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维：新版《槐轩全书》《推十书》之《出版说明》

出版说明

作者简介: 施维，巴蜀书社原首席编辑、编审。致力于学术文献、专著的策划出版。策划统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百年易学菁华集成》《百年道学精华集成》《槐轩全书》《推十书》《十三经恒解》《经律异相校注》《羌族石刻文献精华集成》以及国家十四五文化规划项目《中华续道藏》《李一氓旧藏词集丛刊》等三十余种，其他学术文化类著作两百余种。

摘要：本文以刘沅为中心，上溯远祖刘朝弼凡六代，下至刘伯谷凡四代，记述了刘氏家族共两百余年的学术文化传承史，对刘沅所著《槐轩全书》、刘咸炘所著《推十书》，以及他们所创立的槐轩学说和推十学说做了简略的梳理，并就掌握的资料对两书的刻印和版本情况做了说明。

关键词：刘沅 刘咸炘 槐轩全书 推十书 先天 后天 李果园 南怀瑾 萧天石 汇通 儒道 家族传承



槐轩学说创始人、《槐轩全书》作者刘沅先生像

一

明末清初，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居四川的刘氏家族耕读不辍，人才辈出，并在清中后期和民国时期产生了两位文化巨人：一代大儒刘沅和天才学者刘咸炘。他们所撰著的《槐轩全书》和《推十书》以及所创立的槐轩学说和推十学说，对近现代学术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成为中华文化学术史上的两大瑰宝。

同旧时学术家族形成和壮大的情况相似，槐轩学和推十学的产生，具有深厚的家族背景及良好的学术环境。以刘沅为中心，上溯至远祖刘朝弼，凡六代；下及于曾孙刘伯谷，凡四代，刘氏家族的学术文化传承前后历时两百余年。

刘氏“远祖(刘)朝弼(字棐忱，为麻城廪生)避乱入蜀，隐于峨眉”。自“始祖后庵(刘坤)乃卜宅于温邑董邨，继迁于双流云栖里。世传易学，谓程子言易道在蜀……并非易之要旨”祖父刘汉鼎，字君谟，著《易蕴发明》，谓“先天后天，止一太极，理气象数，释之万端，括之浑然。其语至精，惜不复睹全书矣”。父亲刘汝钦，字敬五，“精易学，洞澈性理，谓……伏羲主乾南坤北，文王主离南坎北，即先天后天所由分；且《连山》首艮，《归藏》首坤，艮止坤藏之义，即《大学》止至善、《中庸》致中和之学”。刘汝钦壮年曾为岳钟琪“专办粮秣”，为人“倜傥不羁，好善而不吝于赀”，故嘉庆之师朱珪赞其为“豪杰之士”逝世后，礼部尚书纪昀亲撰《敬五公墓志铭》。其著今存《玉皇尊经注》三卷、《玉皇宝忏注》一卷母亲向宜人(1739-1810)，幼喜《周易》，长通诗书。“闻父兄读《周易》……喜曰：不读他书，此书岂可不读乎?”“蔼蔼温温，同室皆敬爱之。”兄长刘濖，字芳皋，乾隆五十九年(1794)举于乡，嘉庆元年(1796)与刘沅一同参加会试，中进士，先入翰林，后由庶吉士改任工部屯田司主事，迁刑部河南司、陕西司主政官终广西郁林州知州。刘沅关于先后天的理论发明和汇通元典的治学特色与家族传承有关。





巴蜀书社新版《槐轩全书》《推十书》

二

乾隆三十三年(1768)，刘沅(1768-1855，字止唐，一字讷如，号清阳、碧霞)出生在四川双流县云栖里(今彭镇羊坪村)。在他88年的人生中，致力于追寻儒家元典基本精神，发明先后天学说，阐三教精微而归本于儒，所著《槐轩全书》见识超迈，体系完备，影响深远，“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实为中华传统文化尚待开发的宝藏”。

光绪三十一年(1905)刘沅逝世后五十年，四川总督臣锡良根据四川在籍绅士翰林院编修伍肇龄、胡峻、庶吉士颜楷等的呈文，向清廷请求为刘沅立传获得批准。刘沅成为刘氏家族被清国史馆立传的第一人。

刘沅所著《槐轩全书》以汇通儒释道三教为其特色之一，但他“幼承礼训，蜚声黉序，早登拔萃之科”，走的是儒家科举的路线，受到的是正统的儒家教育。刘沅少年成名，17岁(乾隆五十年)考中双流县庠生第一名，20岁(乾隆五十三年)选拔为明经，21岁(乾隆五十四年)选拔为贡生，24岁(乾隆五十七年)由拔贡中试举人。但是，在他25岁(乾隆五十八年)、27岁(乾隆六十年)、28岁(嘉庆元年)时，却“三试春官，荐而不售”。三次参加会试失利不久，刘沅与道家结缘。

刘沅29岁陪考中进士的兄长刘濖北上进京途中，在陕西紫柏山留侯庙偶遇静一道人，“谈修养之道”，并以吕纯阳注《道德经》相赠。刘沅“讶其与吾儒同”，发现道家与儒家对修身之道的认识颇有相通之处。30岁在双流彭家场遇到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明师”——“野云老人”李果圆。刘沅向李果圆“求示延年之方”，后者以“人生自有长生药……返而求诸身心可也”答之，教之以“存神养气”“存心养性”“仁者寿，大德必寿”之理，刘沅豁然开朗，乃“拜而受教，荏苒八年”。刘沅自述从30岁到38岁，跟随“野云老人”李果圆学道，但是后来学者对刘沅学道的地域及时间却有不同说法。台湾学者萧天石(1908-1986)说：

(刘沅)大挑湖北天门县知县不赴，归而隐居青城山八年，从李八百游，虔修丹道，一意炉火。……道成，出而讲学于成都，并迎亲侍养，声誉卓著，远近多称“川西夫子”而不称其名。

南怀瑾(1924-2008)与萧天石的看法大致相同：

乾嘉间，西蜀双流有刘沅（字止唐）者出，初以博学鸿儒，不猎功名，归而学道，相使得老子亲传，居山八年而道成。

首先，萧天石把刘沅跟随“野云老人”学道的时间定在辞任湖北天门县知县之后(实际上刘沅并没有接受任命，详下)，这时刘沅已经58岁，与刘沅在《自叙示子》中所说抵牾。其次，萧天石与南怀瑾都把学道的地点放在山中，也与刘沅科考失利以后的实际生活状况、轨迹不协。笔者就此请教刘伯谷先生，他认为，当时刘濖已去北京就职，刘沅独自侍养母亲，不可能长期离家。与野云老人“荏苒八年”者，大致应该在彭镇周围，并非“居山八年”。所以，萧天石与南怀瑾关于刘沅修道山中的说法，值得商榷。

三次参加会试失利之后，刘沅念母老家贫，遂无意仕途，先后在云栖里和南门三巷子(刘沅39岁时奉母命迁居成都南门三巷子，后称淳化街)潜心治学，教授弟子，侍养母亲。一方面，以实践人伦、修身复性为治学目的，试图恢复孔孟之道的本来面貌，追索儒家元典的精髓所在，“撰述《四书》《易》《书》《诗》《春秋》《三礼》恒解、《孝经直解》《古本大学质言》《史存》《槐轩约言》《杂著》《拾馀四种》《子问》《又问》《俗言》《正讹》诸书传后”。刘沅以毕生之力建立了对儒家经典的恒解体系，从文本和义理两个方面纠正宋儒对儒家元典的篡改和误解(如认为程朱改《大学》“亲民”为新民，解“格物”为“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等，违背了元典的本义)，这是他对传统经学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跟随野云老人学习道家学术与功法(刘门静养功，由掌门传授给入门弟子)，为汇通三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沅三十七岁以后，即开始为道教经书作序：

三十七岁，初秋，先生序《太上感应篇》，序合刻《道善约编》(即《太上感应篇》《文昌大洞仙经》、旧题吕洞宾《道德经解》)。……桂月望日序《太乙救苦经》。

三十八岁，先生仲春序《诗经恒解》，五月中浣序《土皇经》，序重刊《道德经解》(旧题吕祖注)。

三十九岁，先生阳月望日序《三元火官经》，孟秋上浣序《火车破胆经》。

四十岁，先生五月下浣撰《大洞仙经》凡例，重阳日序《玉枢宝经》，初秋上浣序《南北斗经》，阳月序《金刚经》。

四十一岁，先生正月十三日序《东岳经》。

四十三岁，(嘉庆十五年)中夏二十二日先生母向宜人卒。先生暮春下浣序《大洞仙经》。

清道光元年(1821)，刘沅五十四岁整理《法言会纂》时，“有感于道教科仪半多鄙诞，特贯以儒道正统删订增补而定稿”。体现了刘沅融儒于道、儒道互补、以儒家正统“订补”道教科仪的学派特色。对刘沅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治学特色，萧天石先生曾有如下评介：

双流在成都县南，以左思《蜀都赋》“带二川之双流”而得名。山水清秀，民情淳朴，地灵人杰，代有才人，止唐先生则为川中近三百余年来特立独行、博通三家之大儒。其学既直探洙泗心传，复深得玄门秘钥，融道入儒，援儒说道；复会通禅佛，并涉密乘，博学多方，虽较庞杂，然以其能障百川而东之，汇万流于一海，故最后仍归本于儒，不失孔门矩镬。以其一生行事及其等身著作之内容性质而言，则称之为道化儒家可，称之为儒化道家亦可。其内养与修持方法，则又纯用道家金丹宗手眼，而略带少分藏密色彩。故自创“刘门”以后，则又纯属道家人物，不但门弟子遍西蜀，且有浸浸乎遍及西南各省与大江南北之势，而尤以闽浙为盛；学术界人士，不少以得游其门庭，为高尚其事也。

刘沅先生头角峥嵘，颖悟异常人，读书过目不忘，尤以彻入玄微，独得新致……因才而教，各乘口诀，未至其境界，绝不躐等以授，倾囊以传也。讲学规模，以儒家为本；功夫修炼，以道家为本，不奉佛氏，亦不抵排，间举扬之以助传心，期融会三家而贯通之。

萧天石先生对刘沅一生成就的评价是较为公允和精到的。



刘伯谷先生为成都市双流区彭镇槐轩墓园撰写槐轩学说宗旨和主张

刘沅弟子似乎分为两途，以儒家为本的槐轩学派，弟子多为文人学者；以道家为宗的“刘门”，弟子多为修习功夫的各阶层人士。作这样大致的区别，是想说明，刘沅遍及各地的弟子并非都是文人学者。但是，刘沅对儒家经典的讲论，“刘门”弟子多传而习之，其文化素养较高，这也是“刘门”儒道融合的特色和盛极一时的内因吧。

道光六年(1826)，时年58岁的刘沅因“学行可风”被“选授湖北天门县知县”，后“改授国子监典簿”。赴任不久，刘沅就请假归乡，继续其“立德”与“立言”的不朽事业。刘沅之兄刘濖(1766-1837)在京为官后，曾多次来信劝道刘沅北上谋取功名。刘沅回答说：

显扬之事，兄已遂矣；犬马之养，愿得身任之。

这应该是“至性纯厚，内行笃诚”的刘沅对未来人生的重要选择，这一选择，使四川在清代中后期产生了“一位成功的教育家、一位圆融儒释道三教的通儒、一位将治国之术与立身之道结合起来的思想家。”同时，刘沅所著《槐轩全书》也成为“以今文经学为特征的清代蜀学发展新阶段的标志性文献”，成为中国古代文献中罕见之阐三教精微而归本于儒并形成较为完备学术体系的哲学巨著。

回到家乡的刘沅躬行孝道，扶困救急：

母向氏遘疾困瘁，沅求索医药，不远千里，斋戒请祷，朝夕弗遑。母病寻愈。其事亲敬养兼隆，克谕于道。兄弟之间，力行仁让。兄没，抚犹子如己出。姪妇孀居无子，急为立嗣，饮食教诲，劳怨不辞。宗族邻里，助其昏嫁丧葬者，不一而足。

同时，刘沅对儒家经典的编纂，对子弟、学生的培养不曾懈怠，并乐在其中：

编纂群经，历耄年而不倦；楷模多士，育英俊以成材。允足标示夫儒风，宜荷褒扬之令典。

当日永天高，与诸生问难于槐荫之下，熏风徐来，白云在户，不知天壤间何劳为生也!……是以授受之暇，补注经义，四子六经，集久裒然成集，而又为《史存》，以著劝戒。虽敝帚自享，不敢问诸高明，而耳目未衰，忘其老至……儿子辈幼，不知愚之乐也。

刘沅主张，治学要联系实际生活，周知民情，在社会生活中处理好五伦关系，由后天返还先天，恢复人美好纯善的天性，从而实现“士农工商皆可为贤圣人”的目标。刘沅一生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材：

平日裁成后进，循循善诱，著弟子籍者，前后以千数；成进士、登贤书者百余人，明经贡士三百余人；薰沐善良，得为孝子悌弟、贤名播乡闾者，指不胜屈。

刘沅在教育上的巨大成就，是因为他所追求的“圣学”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现状深刻而睿智的洞察上的，是与社会实践、民生民彝、五伦五常紧密结合的与时俱进的致用之学，由此他被誉为“塾师之雄”和“川西夫子”，这是“槐轩学说”影响广泛而深远、被“转相传习”的重要原因。



槐轩二十四孙、《推十书》著者刘咸炘先生像

三

父作子述，开枝散叶，蔚为大观。良好的家族环境、深厚的家学渊源、博采多方的宏达胸襟、求索本源的执着坚守，使刘沅开创了槐轩学派；而其子孙、学生不曾间断的学术传承和发扬，使槐轩学派绵延两百余年，影响及于海外。

刘沅“幼羸善病，自孩提至弱冠，频死者数矣”。转折出现在拜师野云后。刘沅晚年感慨说：“回思平生，辛苦备尝，几如再世，使不遇野云，早归大暮。”辞别野云后，刘沅“乃亦励修……惴惴不敢或苟”同上。，不但学问精进，而且“神明焕发，睟然盎然”，身体也日益康健，“六十后连举八男，皆能传其学”：

长子崧云(又名松文)，咸丰二年(1852)举人……椅文，拔贡，小京官，同治庚午(1870)举人；桂文，光绪丁丑(1877)进士，历官编修、御史、梧州府知府；栋文，顺庆府训道；梖文、檍文，生员；孙咸荥，拔贡；咸焌，举人；咸燿、咸燡，俱生员。

第四子刘桂文光绪三年(1877)考中进士以后“曾任监察御史，以清廉正直闻名”，与“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杨锐和“晚清第一词人”赵熙交谊甚笃。刘桂文之子刘咸荥(1857-1949)，字豫波，光绪二十三年(1897)拔贡，博通经史，讲学双流桂馨书院、成都尊经书院。刘咸荥在四川省高等学堂中学部(今石室中学)任学监并执教国文期间，李劼人、郭沫若、周太玄、王光祈、魏时珍等皆从其学，而被赵朴初先生尊为“当代第一比丘尼”的佛教大德隆莲法师(俗名游永康)时从刘咸荥学习诗词创作和兰石水墨画。刘咸荥堂弟刘咸焌，字仲韬，1915年在叔父刘梖文所办十二学堂基础上，创办明善书塾，1918年更名为尚友书塾，将槐轩学说发扬光大，培养了大批人才。

除了子孙人才辈出，刘沅“一生教学近六十年，学生达数千人之多” ，弟子遍布西南和东南地区。其中，大弟子内阁中书刘芬(?-1894)，字芸圃，在刘沅去世后成为传播槐轩学说的关键人物。刘芬对槐轩学派的两大贡献，一是设教于成都纯化街延庆寺继续传播槐轩学说，刘沅的八个儿子因为年幼，皆“从学刘芬”；二是传槐轩之学于福建人林鸿年(1805-1885)。林氏为道光十六年(1836)状元，道光十八年(1838)任琉球国正使，官至云南布政使，归隐后任福建正谊书院山长，陈宝琛(1848-1935)、林纾(1852-1924)、陈衍(1856-1937)等皆出其门。后来林鸿年把槐轩学说传入福建，影响遍及东南地区，刘沅从此被称为“川西夫子”：

咸丰中，侯官林鸿年为云南布政使，至蜀，得沅书，读之惊喜，求问。时沅已死，因受业于沅弟子内阁中书刘芬，尽购其书去。及罢官归，遂以其学转相传习，闽人称沅为川西夫子云。

与刘芬齐名的槐轩著名弟子刘鸿典(1809-1884)、李思栋(1814-1884)、孙廷槐(生卒年不详)，其下又各有弟子数百、数千不等，分别在四川各地传授槐轩学说。孙廷槐“刊行槐轩著述”，称为乐善堂藏板。此外，被尊为“医林圣手”“姜附先生”的槐轩著名弟子郑钦安(1804-1901)，亦因师从刘沅习文学医而卓然成家，成为近代伤寒学派代表人物、中医“火神派”鼻祖。郑钦安传衣钵于入室弟子卢铸之，后者创立中医“扶阳学派”，并著《郑钦安先生医书集注》《本经药物阐述》《卢氏临症实验录》等传于世。



槐轩第六子刘梖文先生像

刘芬之后，始由刘沅长子刘松文主理刘门事务，不久由第六子刘梖文(1842-1914)接任。刘梖文，字子维，著《圣余医案》四卷、《妇训》一卷，“继槐轩讲学，门徒益众，为蜀人所敬重”。刘梖文创办并主持了尚友书塾的前身十二学堂和主要刻印槐轩著作的守经堂(刘家同治年间开办的豫诚堂、光绪年间开办的守经堂、民国初年刘咸焌创办的扶经堂、民国中期刘咸炘创办的推十书局，成为刻印槐轩学派著作的主要出版机构，被称为“三堂一书局”)。之后，刘沅之孙刘咸焌、刘咸燡(字晦愚，1876-1947)相继主持槐轩学派，刘咸焌创办尚友书塾，任塾长。“教学课程和书塾章程则完全由刘咸炘(刘咸焌从弟)制定，分幼学、少学两班，学生数百人。后又设研究班，从少学中考取成绩优异者肄业。”尚友书塾分层级培养学生，讲学与研究并重，初具近代大学教育雏形，“有《尚友书塾季报》刊行，造就了不少国学人才”。当代净宗大德昌臻法师(俗名张耀枢，1917-2009)，十二岁进入尚友书塾，得到了刘咸炘、李惠生先生的精心指导，槐轩学说成为他一生“品德修养和思想理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槐轩第五孙刘咸荥先生像

四

刘芬、刘梖文、刘咸荥、刘咸焌、刘咸燡在槐轩学派的传承与发展中继往开来，成为刘沅与刘咸炘两个文化巨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

在家族良好的学术氛围影响下，在刘梖文、刘咸荥、刘咸焌的悉心指导下，被蒙文通称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的天才学者刘咸炘脱颖而出，大放异彩。刘咸炘“一生笃学精思，明统知类，志在由博趋约，以合御分”，所著《推十书》“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著之总集”，“承续了中华人文风教的传统而踵事增华”，与《槐轩全书》一起成为中华文化学术史上的两大瑰宝，在近现代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民国著名思想家、新儒学代表人物梁漱溟说：“余至成都，唯欲至武侯祠及鉴泉先生读书处。”被梁漱溟如此推崇的“鉴泉先生”，就是刘沅之孙、刘梖文之子，为张澜亲临礼聘方出任成都大学教授的刘咸炘。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号宥斋，成都双流人。“五六岁时，先后从其父和从兄咸荥学习。九岁时，更加笃学好问，日读书达数十册。1914年，其父卒，乃就从兄刘咸焌受业，始究古文之格调并详究班固的《汉书》，后又研读章实斋之《文史通义》，于是益知著作体例综合之原。”其治学继踵槐轩而“私淑”章氏(章实斋)，秉要知变，推十合一，纵览四部，横通中西，以“为前人整其散乱，为后人开其途径”为己任(《推十书·系年录·宥斋自述》)。在其“彗星般短暂明亮的一生中，给人类留下了475卷之多的著作231种”。

刘咸炘在哲学、诸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对道学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蒙文通曾评价说：“蜀究道家言者，余知唯刘鉴泉先生……刘著《道教征略》，精深博大。”蒙文通：《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卷一，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677页。刘咸炘先后撰写了《诵老私记》《庄子释滞》《道教征略》《邵尧夫学说》《全真教论》《祀天师科仪》《老孔授受考》《概闻录》《道家史观说》《老徒裔》等道学论著，把考证与论析相结合，见解独到而精辟，“这些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探索道学的深邃认识……为中华道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詹石窗先生在《刘咸炘先生的道学研究》一文中，对刘咸炘先生道学研究的基本情况、主要特点进行全面深入的阐述后，指出了刘咸炘先生道学研究的主要贡献与历史地位：

第一，融会贯通，梳理了中华道学传承的头绪。刘咸炘《学变图赞》，刊载了中华学术传承的世系表……刘咸炘的图表与说明最为突出的一点是将老子置于首位，表明他是主张先“老”而后“孔”的……这使我们可以比较明了地认知道学的历史脉络。

由于把道家文化置于中华学术的整体中予以观照，刘咸炘的论述也就颇有见地，不时有智慧的闪光。

第二，探赜索隐，开辟了道学研究的广阔前景。

历代疏解《庄子》的成果不可不谓多，不过，就其本义来说依然令人迷茫。……有鉴于此，刘咸炘先生注重从三个方面审度前人关于注疏《庄子》的诸多论著，他说：“吾读是书，以名理悬度，颇有所得，因记成册，或足以补近人之不及乎。亦有疏通大旨，引证他书，间抒己意，以驳作者，并录存之。至于校勘训诂，偶有所见，则记于本书。”这说明，刘咸炘先生读《庄子》并非只是读其原文，而且阅览了大量的前人注疏之作，并且顺手进行校勘。从其随手记录的文字看，刘咸炘先生的目光是相当敏锐的，例如他读《齐物论》，于篇首题记称：“此篇初明万物之自然，因明彼我之皆是，故曰齐物。后人多误认为破是非，宋以来人遂读为齐世之物论，不知所齐者非论也。双遣两忘之乃佛家所主，不与道家相混，自来以佛义言道书者皆误。佛家主空，一切俱不要，道家主大，一切俱要，根本大异，岂可强同乎?”……刘咸炘先生认为，有无双遣两忘的思维方式是佛教的，用此等思维方式来解读道家是根本性的路径错误。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至于他把“佛教主空”与“道家主大”所进行的对比，也使人能够一目了然地抓住两教的主要思想特征。像这样的论述在刘咸炘的道学研究著作中几乎随处可见，所以读他的书，真是可以大开眼界的。

刘咸炘先生能够在道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他的家学和个人天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他秉承了中国学术的目录版本学传统。他的论述可以说处处闪烁着这方面的智慧。例如关于《鹖冠子》一书的构成问题，他在引述《汉书·艺文志》关于鹖冠子身份之后，即列出了各篇篇名，尔后查证《七略》，再征引韩愈、柳宗元、王闿运、胡应麟、沈钦韩、陆佃等诸人的言说，从而彰显篇目的变更情况。对《文子》一书的辨析也是如此，他先后查找了《七略》《汉书·艺文志》《别录》等，尔后将之与《淮南子》相对照，如此梳理，使读者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其来龙去脉。从此类记录中，我们可以发现刘咸炘先生读书的基本方法，就是从目录版本入手，再查相关的论述，然后进行内容考辨。因为他精于传统的图书编目架构，按照经史子集顺序，有步骤地阅览，所以他的记录尽管只是一时所感所思，但集合起来就构成了庞大体系。

20世纪众多学术大家如张尔田、陈寅恪、梁漱溟、蒙文通、吴芳吉、唐君毅、萧萐父、萧天石、李学勤、刘大钧、庞朴、项楚、詹石窗等均对刘咸炘的才气学识推崇备至，这是不可多见的文化景观。其中，萧萐父先生在《推十书·前言》中对刘咸炘的成长过程、学术成就作了如下评介：

清光绪丙申(1896)冬，鉴泉生于成都“儒林第”祖宅，于止唐孙辈最为年幼，也最为聪颖。家学熏陶，5岁能属文，9岁能自学，日翻书数十册。稍长，就学于家塾，习古文，读四史。得章学诚《文史通义》而细研之，晓然于治学方法与著述体例，遂终身私淑章氏。

鉴泉先生学隐于成都……淡泊宁静，知之者希。《推十书》虽曾陆续刊印，见者亦少。然真知之者，无不叹美。浙江张孟劬见而赞之曰：“目光四射，如珠走盘，自成一家之学者也。”广西梁漱溟……偶得先生《外书》，赞曰：“读之惊喜，以为未尝有。”……修水陈寅恪抗日时期至成都，四处访求先生著作，认为先生乃四川最有成就的学者。盐亭蒙文通与先生为知交，赞其“博学笃志”，“搜讨之勤，是固言中国学术史者一绝大贡献也”。(《评〈学史散篇〉》)又在《四川方志序》中总评先生之学行曰：“其识已骎骎度骅骝前，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

鉴泉先生之学，渊源有自。首先，他受熏于家学，屡称引祖考槐轩遗说，但绝非拘守局限，而朗然自白：“槐轩明先天而略于后天……故槐轩言同，吾言异；槐轩言一，吾言两；槐轩言先天，吾言后天；槐轩言本，吾言末。”继志述事，别有开拓。其次，他特重乡土风教，盛赞蜀学传统，但旨在推陈以出新。

刘沅《槐轩全书》和刘咸炘《推十书》前后辉映，对于近现代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他们为代表的“槐轩学”“推十学”亦成为极具影响的蜀学学术门派，至今仍是独具价值的学术文化资源。



槐轩第十五孙刘咸焌先生像



槐轩先生第十七孙刘咸燡先生像

五

《槐轩全书》收录了刘沅不同时期的重要著作，《槐轩全书——又问》所谓“子注四子六经多年，好事者刊印流布颇多”者，应指他生前著作单独刻印的情况，其中前文所述弟子孙廷槐“乐善堂藏板”所刻或许属于此类。到了晚年，刘沅对自己主要著作的撰写顺序、成书和修订情况作了说明：

愚既注四子六经恒解，又为《杂著》（后称《槐轩杂著》）、《拾余四种》及他议论，凡圣人之遗，有关人心风俗者，皆为辨正，亦略备矣……时年八十有四。

学与年而俱进，义与阅而弥精。愚曩年因先儒误解圣人太多，故为之补注。羸多疾，恐填沟壑，是以汲汲成书。今天假之年，已近九十。内而心性，外而伦物，识力颇增，自非昔可比……惜乎耄矣，当改正者犹多，仅能就四子书加详正而已，余俟后贤为之。

刘沅八十岁以后，陆续订正修改了自己历年对儒家经典所作的部分“恒解”，这些著作被称为“晚年定本”，据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有《大学恒解》《中庸恒解》《论语恒解》《孟子恒解》《诗经恒解》《书经恒解》《礼记恒解》《春秋恒解》等八种。

刘沅生前，《槐轩全书》的基本框架“亦略备矣”，同治年间开办的刘氏堂号豫诚堂，雕版刻印了刘沅的大部分著作，称为“豫诚堂藏版”。但以《槐轩全书》之名首次刊行，则是在他去世50年后，由刘芬、刘梖文以刘家公款创办的守经堂于光绪三十一年完成的。守经堂刻本借用了部分豫诚堂老版，成为了《槐轩全书》的最早版本。除光绪守经堂本之外，尚有刘咸焌扶经堂民国十六年重校本，与守经堂本一样，收书均为二十三种，一百七十八卷，一百零七册，称为致福楼重刊本。刘氏堂号所刻之外，《续修四库全书》亦收编了“四书”“五经”《恒解》等部分著作。在诸版本之中，由刘梖文弟子、民盟创始人之一的鲜英（1885-1968，字特生，西充县太平乡鲜家沟人。特园为鲜宅，位于重庆嘉陵江南岸上清寺旁）所刻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为《槐轩全书》较为完善、完整的版本，刊行于中华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凡22种、177卷、106册。此本由止唐公之孙刘鉴泉先生亲自校刊，字大体美、疏密有度，书品较佳。

20世纪80年代以后，《槐轩全书》各种版本大部分散佚，而《推十书》自1926年开始由推十书局陆续刊刻，到1937年前后仅刊刻69种，后停刻，除少数学者如蒙文通等能得见一二外，未刊手稿几乎与世隔绝，使学者失去了系统研究“槐轩学”“推十学”的完整资料。

全面收集、整理《槐轩全书》和《推十书》以及继续传播弘扬“槐轩学”“推十学”的重任落在了刘咸炘长子刘伯谷先生的肩上。从1991年起，刘伯谷先生在槐轩门人的帮助下，于2003年左右完成了对《槐轩全书》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的收集、整理工作，并在这个版本基础上增补了刘沅《性命微言》（守经堂本）、《医理大概约说》（稿本）等文献，该整理增补本于2006年由巴蜀书社出版；在其弟刘器仲、刘叔固的协助下，至2005年基本完成整理、钞写、标点《推十书》未刊手稿的工作。《推十书》（增补全本）分为已刊本和未刊本两个部分，于2009年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

其间，李诚先生力主申报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获批，并与段渝先生分别主编《槐轩全书》和《推十书》，对两书的付梓助益甚大。其后，谭继和先生以数年之力，组织完成了《十三经恒解》(笺解本)的整理工作。以上三君及其他参与整理者，皆为刘氏文献整理之功臣，谨记于此。



槐轩先生曾孙、刘咸炘之子刘伯谷先生

在整理、编辑《推十书》(增补全本)的过程中，刘伯谷先生指出：

先君著述，大率根据自己读书所得，先为札记。又每阅一书，即于书眉副页批校评识，短者数言，多者数十百言，朱墨灿然，已具纲领，继乃修补成篇或又删并综贯以成各种著述。尝谓：“将来尚需按学之统类，删繁就简，纳支入干，化诸小种为数大部。”《推十全书总目》系先君没后，其门人根据所存遗稿编成。其中所列稿本除少数佚亡外，有的早已合并，并付刊刻，如《庄子释滞补》已入《庄子释滞》，《学变图赞》已入《子疏》，《理文别录》已入《浅书续录》，《诗初学》已入《风骨集》，《阳明先生传习录摘》已入《先河录》，《小说撰论》改为《小说裁论》已入《校雠述林》等。未刊稿中，此次整理，敬按先君批注，将一部分稿件合并，如《金元史绪记》《宋史杂记》附《宋史豫记》后，《校雠余论》并入《校雠丛录》，《推十谈艺》并入《文说林》，《子篇撰要》并入《子史篇录》，《诗系附抄》并入《诗评综》，《词概》并入《词学肄言》等。因此，增补本书目与《推十全书总目》不全一致。又此次整理之未刊稿，其中部分属未定之稿，凡稿中出现空页、空行疑俟尚须增润者，谨统以空行间之。

刘伯谷先生对《推十书》(增补全本)近六百万字的整理，基本反映了刘咸炘遗著的全貌和体例，除少量文章和著作手稿遗失外，使《推十书》(增补全本)成为目前较为完整的版本，功莫大焉。

刘伯谷(1929—)，名恒蓺，字伯谷。幼年就读尚友书塾，传习“槐轩”“推十”之学，长则秉承家风，教书为业。20世纪80年代开始，作为“槐轩学”“推十学”的传承者，刘伯谷先生在整理《槐轩全书》《推十书》的同时，常常接待国内外前来问学的学者和门人，又应槐轩门人及爱好者所请，不辞高龄，担负起在各地讲解“槐轩学”“推十学”的重任。在讲学、游学、答疑中，无不推己及人，始终以传播槐轩阐释之儒家元典精髓和做人之道为重，影响遍及国内和欧美，为人所尊仰。

刘伯谷先生承继了槐轩“以儒道正统删订增补”道教科仪，融儒于道的传统。以前刘门每年都要举办大小九次极具儒家特色的法会活动，俗称“法言坛”，其中，有上元会、佛祖会、中元会、九皇会等。现在每年中元节，在刘伯谷先生的支持和参与下，都会在什邡举办中元会。通过每年的“法言坛”，刘伯谷先生借用道家科仪，传授儒家的做人之道，通过给在世的父母礼斗，给过世的先人超荐，正人心，厚风俗，提倡孝道精神，传播传统文化敬天法祖的信仰，实现儒家“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目标。

2009至2011年，刘伯谷先生以刘沅所著《大学恒解》《中庸恒解》的基本观点为据，为门人系统讲解这两部经典，2015至2018年由刘驰、刘镛晋、刘镒晋、石华锋、明甫等家人和门人整理成《祖述槐轩——刘伯谷先生讲大学中庸》一书。刘伯谷先生此书分为《古本大学》讲稿和《中庸》讲稿两个部分，非常具体地阐述了槐轩的先后天学说和理气学说，指出并纠正了程朱理学对儒家元典的误解，为读者准确理解儒家元典字义、文义和主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教材。《祖述槐轩——刘伯谷先生讲大学中庸》在2019年出版后次年，入选“中国好书”2020年三月榜单。



《槐轩全书》（增补本）自2006年出版、《推十书》(增补全本)自2009年出版，已十余年矣。为了满足读者和学术文化界对槐轩著作的需求，本次付梓，又整理、补充、完善了相关文献。

《槐轩全书》原增补本中《周官恒解》卷二之《地官司徒序官》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原缺，本次再版，以致福楼重刊本整理排版后补之。又据刘濖来孙刘驰先生推荐，经刘伯谷先生同意，明甫先生联系槐轩门人龙铁根先生，将其珍藏的《槐轩杂著外编》增补于后。《槐轩杂著》，初刻于道光辛丑年，共一百五十三篇。至咸丰壬子年重定再刻，较初刻本有所增删，共一百六十八篇。刘鉴泉先生于1925年因“古子书有内外篇、文集有内外集”例，将《槐轩杂著》未收的刘沅诗文，“凡杂书随笔之成首尾者悉录”，亲自编定了《槐轩杂著外编》四卷，凡一百一十四篇。此书由槐轩门人杨世贤出资，由扶经堂于1928年刊。该版本至今已极为稀见，访求不易，故龙先生之奉献、明甫兄之奔走，嘉慧学林多矣。又原增补本中《蒙训》鲜本缺，以守经堂本补，本次整理亦以龙先生所提供之鲜本完善之。

《推十书》(增补全本)之重印，则以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此本由陈建华君2008年出资制作)扫描本整理，重新编辑，影印出版。



成都市双流区槐轩诞生地彭镇羊坪村的槐轩文化墓园，槐轩学术团体主要代表人物长眠于此

笔者早年有幸师从于刘伯谷先生，然性浮躁，学无所成，2005年始协助刘伯谷先生在陈建华君、黎孟德君的帮助下完成《槐轩全书》《推十书》的整理出版工作，受益良多。在两书再版之时，谨就所见文献，粗加疏理，对以刘沅、刘咸炘为代表的刘氏家族的学术传承和版本情况说明如上。本文得到了刘伯谷先生的指导，刘驰先生和门人明甫先生也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谢忱。

施维 2021年9月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