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勇 | 中国古代空间认知虚拟性与区位重构

作者简介：


蓝勇，四川泸州人。现为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西南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评专家组专家、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历史地理研究》副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编委、《中国人文田野》主编。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历史地理、饮食史、慈善史、西南地方史等方面。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等纵横向项目40多项。出版《中国历史地理》《长江三峡历史地图集》《中国川菜史》等20多部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40多篇。成果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提名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四川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三等奖，重庆市政府优秀成果奖一、二等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奖励。


在中国古代的地理认知中，远古代山川定位确指尤为困难，特别是《禹贡》《山海经》两部文献，惹得后人去殚精竭虑，花费大量精力去考证其中的地名方位。其实，中国古代的地理科学远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发达，由于传统地理学技术的根本局限，在传统时代，我们的地理空间认知都是处于一种虚拟而模糊的认知状态。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考证不过是一个“以其昏昏，使其更昏”场景。

实际上就是到了唐宋元明清时期，我们的许多山川地理认知仍然是昏昏然而不断出现“山川漂移”“地名漂移”，以至今天我们不仅读《水经注》困惑无数，就是读清代《读史方舆纪要》《水道提纲》《蜀水经》《蜀水考》等比对现代地图时仍然是矛盾重重而百思难解，仍令我们今天对唐宋明清许多山川难以确指，也惹得今天为 开发文化资源各地为争名山、名川而费尽心力考证。

以蜀道研究为例，四川盆地北部蜀道中金牛道在宋以前是四川盆地与外部交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历史时期广元以北通陕西的通道由于地理环境、政治格局、生产技术等方面的影响，道路多有变化，相关的州县治地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到今天由于历史文献记载 的缺失或不清，许多州县治地、关隘位置、道路走向都多有不清楚 或互相矛盾的地方，所以，很有必要在系统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这个地区的相关问题做一些系统研究。

从历史地理的方法论来看，历史文献、民间记忆、历史器景、 现实环境是我们研究考证的四大视阈。其中历史文献的记载有“时人环境感受”和“前人方位认同”两种认同途径。“时人环境感受” 指当时人们亲自经历地理景观后的描述，这种描述往往相对较为客 观，如古人的游历游记、相关诗赋、相关纪传。不过，大量诗文由于受文学夸张、音韵比对的制约和影响，可能会影响历史地理方位里程的记载的科学性。“前人方位认同”是指同时代及后来历代后人的方位里程和具体方位认同，主要见于传统中国的地志中，包括地 理总志、省区县方志等文献的具体记载，但由于传统中国科学里程记载的天然缺陷，仅仅是依靠文献中的里程记载按图索骥也是会失之千里。所以，通过田野考察来调查民间的历史记忆，发现当地的相关历史文物，观察山川形便中的现实环境也相当重要。

秦汉以来广元段的金牛道实际是有一个道路体系的变化过程， 在历史上存在嘉陵江道、白水关道、神宣中子道、藁本山道四条最重要的通道，其中白水关道在汉魏最为重要，嘉陵江道在唐宋为主线，到元明清时期神宣中子道成为主线，藁本山等其他三道都成为次要通道。

在历史上，古代交通往往多沿河筑路，一方面可以同时利用水路交通运输，一方面沿河陆路相对较为平直，可避免道路回曲之艰辛，如明月峡栈道在南宋以前一直是使用的，只是到了南宋才开辟出翻越朝天岭的碥路的。特别是在汉唐时期，沿江取道更是普遍。从唐宋以来的金牛道沿线的重要县城、关隘、驿站都是位于今阳平关以南到广元昭化之间的嘉陵江边，唐宋时期的主要人文历史遗址也在嘉陵江边，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唐宋时期的金牛道主线应该是取嘉陵江路线的。

1. 唐宋主线：嘉陵江道

（1）三泉县故址

据《元和郡县志》卷二十二记载：“三泉县，次畿，东北至府二百五十里，本汉葭萌县地，蜀先主改为汉寿县，武德四年置南安州，又置三泉县，八年州废，以县属梁州。”这里称在兴元府西南二百五十里，但并没有一个具体位置，为我们今天定位三泉县出 了难题。《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又记载：“三泉县，旧三乡，今□乡。本汉葭萌县地，后魏正始中分置三泉县，以界内三泉山为名， 唐天宝元年自今县理西南一百二十里故县移理于嘉陵江东一里关 城仓陌沙水西置，即今县理也。皇朝平蜀后，以此县路当津要，申奏公事，直属朝廷……东南至兴元府四百里，西南至利州三百五十里……龙门山，在故县西七十里。大寒水，在故县南十五里，西流至龙门山，入大石穴。三泉故城，唐武德四年置，以县北二十里山下有三泉水为名，属利州，在州东北一百五十里。”

如果仅从以上两条史料来看，天宝元年以前的三泉县应该在利州东北一百五十里、兴元府西南二百五十里、阳平关西南一百二十里的位置，以此位置关系来看，天宝以前的三泉县应该在广元北与宁强县交界之处，可能在嘉陵江的广元市朝天区大滩至三滩间。但记载县西七十里有龙门山，县南十五里有大寒水又与之不合。据《方舆胜览》卷六八大安军下记载“龙门山，去军城五里”，按旧 县在其龙门山东七十里论之，旧三泉县应该在今阳平关以东七十里的位置来考虑，南面十五里有一条河流。如果按此方位考察，唐代天宝元年以前的三泉县可能在宁强大安镇（驿）一带。据说大安驿一带就有一个土城遗址，汉江支流在其南，似乎更像唐代天宝元年以前的三泉县治。但此方位与前面记载的利州、兴元府、天宝后三泉县位置冲突较大，也与古代绵谷县分出的空间区位相去较远。

李元《蜀水经》卷十二引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称：“唐三泉县有三，一义宁二年置以彭原县西南三泉故城为名，后更 名同川。一武德四年置以山下有三泉水为名，在嘉陵江之西。一天宝元年后移于嘉陵江东一里，乐史所谓，即今县理是也。宋三泉县有二，一即唐故治，后至道二年建大安军，县遂废，一重置于今沔 县东，即今大安驿，盖绍兴三年改置大安军于此，复置县以隶焉，同在嘉陵江之东。”可见清初人们对唐武德四年的故三泉县也不清楚，只知在嘉陵江之西。之前广元李明显也认为唐代天宝元年以前的三泉县应该在朝天镇北三滩村，若此，我们现在也只有两相比较得出天宝元年以前三泉县可能在广元市朝天区嘉陵江边大滩至三滩间更妥的结论。

至于唐代天宝元年以后的三泉县在今宁强县阳平关南擂鼓台处，已经成为共识,不别做考证。

(2)五盘岭故址

1989年我在《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一书中就提出唐宋时期的五盘岭应在广元九井滩上，临嘉陵江边。20多年后，宁强县孙启祥又撰文进一步指出，唐宋时期的五盘岭应在嘉陵江边，而不是在今天的七盘关上。但是五盘岭的具体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先从有关诗文来看唐宋人们眼中的五盘岭的位置和环境。

《舆地纪胜》卷一八四：“五盘岭，杜甫诗云：五盘虽云险， 山色佳有余。” 《方舆胜览》卷六六:“五盘岭，杜甫诗：五盘虽 云险，山色佳有余。仰凌栈道细，俯映江水疏。地僻无网罟，水情反多鱼。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岑参《早上五盘岭》诗：‘平旦驱驷马，旷然出五盘。江迥两崖斗，日隐群峰攒……松疏露孤驿，花密藏回滩。’”仅从杜甫、岑参的诗歌来看，唐代五盘岭山崖相拥，栈道相连，下可看江水，肯定是在大江边。不过，在唐宋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五盘岭位置的具体记载，如以上的《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中并无方位里程。到元代的《大元混一方舆 胜览》中仍然只是记载:“五盘岭，杜甫有诗”，并无具体的位置指示。

我们注意到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四中是最早记载五盘关的具体位置的，其记载:“又八十里为九井驿……（九井滩）其上为七盘关，乃秦蜀分界处。“显然，明代已经有人明确认为七盘关（五盘关）在九井滩上，并不在今天远离嘉陵江黄坝西南的营盘关上。

九井之地对金牛道交通十分重要，早在五代《王氏闻见录》 就记载秦蜀通道上有九井之地。宋代九井滩的知名度相当高，可能与其当五盘岭下水陆交汇的重要交通节点有关。宋《九井滩记》 称：“九井滩有大石三，其名鱼梁、龟梁、芒鞋，觜尾相差，相望 于波间，操舟之人力不胜舟，而辄为石所触，故抵于败。诚令绝江 为长堤，度其南，别为河道，以分水势，则北流水益减，而石出矣……。”据笔者2020年在广元考察发现，至今九井滩中仍有一些巨石。

从明代开始，对九井滩的里程记载多了起来，因为明代开始 九井滩明确有了设立水站的记载。如明代嘉靖《保宁府志》卷二《舆地》记载：“九井滩，在县北二百里。”明代正德《四川志》 卷十四记载：“九井水驿，在治北一百八十里。”又称“九井滩，在 治北一百八十里，一名空舲滩。”其他《寰宇通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嘉靖《四川总志》、万历《四川总志》《读史方舆纪要》 及明代的商人路引中也多有类似的记载。显然，唐宋五盘岭应该在现代的九井滩上寻找。对此，孙启祥专门从唐宋三泉县位置临嘉 陵江边，宋三泉州县令宋中有《太薄铺》一诗有“路转五盘知地 远，铺名太薄见人情”一句，更证明五盘岭与三泉县为近。而且认为五盘岭应该在广元大滩镇至燕子砭之间的水观音、刘家山、九井 湾、穆家坡、郭家湾、对棋子之间。2020年4月，我们在这一带作了系统考察，从九井滩以上嘉陵江两岸陡险，古代行旅多不走峡 谷中而翻山越岭，当地66岁的老乡穆培志告诉我们，九井湾经红藤 梁、沈家梁、土地垭、严家湾、黑庙、青边河、沈家碥、竹坝河、三棵石、燕子砭、阳平关一线为昔日广元九井滩往来阳平关的重要 陆路。我们在考察中发现，这条路上唯土地垭最高，从土地垭到九井滩多处都有可以鸟瞰嘉陵江、下视道路盘曲之景。据当地乡亲讲，以前垭口有土地庙，是来往燕子砭、九井滩之间商旅息脚之地。此地位置大约海拔在1004.5米左右，处东经106°10′8″，北纬 32°41′44″。九井滩，海拔在475.4米左右，在东经105°54′8″，北纬32°41′45″。可见，从历史记载区位和实地景观地形来看， 今九井滩以上的红藤梁、沈家梁至土地垭一带应该就是唐宋五盘岭 的具体地望，视阈之内高下落差在500米左右。

从前面明代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九井滩在广元北一百八十里至二百里之间，五盘岭也应该在这二百里里程约数内，而今九井滩上土地垭以南也正好在这样的里程空间内。

不过，也是到了明代，五盘岭逐渐与七盘关的地名纠缠在一起，而且位置定点也越来越不清而不能具体定位，只有一个县北一百六十里到一百七十里的虚指。如《大明一统志》卷六八记载：“七盘岭，在广元县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盘岭”，a后面仍然直接引杜甫、岑参咏叹五盘岭的诗文。《寰宇通志》卷六三：“七盘关， 在广元县北百六十里。”对此，正德《四川志》卷十四、嘉靖《四川总志》卷六、万历《四川总志》卷十一也有类似的记载。总的来看，明代的地理总志和省志中，虽然定位七盘岭在县北一百七十里至一百六十里，但还没有七盘关当川陕交界的概念的提出，位置关系并不明确。

但从明代府州县志中已经开始将七盘关明确定在秦蜀或川陕交界之处了，如嘉靖《保宁府志》卷二《舆地》：“七盘关，一名五盘关，在县北百七十里，境界沔县。”在卷六中谈到广元十二景中 的“七盘拱锁”，录石屏张天纯诗谈到五丁峡，似已经明确指出 唐石盘岭在今天的中子的七盘关了。《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七 盘岭，在县北百七十里，与陕西宁羌州接界，一名五盘岭，自昔为 秦、蜀分界处。有七盘关。”乾隆《广元县志》卷三《关隘》认为七盘关在县北一百四十里远离嘉陵江的广元东北的大山中，e而道 光《保宁府志》卷六《舆地》在：“五盘岭，在县北一百七十里，一 名七盘关，旧与陕西宁羌州接界，为秦蜀分界处。”

可见，明清之交已经明显将七盘关定在今天的川陕公路七盘关上了。在空间里程认知上，已经认知在广元县北一百七十里到一百六十里之间。如按明代《士商类要》卷之二记载，从黄坝驿到利州是190里，减去黄坝驿到七盘的16—20里，计166—160里。以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四引《额威勇公行营日记》记载黄坝驿到广元180里，减去黄坝到七盘关的16—20里，应该是160—164里之间。以清代《四川全省各要地水陆程站》里程来计算，广元到明清七盘关是167里。但明清时期人们也认识到当时的七盘关“不 甚险阻”，所以，今天我们在七盘关一带并不见大江，也没有险关的那种狭窄悬切之险，故没有唐宋诗文描述的那种险状。

（3）潭毒关（清风峡）故址

有关潭毒关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舆地纪胜》卷一八四记载：“潭毒关，在州北九十里，江西仙观山有御前军屯驻。潭毒关，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陟颇艰。异时撒离合破兴元，兴元帅刘子 羽尝屯兵于此以悍蜀口，亦蜀之险要。又云潭下渊岸有一铁索，见则兵动，绍兴间常见，开禧元年又见，果有用兵之应。”而《方舆胜览》卷六六的记载相差不大，其记载：“潭毒关，在州北九十里， 有御前军屯驻于此，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陟颇艰。异时撒离合 破兴元，帅刘子羽尝屯兵于此，以悍蜀口，亦蜀之险要。又其下深有一铁索，见则兵动。”从这两则记载可说明，唐宋的潭毒关是在 今嘉陵江岸边，从里程来看，应该是在清风峡的东岸，西岸有仙观山。所以《元一统志》卷五记载：“潭毒关，在绵谷县百余里，逾 朝天，溯嘉陵江而上，下瞰大江，路皆滑石，登涉颇艰。”更是明 确了潭毒关的具体位置应该是在朝天以北的嘉陵江边山上，具体里 程为一百多里。当然，就是在宋代对于潭毒关的位置也存争议，如《方舆胜览》卷六八《大安军》就记载：“潭毒山，系年要录，绍兴 三年，撒离喝入兴元，刘子羽退守三泉县，以潭毒山形势斗拨，其 上宽平有水，乃筑垒于是，军势复振。”又《舆地纪胜》卷一九《大安军》也认为：“潭毒山，在大安军三泉县。”

如果我们按利州北一百里到九十里的位置而又近嘉陵江的形势来看，潭毒关可能在今清风峡上面，今清风峡东岸的山就是潭毒山。为此清代李元《蜀水经》卷十二认为：“（朝天龙洞）旧设潭毒 关屯军，以捍蜀口。”所以，在今清风峡至龙洞南口一线可下瞰嘉 陵江，应该是唐宋潭毒山、潭毒关所在，可用龙洞屯兵存粮，西北 可控嘉陵江主线，也东北可控从中子、神宣一路间道。实际上明代开始人们对潭毒关的位置记载就混乱不清起来， 一般只是沿用宋代《舆地纪胜》和《方舆胜览》的记载，如《大 明一统志》卷六八、在《寰宇通志》卷六十三、正德《四川志》卷十四、嘉靖《保宁府志》卷四、《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当然明 代开始人们对潭毒山和潭毒关有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程，如《大明一统志》卷六八记载“潭毒山，在广元县北九十里。”正德《四川 志》卷十四记载：“潭毒山，在治北一百一十里”，嘉靖《四川总志》卷六则记载“潭毒山，广元北九十里”。

但到了清代就完全将潭毒关位置错误地确定在远离嘉陵江的东岸大山中，即确定在今广元两河口何家山了。如乾隆《广元县志》 卷之二《山川》：“潭毒山，县北九十二里，即石栈垭。”卷三《关 隘》：“潭毒关，县北八十里，入蜀故道，即今石垭栈，山下有潭广 袤数十亩，静深莫测，人莫敢近，形似有毒，故曰潭毒，旧志云潭下有一铁锁，见则兵动，先朝鲁有御前军屯此以捍蜀口。”并认为可由潭毒关石垭栈、柏扬栈、大小漫天上的老鼠关到广元关隘。到了民国马以愚《嘉陵江志》也认为石垭栈为潭毒关。当下广元仍有许多人认为潭毒关在今广元两河口乡何家村，今天称为观音岩（即卡子上、关口上、铺子岭），远离嘉陵江。实际上在清代有关 潭毒关的位置争议仍然很大，如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七《险要》下谈到有潭毒关在沔县西八十里和广元北的两种说法，但认为在沔县西无悬峻之地，而在广元离兴元府太远。

实际上，从唐宋直到明清时期，从广元经朝天驿向北沿嘉陵江进入陕西一直是水陆两路都在取用，在一些峡谷早期可能曾有栈道取用，后来栈道破坏后又翻山越岭而过，如历史上的千佛岩、明月峡、清风峡都是如此。除明月峡栈道外，在清风峡至今还存有大量 栈孔，其时代应该与明月峡一样，为汉唐时期就开通的道路设施。清风峡本来有“淳熙丙午年仲春，桥阁官刘君用改修”的石刻，说明了栈道存在改修的时间。2020年我们在清风峡考察时发现一块可能是宋元时期的石刻人像残碑，证明清风峡一带在古代可能与 明月峡一样是一个重要通道。除了清风峡沿江的栈道外，清风峡一直存在翻山陆路，从营盘梁、寨子岩而过，可能就是以前翻越潭毒 山的道路。同样，我们发现从广元天蓬岭到军师村一线，嘉陵江两岸陡险难行，除水路外，古代陆路只能翻山岭而行。据我们在军师 村调查杨枝翠、杨枝国两位老人，知道从樟木树垭口、古井湾、大坪头、梅家河、夏家湾、碾子坝、天古堂、陈家营、猫儿滩、沙溪 子、手扒岩、李家河、水观音可到九井湾。

综合前面的考证，可以看出唐宋时期的潭毒山应该是指今朝天北的清风峡上面的一带大山，潭毒关也在其上，位置与形势都符合“逾朝天，溯嘉陵江而上，下瞰大江”的记载，而清风峡的地名出现相当晚，可能只是在潭毒关的名实不清或位移后才出现的新名。

（4）朝天岭与明月峡

我们注意到宋代今明月峡仍称朝天峡，并无明月峡的名称。虽然《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五记载：“三峡，谓巫峡、巴峡、明月峡，唯明月峡乃在此州界。”《方舆胜览》卷六六《利州》下也记载：“明月峡，晏公类要：巫峡、巴峡、明月峡，三峡惟明月峡在此 界。”但我们注意到《晏公类要》的三峡中明月峡实际上是指在重 庆以下的三峡地区，这可能是宋人不明错引之误。所以，《舆地纪 胜》卷一八四《利州》有记载：“朝天岭在州北五十里，路径绝险， 其后即朝天程，旧路在朝天峡栈道，遂开此道 ，人甚便之。”可见宋人仍称为朝天峡，而无明月峡之称。在宋代，朝天岭又称漫天岭，见后面详考。

现在看来可能元代正式有明月峡的名称，如《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卷中广元路下才列有明月峡，称“在郡界”。后正德《四川志》卷十四称：“朝天峡，在治北八十里，一名明月峡。”不过，从范成大、文同的诗文中可以看出，北宋初年朝天峡栈道就已经被 破坏而改走朝天岭碥路翻山。

以前有人认为，北宋时朝天关上建有哨所、营盘、神女庙。南宋淳熙三年，关下建有上关铺，元代建关楼、炮楼、哨楼，实 际上毫无史料可以支撑。对于朝天岭上的有关建制，我们目前只能认知到清代，如褒忠祠、关帝庙、皇恩寺、关楼等多是出现在明 清时期。据乾隆年间的广元地图显示，当时朝天关是一个关城，有南北两门，城墙内房屋栉比，所以“北门天街”名不虚传。据《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军制》谈到朝天关汛，有把总一员，步兵 64名。清代也确实在朝天岭附近建有上关铺，但绝不是在宋代。

1986年，我实地考察朝天岭时发现关楼城门已经塌毁破坏，但关门 石料多堆于关门处，关门附近田地中的道光二十八年修路碑和功德 碑两块，其他遗址已经不复存在。

（5）石亭县、深渡驿、大小漫天岭、望喜驿

石亭县与石亭戍，据《水经注》卷二十：“汉水又西迳石亭戍，广平水西出百顷川，东南流注汉。又有平阿水出东山，西流注汉水。汉水又迳晋寿城西，而南合汉寿水，水源出东山，西迳东晋 寿故城南，而西南入于汉水也。”魏收《魏书》卷一六○《地形志》记载东晋寿郡所属四县中有石亭县，一般认为石亭县因石亭 而置，但石亭戍在今天在何处，唐宋文献中很少谈及，明清以来人们才开始推测，如《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石亭戍，在县西北，《水经注》汉水自武兴城东南流迳关城北，又西径石亭戍，又径晋 寿城西。梁天监四年，魏将邢峦取汉中诸城戍，晋寿太守王景胤据 石亭，峦遣将李义珍击走之，因置石亭县，寻废。”《嘉庆重修一 统志》卷三九一记载：“石亭戍，在广元县北，《魏书·地形志》东 晋寿郡领石亭县。”看来清代前期人们也只能认知在广元县北的位置，具体在何处呢？只有清代乾嘉时期的李元《蜀水经》卷十二明确认为：“石亭戍，今为沙河驿，唐之望喜驿也。”据我们考察表明今沙河镇东南连威凤山、飞仙观，北连望云铺，背靠石亭梁，一般认为蜀汉在此置昭欢县，晋置邵欢县，北魏在石亭戍置石亭县， 即今天的广元县沙河驿。

对于历史上的深渡驿与大小漫天岭当下的观点是大小漫天是指元明以来的藁本山，即今大小光坡，但最大的无法解释的是大小漫天之间本有深渡驿之地，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也应该在嘉陵江 边，而今大小光坡远离嘉陵江，相连处也无大河大江。

据《资治通鉴》五代唐同光三年记载：“魏王继岌、郭崇韬伐蜀，蜀主以王宗勋、王宗俨、王宗昱为三招讨，将兵三万逆战，从驾兵自绵、汉至深渡，千里相属。”胡三省注：“深渡在利州绵谷县 北大漫天、小漫天之间。”另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太祖》记载：“王全斌以蜀人断栈，大军不得进，议取罗川路入蜀。康延泽潜谓崔彦进曰：“罗川路险，众难并济，不如分兵修栈，约会 大军于深渡可也。彦进遣白全斌，全斌许之。不数日，阁道成，遂进击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进以大军由罗川至深渡，与彦进会。蜀人依江而阵，彦进遣步军都指挥使张友万等击之，夺其桥，会暮夜，蜀人退守大漫天寨。明日，彦进、延泽、万友分兵三 道击之。蜀人悉其精锐来拒，又大破之，乘胜拔其寨……追奔至利州北。”再据《宋会要辑稿》兵七《讨叛》记载：“崔彦进、康延泽等逐蜀军过三泉，杀戮虏获甚众，遂至嘉川，进击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至深渡。蜀人依江列阵，以待我师。彦进遣张友万等击 之，夺其桥，会天暮，蜀人退保大漫天寨。”

以上宋元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对大小漫天位置作具体记载， 我们只有先尝试考证深渡的位置来反推大小漫天。以前我们注意到早在唐代张说就有《深渡驿》一诗，但我们无法确定张说的《深渡驿》之驿是指今广元附近的深渡。《蜀中广记》卷七六《神仙记》：“蜀永平四年，利州刺史王承赏奏，深渡西入山二十里道长山，杨谟洞在峭壁之中，上下悬险，人所不到，洞中元有神仙，或三人 或五人服饰黄紫，往往出见。”这里“西入山二十里”从语气上讲，深渡应处于平坝或江边而言。我们发现沙河镇西清代正好有著名的玄坛观，道长可能与此相关。《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深渡，在县北大小二漫天之间，即嘉陵江也。后唐同光三年，王衍将游秦州，到利州，闻唐兵将至，令王宗昱等逆战，时从驾兵自绵、 汉至深渡，千里不绝，皆恣愤不欲前。宋乾德三年王全斌伐蜀，别将崔彦进破小漫天砦，至深渡，与全斌会击蜀兵，破之，夺其桥是 也。” 从这两则记载我们可以肯定深渡是在大江边的，显然大小 漫天应该在离嘉陵江不远的地方寻求。所以，我们发现《王氏见闻 录》中记载前蜀王氏从秦州送牡丹到成都所经地名中，望云、九井、七盘、九折等都是在嘉陵江边，显然，大小漫天也应该在离嘉 陵江较近的位置才合理。从宋人的记载来看，大漫天岭离利州较近，且近嘉陵江，可能在今沙河驿以南较为合理。对此，李元《蜀水经》卷十二认为：“汉水又南经石亭戍，受沙水，沙水源出广元 县东北鸣水洞，会渔洞水入汉。”如果这里深渡是指今沙河驿一带 来看，宋代的小漫天岭即在今沙河驿北的渔洞溪以北的嘉陵江边山 上，而大漫天岭可能在今沙河驿至飞仙关之间的山上黎树坪一带。对此李元《蜀水经》卷十二记载：“汉水又南经飞仙岭，受涤溪，涤溪源出藁本山，南环金山而右出为云溪，溪又东入汉……此当为 大小漫天岭。”b因上面已经谈到沙河驿会入渔洞水，即今鱼洞河。因在飞仙岭一带并无较大溪流从东注入嘉陵江，涤溪是指哪条河溪河，暂时无解。但可以肯定的是李元认为飞仙关上面的高山就是大 小漫天岭，藁本山可能是大漫天东的一个较大的山体，是为飞仙关 一带涤溪的发源地。这里，李元谈到的金山可能就是宋代文献中的 在攻破小漫天岭时金山寨，也自然相合。我们注意到李元曾任昭化县知县，可能当时对附近山川多有考察，观点较为可信。他的观点 自然也证明了我们考证的宋人的漫天岭在今沙河驿、飞仙关的南北 近嘉陵江边处，并不在今大小光坡一带。其实宋代《舆地纪胜》引《皇朝郡县志》已经明确记载：“朝天岭，即漫天寨”，北宋墓志铭中也有“因改漫天岭为朝天岭”之说。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肯定宋代小漫天岭即今天朝天岭，而大漫天岭应该在沙河镇以南的嘉陵江边诸山。

我们发现元代《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中只在漫天岭条下引用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载，并没有具体方位的记载。现在看来将 大小漫天岭的位置定于今天大小光坡可能始于明代。如《大明一统志》卷六八：“漫天岭，在广元县东三十五里，山极高耸，有大漫 天、小漫天二山，唐罗隐诗：西去休言蜀道难，此中危峻已多端。到头末会苍苍色，争得禁他两度漫 。一名蒿本山。”其他《寰宇通志》卷六三、正德《四川志》卷十四、嘉靖《四川总志》卷六、 万历《四川总志》卷十一、嘉靖《保宁府志》卷二、《蜀中广记》 卷二四都有类似的记载，显然，明代人已经集体认知大小漫天岭在广元东北三十五里的藁本山。

清代完全沿袭了明人的认知，而且将其具体化，如乾隆《广元县志》卷之二：“蒿本山，县东北十里起，上小漫天岭、大漫天岭，迤迳四十里上白杨栈，至虎狠沟，上高岩、麦子坪、黎树垭、 登广尔山至土地，下山交汉中府宁羌州界，与嶓冢山相接，统名蒿本山。其中悬岩万丈，与古洞幽邃莫测者不可胜数，土人持以为险。”道光《保宁府志》卷六《舆地》：“漫天岭，在县东北三十五 里，一名藁本山。”《三省边防备览》卷七《险要》：“漫天岭，县东北三十五里，峻出岭表，大小二岭相连，一名稿本山，蜀道之 阻险者。”据乾隆董邦达《广元县地图》中就在广元县东北绘有漫天岭，1936年的《广元县地图》中将藁木（本）山绘于红土关、石板上、赵家场、白羊站（栈）之间。但2020年4月我们沿此线考察，被视为大小漫天岭的大小光坡却是在红土关西南，清代文献中甚至出现大小漫天岭在朝天关以北的说法显然有误，明清以来的所谓藁本山为漫天岭的认知本身方位、名实错乱不清。

望喜驿是唐宋诗文中经常谈到的驿站，但由于相关记载较少且矛盾，位置一直存有昭化古镇和沙河镇两种说法，争论较大。

首先我们从时人描述特征来看，唐元稹《使东川·望喜驿》，没有地理信息和表述，李商隐在《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一诗中说：“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忆阆州。若到阆中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今朝相送东流后， 犹自驱车更向南。”表明唐人眼中望喜驿的嘉陵江是东流的。唐代诗人薛能在《雨霁宿望喜驿》一诗中也没有明确的地理信息表述。宋代诗人宋祁在《次望喜驿始见嘉陵江得予友天卓张文袼西便日》一诗有“江流东去各西行，江水无情客有情”之句。从以上诗的表述来看，此驿应在嘉陵江边，江水向东流去，但现在古昭化城和沙河镇一带嘉陵江总体上小生境都是向南流，可能只是唐人的大格局认知嘉陵江是东流的。所以，仅从诗歌描述的自然区位背景来看，我们并不能做出明确的判断。

不过，我们发现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六二《风俗杂志》谈到：“天圣中，李虞部出知荣州，予自京师从行以归，至望喜驿，纲角满前，才能通人过往。”可知从金牛道从北向南到望喜驿才渡江而行，好像有渡桔柏渡到望喜驿感觉，望喜驿确实在昭化渡西南的昭化古城似的。另罗泌《路史》卷三六也谈到：“方鸿渐之作乐于利 州望喜驿，见猨鸟之感，乃大叹。”《太平御览》卷八三《乐部》 也记载：“及鸿渐出蜀至利州西界望喜驿入汉川矣，自西南来始至嘉陵江，颇有山景致，至夜月色又佳，乃与从事杨崖州杜亚軰登驿 楼望月行觞。”从以上两条材料可以看出，望喜驿应该是四川盆地丘陵地貌与山地地貌相交的地段，蜀道到至此可见嘉陵江，山地有鸟猨之野兽。我们知道金牛道从成都到剑阁一直远离嘉陵江，只是到了昭化南的牛头山天雄关一带才始见嘉陵江，也从此进入山地地带，从此记载来看望喜驿好像正是在今昭化古城似的。不过，我们发现北宋《元丰九域志》卷八昭化县有昭化、望喜、白水三镇，似望喜驿更应在今昭化区境内。不过，按《元丰九域志》的规范，一般治城有镇之设的排在第一的为治城之镇，显然，望喜镇可能确实在昭化区境但并不在今天的昭化古城内，与上面有关望喜驿在昭 化古城的结论相当矛盾。

从前人的地理认知来看，《方舆胜览》卷六六有望喜驿条， 仅是录入李商隐的诗句，并没有方位表述。不过，到了嘉靖《保宁府志》卷六《名胜》：“望喜旧驿，在县北四十里”，后来《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又县北四十五里有望喜驿，唐名也，今曰沙 河马驿。”似在今沙河镇，只是没有提供任何根据。我们注意在沙 河北清代有望云铺，是否为古代望喜驿之误。因《大明一统志》卷六八中记载：“望云关，在广元县北四十五里，山势高耸，有若望 云。”乾隆《广元县志》卷三记载：“望云驿，在县北四十里…… 望云关，在县北四十五里，山势相耸，与云霄相接。”嘉靖《保宁府志》卷六古迹：“望喜旧驿，在县北四十里。”这里，望云驿与 高喜驿的里程完全一致，估计这里是明人将望云驿与望喜驿弄混之故，故留有望喜驿在沙河镇之说。

总体上，望喜驿可能在今昭化古城的可能最大，但仍有许多矛盾之处，其具体的位置看来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2.汉晋要道：白水关道

现在学术界一种观点认为秦汉南北朝时期的金牛道是经过白水关入蜀的，所以白水关的位置和功能的确定就相当重要。

《后汉书》卷十三《公孙述传》：“述遂使将军侯丹开白水关， 北守南郑”，说明沿白水关的道路可能在汉代已经开通，但当时并不是最重要的通道。《三国志·法正传》称：“鱼腹、关头实为益州祸福之门。”法正认为当时进入蜀只有两条大路，一是东沿长江取鱼腹（奉节）可入蜀，二是北从陆路取汉中亦可入蜀。因而守住鱼腹、关头是福，失掉鱼腹、关头必然有祸。据晋代张莹《汉南记》记载：“蜀有阳平关、江关、白水关，此为三关”，此就是汉晋出现的“蜀汉三关”来源。在历史上有记载刘备“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至白水关四百余区”，《华阳国志》记载白水县设有关尉，说明三国时期白水关相当重要。汉晋的阳平关即指今勉县西 的关头，即汉代阳平关，其他江关在重庆江北，白水关一般就是指原青川县营盘乡五里垭。

据《青川县建置沿革志》介绍，五里垭白水关当地称“关头山”，山上平坦处称“营盘梁”。我们到白水关考察时发现，白水关故址都家坝今天已经淹入白龙湖水库，但关的垭口五里垭仍在水 上。白水关实际上是一个四通之关隘，首先是扼从文县而下白龙江 出入昭化的关隘，还是控扼古葭萌沿白龙江经今广坪镇或者青木川 北上历史上勉县的关隘，清代也是南渡白龙江到白水街（沙州）到 青川的关渡。所以，清人记载“金山寺，昭化所管，至宁羌柳树 垭，亦川陕小道”。据我们2019年考察中采访80岁的都仁孝老人，得知有从都家坝经五里垭、块家垭、田家嘴、大坪、毛垭子、王家 坪可达姚渡镇的老路，同时也有从五里垭经曹家扁、张家坪、何家 坪、刘家场、张家扁、安家坝、界牌、姚湾店到金山寺（草鞋沟）到广坪的老路。同时，都家坝也可沿白龙江经七里碥（马鸣阁、鲁 班岩）、三堆到昭化。

所以，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发现从多个方向的道路取道白水关的。现在看来，白水关在汉代最初主要是控扼从陇南沿白水江到巴蜀的重要关口，如建武六年（30年），隗嚣从天水伐蜀，就是取此道出入。汉安帝永初二年（108年），羌人据阴平郡，郡人退守白 水关，也是取此道退守的。同时，此道从勉县阳平关西南到白水关，虽然路线曲折遥远，但从燕子砭经广坪、金山寺或青木川到白水关沿途相对平缓，也多为平时商旅和军事上出入所取用。历史上确实多有沿此道出入巴蜀关中的，如我们《后汉书·李固传》记载李固白水关解绶还汉，《后汉书·廉范传》记载廉叔度白水关抱父沉柩等。其他建安年间刘备自葭萌经白水关入蜀、景元四年钟会从关口昭化入成都、永和三年恒温降李氏都可能是取此道通行。

3. 元明清主线：神宣中子道

新编《广元县志》认为从广元北经磁窑铺、沙河、望云驿、 朝天驿、神宣驿、中子铺、转斗、七盘关进入宁强县为北大道，为 金牛道的主线。应该承认可能这条道路在汉晋时期就开始被取用了，所以，我们在这条道路沿线发现有中子铺营盘山遗址、汉代花纹砖、宣河凤凰嘴崖墓，说明汉晋时期是可能就有大量聚落，道路也可能开通而有取用。不过，这条道路上许多金牛道历史记忆地名出现时间并不久远，如五丁峡、烈金坝等历史传说或历史记忆并 不存在唐宋时期，大多是出现在明清时期，如五丁峡的传说出现在明代《雍大记》中。

现在看来，这条道路成为主线或者声名在外，主要是在明清时期，这主要与元代站赤镇宁站的设立和明代宁羌州的设立有关。为了开通经宁羌州到汉中的通道，据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李祖仁《广元路古道记》记载，元统间，曾开通藁本山道路，但“山高涧深”“工费倍”而不果，才开通朝天、镇宁（宁强）间的这条旧通道。从《永乐大典·站赤》《析津志·天下站名》的记载来 看，元代才形成我们熟悉的汉川站、褒城站、沔阳站、金牛站、罗村站、镇宁站、朝天站、宁武站、临江站路线。可能这条道路上 的诸多栈孔设施就是元代的历史遗留。所以，到了明代弘治年间，宁羌州守张公简进行培修。元明清时期因这条道路成为金牛道的主线，人们更是将诸多金牛道的历史记忆附会这在条道路上，如五丁峡、五丁关、金牛峡等。对此如孙启祥也认为“但这仍未妨碍文人雅士附会一千多年前五丁开道的事故于此”。前面谈到明代出现的 神宣驿为筹笔驿的现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4. 元明清间道：藁本山道

蒿本山道最早见于元代记载。据元至元十七年李祖仁《广元路古道记》记载，元统间，为开通更近捷的蜀道，曾开通藁本山道路，但“山高涧深”“工费倍”而不果，但元代文献中并没有说明 具体的地望，也没有将其与宋代大小漫天岭联系在一起。

我们发现藁本山这条道路与漫天岭结合在一起始于明代文献中，如《大明一统志》卷六八：“漫天岭，在广元县东北三十五里，山极高耸，有大漫天、小漫天二山……一名蒿本山。”正德《四川志》卷十四记载：“大漫天岭、小漫天岭，一名藁本山，二岭相连，在治东北二十五里。”其他嘉靖《四川总志》卷六、万历《四川总志》卷十一、嘉靖《保宁府志》卷二《舆地》也有类似的记载。

不过，只是到了清代民国人们才将藁本山、漫天岭与今天大 小光坡联系在一起，认为蒿本山在广元南河以北唐家山至何家山一带。如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六《险要》上记载：“又广元蒿川子北至宁羌关口坝三十里，广元曾家河至宁羌石垭子三十里，各路虽皆相通，鸟道羊肠，仅可攀援而过。”卷七《险要》下“漫天 岭，县东北三十五里，峻出云表，大小二岭相连，一名稿本山，蜀道之阻险者。”马以愚《嘉陵江志》中也认为漫天岭藁本山即大小光坡。

2020年我们实地考察中，根据两河村种俊、何从新先生讲，这 条道路从宁强茅坝河起，经两河口、关口坝、中坝子、肖家垭、羊向子（石羊栈）、潭毒关（把关岭、卡子上）、大横垭、铺子岭、干岩子、张家坝、柳树垭、大院场、坳口上、两河口、徐家垭、烂池子、老鼠垭、麻柳石、阎王碥、赵家垭、麻柳树、水草坪、石板上、洪督关、一碗水、脚垫里到大光坡，也可从两河口经黄柏何家垭、石梁上、梁树垭、吊滩河（虎狼沟）、焦家营、白羊栈、伐木场、曾家河到麻柳场。为此，我们也沿此道路进行了一次考察。据 有关驴友考察表明，具体路线是从广元120厂、黑石坡、雷打石、 脚店里、小崖子、大光坡、大崖、三颗石、连三湾、一碗水、洪督关、驴卡洞、石板上、石崖子、柿坪、麻柳、白羊栈、汉王洞、焦家营、虎狼沟（吊滩河）等。不过，这条道路可以肯定可能只是在 元代元统间才正式进行大整修，道路上的白羊栈、石垭栈等栈道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才开修留下的。实际上在明清时期，这条道路已经沦为次要民间道路和军事上的间道。显然宋代大小漫天岭并不在这 条道路上，只是因为前面谈到的位置不明由明清时期人们附会在这条道路上的，而宋代潭毒关更不是在此路上，也只是清人将其附会在石垭栈上。

从以上有关考证我们可以看出，从秦汉以来广元段的金牛道实际是有一个道路体系的变化过程，历史上存在的白水关道、嘉陵江道、藁本山道、神宣中子道四条道路中，白水关道在汉魏最为重要，嘉陵江道在唐宋为正道，到元明清时期神宣中子道成为正道， 藁本山道等三道都成为次要的民间通道。从道路的空间体系中线路 位置重要性趋势来看，存在路线主线随时代发展逐渐向东偏移的整体趋势。

我们由此发现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从金牛道的道路体系变化轨迹中可以看出由于历史时期主线的易位，许多原来主线的山脉、关隘、驿站名称完全被后人转移到新的主线上，或重新构建一些传说在东面的一些道路上，而原来正道上的关隘、山脉、驿站反而被历史遗忘而无法寻找了。如我们前面考证的唐宋在嘉陵主线上的五盘岭、潭毒关、筹笔驿、大小漫天岭，在明清时期都被附会到了东面主线神宣中子道和间道藁本山道上，如将五盘岭附会在今中子镇七盘关上，将筹笔驿定位在神宣驿，将潭毒关定位在今两河口的何家乡，将漫天岭定位在光坡，将本经过嘉陵江主线的唐宋文化名人、军事将领的故事都重新构建在元明清的主线道路上。这里，我们将这种地名的集体位移现象称为“地理认知的易位”，具体也可称“地名整体漂移”。

为何会出现这种整体“地理认知易位”现象呢？现在看来，这种现象在西南地区并不完全是孤立的现象。以前我们在研究长江三峡历史地理时就发现这种现象，如发现本来唐宋时期的赤甲山在今白帝城后面紫阳城后，而白盐山是指今天长江北岸的赤甲山，即我们称的桃子山或火焰山，而今所谓白盐山在历史上并无名称。产生这个误会最大的原因就是唐宋元明时期人们文献中白盐山、赤甲山只有虚拟的一个空间指向，如称白盐山在“府城东十七里”“州城东十七里”“东十里”之类，称赤甲山在“府城东北十三里”“东北七里”“东北十五里”之类，致使这样邻近府城的人文景观也早 在宋代以后就发生了认知错位，到了明清时对这种错位更是无人怀 疑。同样，我们发现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巫山十二峰均在北岸，从《方舆胜览》、正德《夔州府志》、万历《三峡通志》到清代的各种游记都明确表明巫山十二峰均在北岸，从宋元以来的有关长江的 地图也明确标明十二峰均在北岸。但到光绪年间一个叫周宪斌的文 人在并不知道十二峰均在北岸的背景下在巫峡走了一次后认为巫山十二峰南北各六峰，于是民国以后这种南北各六峰的观点就一直流传下来在成为定论，并没有人怀疑过，而十二峰均在长江北岸的 历史反而小有人知道了。

再如历史上大巴山的孤云、两角山认定错乱现象，更是的“虚拟空间认知”的“区位重构”的典型案例。“孤云两角”一般认为最早见于《三秦记》中的一首汉代民谣“孤云两角，去天一握”，后来《太平广记》三百九十七引王仁裕《玉堂闲话》记载了巴岭路上有“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但宋代对于孤云山、两角山的记载也多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定位，如《舆地纪胜》卷一八三、一八七、《方舆胜览》卷六八仅记载“两角山在难江县北九十里”“孤云山在廉水县东南百七十里”“孤云山，与两角山相连，在难江县北九十里”，附近的截贤岭也“在难江县北百余里”。这个虚拟的空间让后人面对大巴山中山形似孤云两角的山举不胜举的情形，往往不知东西南北，只有随心指定孤云、两角山。如明人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二十五在南江县下引旧志“南三里，孤云、两角二山”，后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八记载孤云山在南江县，但卷五六又记载在褒城县南百二十里。道光《南江县志》上卷《山》认为孤云山在县东十五里立鹄岭，也称归云岭，同书上卷《山》同时认为两角山在县北五十里。在民国时期的地图中出现孤云、两舢在旺苍县之西的说法。近几十年内曾出现孤云、两舢在南郑县小坝香炉山、喜神坝牛脑壳梁、南江县东立鹄、大坝东饮水坝、米仓山草鞋坪、南江县坪河乡三角山、光雾山和九角山等众多的说法，可谓遍地孤云两角。近来因为旅游开发的 需要更是在大坝北土卡门至官苍坪至间一山重新命名为孤云山。

现在看来出现这种的整体“地理认知易位”，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地理空间认知的“虚拟空间认知”本身就难以具体定位，而一旦出现社会动荡后的“传承断层”或重大格局变化后而来的“区位重构”时出现的误差就会更大。

第一，在某和程度上讲，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认知多是一种“虚拟空间认知”，如“某某山、某某关在某县北多少里”的表述，是传统中国地理认知的一个标准范式，这种标准范式本身在两个技术缺陷。

首先，以前我们已经谈到中国传统地理认知中的距离里数并不是一种直线实测距离，而是一种经验性的道路里程，由于道路坡度、弯曲度的差异，如果再加上体验性过程中体验者体力、负重的影响，感知的道路里程本身差异巨大。所以，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发现，老乡认知的传统与实际里程误差很大。然后，中国古代方位识知极其模糊，传统的“四正”“四隅”实际上是一个相当粗略的 认知，而且由于山川大格局与小生境方位的差异有时巨大，有时往往使方位认知出现南辕北辙之状。正是中国传统地理认知这两种缺陷，使我们本身要依靠这种“虚拟空间认知”来现场指认相当 困难。

也就是说如果依靠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某某山，在某县北多少里”的标准表述范式来实地指认山川风物，如果没有其他自 然特征、人文建筑的特征记忆来界别，或没有一直传承正确认知的当地人指明，仅仅由外人依靠这种标准范式来指认是尤为困难的。就是在今天交通、地图资讯这样发达的背景下，我们如果仅以“某某山，在某县北多少里”来让我们找到某某山也是相当困难的，更何况在交通梗阻、地图资讯困乏的古代，更可能只能完全依靠猜测认定。特别是在交通闭塞人口稀少的西南山区，这种“虚拟空间认知”的指认确定就会更为困难，理论上虚拟的程度就会更强化，在 地理区位重构中出现“地理认知易位”或“地名整体漂移”的可能 性就会更大。

第二，一般来说，如果一个社会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政治经济格局巨变或文化中断和新文化进入，前代的地理认知会出现较多中断，后人往往会重新进行“区位重构”，这种“虚拟空间认知”就会更使这种“区位重构”中往昔真实的山川风物地名空间信息难以保存。

我们知道正是在中国政治经济东移南迁的大背景下，金牛道的主线在不断东移，如汉魏白水关最为重要，唐宋嘉陵江成为主线，元明清东移神宣中子成为主线。这种变化在传统的交通、通信背景下很容易使“虚拟空间认知”的缺陷表现得更充分，往往在“区位 重构”过程中出现“地理认知易位”或“地名整体漂移”，将原来前代主线上的山脉、关隘、驿站附会在新主线上。同样，三峡夔门 一带“地名整体漂移”，也与唐宋夔州、奉节城的治地不断变化，使相关的山川的参照物发生变化有关。这种大格局的变化造成的 “地名整体飘移”事件强化的现象在地理环境较为复杂的山区更加明显。

再则历史上曾经出现重大战乱造成人口大损耗而形成新的移民大量进入，往往会出现原住民地理认知记忆的大量遗失，而新的移民进入后的重新认知产生的“区位重构”的变异会更明显。以巴蜀地区来看，受元末战乱和明末清初的战乱的影响，巴蜀地区 口大损耗，拥有原始地理认知的土著大量消失，就会出现地理认知记忆上的“传承断层”。而随之而来元末明代和清代前期两次重大的移民运动，即我们所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进入的移民，又会因为“传承断层”往往会出现重新认知地理的必要，就出现了 大量“区位重构”现象，即新的移民进入后往往会对地理风物有一个重新认知定位。但这种缺少前人地理认知传承指导下，仅仅依靠 “虚拟空间认知”的“区位重构”的局限就更明显。所以，我们发现广元以北金牛道道路体系的变化主要是在元明清时期，重大战乱和移民也是在明代和清代前期。这样，我们发现出现地理认知错误的时间上也是呈现明代迷乱，清代错误的现象。对此，长江三峡赤甲山、白盐山的变化也主要是在明代发生迷乱，清代出现明显的错误。从学术史来看，我们知道人们普遍认为明代学术较为粗疏，明代出现对地理认知的迷茫可能也与这种传统学风有关。






信息来源


本文摘自蓝勇著《话语提炼与中国历史研究》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2022年1月出版。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壹卷工作室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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