同其母张氏及子辈7人上川，后定居于川南一带。15年后，温元扬的叔叔紫彩从广东托人带来了一封"广东长乐温氏致四川宜宾张氏大嫂"的书信。其原文如下：
大嫂张老夫人尊前：
嫂自辛酉年(乾隆六年，1741年)母子四人在家起身往川，倥匆一十五载矣。嫂居西蜀，弟在梓里，暌违两地，天各一方。奈云山缥渺，关山难越，音问难、通。又不得同堂面晤，无时不致念也。自初年间，幸接音信一纸，始知所寓有方，虽未获亲临致询，殊可以稍慰也。
再侄长成，自甲子(乾隆九年，1744年)年起身进川，至今一十余载矣，怠后来有音信。虽未知嫂合家老幼，指日增荣。京在中，福祉亨嘉不卜可知。叔侄朝夕倦会，无日不置于怀也。
再者侄今在川，若果是仁里之邦，俗厚风淳；肥沃之地，衣食丰足，千祈修音回来，待叔侄兄弟商议裁叠，一同搬家进川，得以聚首同堂，笑言相接，克成乐事也。如川中不过暂时安身，非久计之所，亦望侄顺寄一音回来，庶免在原乡者，思川之念也。
若问叔在家中之事，人口托天，眷顾均叨，安宁之庆，家业如常，无烦侄远虑也。再者家乡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老者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不胜数矣。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
今因标奇舅爷(按：指温姓表亲邹标奇)进川，特修一音顺寄，见字如面晤也。笔不尽宣。再长兄并嫂坟墓历祭祀，无烦挂虑。
肃此上大嫂张老夫人尊前暨列侄均览
夫弟 温紫彩字侄 温初顺温初升同禀乾隆二十一年
在这封信里，远在广东的温紫彩一家，希望先期人蜀的大嫂及其家人，一定要在回信中明确告知：四川是否"仁里之邦，俗厚风淳；肥沃之地，衣食丰足"，宜于定居之地?如果消息确凿，以便家乡亲人"商议裁叠"后，"一同搬家进川"；如果不是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川中不过暂时安身，非久计之所"，也务必请"顺寄一音回来，庶免在原乡者，思之念"，以便断绝来的念头和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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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乡亲属打探信息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向回乡探亲的人当面了解情况。广东巡抚杨永斌说："因惠州地方先年多有人川置产安业之人，时有信息往来"。由于经常有人从四川回原籍探亲或接取亲属赴川完聚，这些人大多亲身经历过迁历程，并且在川置产安业，因此，当面向他们询问四川的情况，显得更为便利简捷。
光绪简阳《钟氏族谱》里，收录有一篇重要的民间文献--《宏予公人履历》，其中有一段文字，生动记录了原籍广东的客家人钟宏予，在迁居四川简州四五年后，再返家乡，与母亲团聚，合族俱来问候的热闹场面：(钟宏予)抵门拜谒父母，母见公心广体胖，公见母身体强壮，不胜欢喜。三弟及合族俱来问候。母曰："儿似富厚还乡，快说来我听，以宽母心。"公一一说明，共积钱六百余串。母曰："才四五年，如何便有此数?"公将癸卯冬入川，一切行止，细说一遍。母极快。叙毕，伯叔兄弟告退，母子同席谈论不休。
像钟宏予这样，一人返乡，引来合族以及邻里俱来关问，其影响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从他那"心广体胖"的外貌、"似富厚还乡"的举止以及"积钱六百余串"的信息中，原乡的亲戚邻友自然可以获取许多有益的信息!正如刘正刚指出："每年从四川回广东原籍探亲访友和搬眷之人对四川易富的大肆渲染，无形中又当了宣传队，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窗口，向家乡的父老预示着：四川有一个精彩的世界!"
移民们对在原乡所获得的信息，最感兴趣的，除了有关四川"地广人稀"，较易获得土地，有利于长远发展之外，还听说那里百物俱贱，便于觅食，生活实惠，容易解决现实的生计问题。例如，有一位以教书为业的"范先生"，在粤东的荒歉面前急于迁川，就曾经"爨火之不举者七日"。对于这位一连7天揭不开锅的教书先生及其家庭说来，一个物价便宜的四川，自然是其理想的去处。
雍正六年(1728年)二月，雍正帝在一封上谕中说："上年闻湖广、广东、江西等省之民，因本地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这些省份并非歉收，何以"居民轻去其乡者如此之众"?广州将军署理巡抚石礼哈奏称："细推其故，只缘省浮于地，粤省浮于人。川省米肉、多贱于粤。"据他查访，在广东，有人到处散布信息说，"川省米肉平贱，一去落业立可富饶"；也有人称"川米三钱一石，肉七钱一斤"。另据雍正年间地方官向朝廷的报告称，湖南境内有众多广东入川人民，在回答何以迁川的缘由时说，惠州府因遭灾，米价涨至"三钱一斗"，"贫民难以资生，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前引长乐人温紫彩写给其嫂张氏的信中也证实，在乾隆年间，广东当地"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现今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
虽然官方极力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消费者少，如果消费人数增加，物价自然会上涨，但是，他们所讲的这套大道理，老百姓是不爱听的，同时也不是这样想的。因为，老百姓算的是另一本账：四川米价每石3钱，较之于雍正年间惠州"三钱一斗"，二者价差是100倍；较之于乾隆年间长乐每石800余钱，二者价差将近300倍。在这样巨大的反差面前，外省移民从切身利益出发，很少有人不为之动心。既然原乡地狭人多，土瘠民贫，而四川人少地多，物产丰饶，"每亩种一石可收百余石"；既然原乡谷价腾高，而四川百物俱贱，米价仅及广东的百分之一至三百分之一；人们自然是会被这个四川所吸引的。
总之，通过民间传播的移民信息，具有感性化、生活化，实用性强，易于为人所接受的特点。正如有的论者所勾画的，其内容可能是迁移路线的详细介绍，迁移途中会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有趣的事情，定居地的自然、人文环境，自己如何适应异乡的气候、习俗、语言、生活条件，创业获得了怎样的成效，迁入地的发展前景等。这些信息从信中或移民本人口中聊天式地娓娓道来，是那样生动、具体、丰富多彩，对那些急切希望通过迁移改变生活境遇的信息接受者来讲，更加具有诱惑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历史条件下的外省移民迁川活动中，活跃着一种专门以游说移民入川为职业的人--"包揽棍徒"。这种"包揽棍徒"通过如簧之舌，极力鼓吹"省易于度，一去人籍，便可富饶"。他们就是看准了身处偏远山区的农民，不谙外部世界情况，急于外迁求富的。理，不惜采取散播蛊惑性信息，进行讹言煽动。一当这些农民在他们的游说下，决意辞家远徙，他们又充当中转站的业务，包揽引路，送其人川，以达到捞取"包银"的目的。正是由于有这种职业游说人无孔不入的介入，才使得那些诱导移民迁川的信息，传遍了原乡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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