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唯一的儿子，当了一辈子火车司机，为何去世没最先通知朱德？

1974年6月20日，朱德之妻康克清与儿媳赵力平前来看望已年过八旬的朱德，寒暄许久后，二人才向朱德提及了一个消息：“朱琦走了。”朱琦是朱德的长子，也是他唯一的儿子。在听闻朱琦去世的消息后，朱德先是说了一句：“他才五十八岁，太可惜了。”随后便流下眼泪：“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们不事先告诉我呢？”——这世上最大的痛苦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而唯一儿子的去世对晚年朱德的打击更是剧烈。那么康克清、赵力平会向朱德隐瞒朱琦去世的消息？朱德这名唯一的儿子，又有着怎样的一生？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还请各位帮忙“长按2秒点赞按钮”来个强烈点赞。并且“关注”一下，以后常来，不迷路。



（朱德之子：朱琦）

年少之时历经苦难，抗战之际被抓壮丁

据朱德身旁的亲友回忆，听闻朱琦去世是朱德一生为数不多的几次落下眼泪，这也足见即便是一名铁骨铮铮，见证中国革命历程的元帅，也和寻常百姓一样舐犊情深。事实上，朱德对朱琦的疼爱不止有一份父子之情，更有一份沉甸甸的愧疚。

1916年9月，一名右耳际带有“拴马柱”的男婴在四川仪陇呱呱坠地，这个人便是朱德的长子：朱琦。听闻儿子出生的朱德格外欣喜，对自己的这个儿子疼爱有加，因为当时孩子的右耳际有一处“拴马柱”，因此朱德便给孩子起了一个接地气的名字：保柱。而这名男孩的母亲，则是朱德的第二任妻子，曾于昆明师范学院就读的进步青年萧菊芳。



（萧菊芳）

但是，孩子出生的喜悦迅速便被这个小小家庭所经历的不幸所掩盖。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中国多地掀起了“保卫共和”的护国运动，而当时的朱德正好于蔡锷的讨袁护国军第三支队中任职，自己的孩子虽然出生，但是朱德作为一方将领带着孩子南征北讨会有诸多不便，因此朱德便把妻小都安置在了老家。但是，刚生下孩子的萧菊芳身体十分虚弱，在孩子出生没多久后便染上了类似赤痢的疾病。据《新编朱德年谱》记载，萧菊芳于1919年6月与世长辞，年仅34岁——但目前史学界仍对萧菊芳去世的具体时间仍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考虑到当时通讯不便的因素，萧菊芳去世的时间可能更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年龄不满3岁的保柱就此失去了自己的母亲。

对于爱妻的去世，朱德是十分痛心的，为此还特留下了一首诗来悼念自己的亡妻，诗中写道：“草草姻缘结乱年，不堪回首失婵娟。枪林弹雨生涯里，是否有惊避九泉？”但在哀伤之余，朱德仍然面临着一个问题：年幼丧母的保柱究竟该由谁来照顾？在身边众人的劝说和磨合下，朱德便在当时迎娶了好友孙炳文的外甥女：陈玉珍，在嫁给朱德的那一年，陈玉珍只有21岁。

（朱德第三任妻子陈玉珍）

而陈玉珍作为朱德的妻子，也给予了朱德事业和家庭上极大的支持。陈玉珍的父亲为鼓励朱德进行革命事业，多次变卖家产资助朱德，而陈玉珍本人则承担起了照顾朱德生母、养母、侄儿、外甥等一大家亲人的重任，而其中也包括朱德唯一的儿子：年幼丧母的保柱。虽然保柱并非陈玉珍亲生，但陈玉珍依旧将其视为己出，对保柱的照顾堪称无微不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陈玉珍带着朱德一家隐姓埋名，但依然不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但即便如此，陈玉珍依然数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抚养朱德一家的孩子们。然而也因朱德多年奔波在外，陈、朱二人的婚姻关系也就实际上名存实亡。

在陈玉珍的抚养之下，昔日还在襁褓里嗷嗷待哺的保柱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在他二十一岁之际，便也遭受了那个时代所强加给他的苦难：被当地国民党军阀抓去当壮丁。

时隔多年父子相认，战前战后立下功勋

但冥冥之中似有命运庇佑着这名红军之父唯一的孩子，在保柱被当地的国民党军阀抓去当壮丁之后，国共之间便达成了第二次合作，开展团结抗日，这也使得朱德父子避免有朝一日可能兵戎相见的命运。1937年8月，朱德以八路军总指挥的身份到南京参与会议，参会期间朱德从云南军阀云龙的口中得知，自己的儿子正好在他的部队中服役。

而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朱德既感到喜悦，但同时又无时无刻不担心着儿子的安危，以至他从南京离开后经常向身边的战友念叨：“我在云南还有一个儿子。”在朱德向当时在四川-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吐露心声时，心细如发的周总理便体会到了朱德的恋子之情，于是秘密派人将保柱从云南送至延安，也算是帮朱德完成了在战时的一份心愿。



（红军时期的朱德）

而在和朱德见面时，和父亲阔别二十余年的保柱竟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当时在延安工作的朱德也惊讶万分——他不由自主地向这名身材高大的小伙的右耳处摸索，当摸到胎生的“拴马柱”时，朱德便激动地喃喃自语道：“我知道，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儿子！”阔别二十余年父子相认的情景，让当时在场的党员都感到心酸不已。

后来，朱德的儿子保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朱琦”。而朱德对朱琦的疼爱，也并没有让他把儿子从此捧在手心里，反而希望儿子能够感受延安当地的革命氛围和人民生活，于是在1938年朱德的儿子朱琦便被送到中央党校中学习。而朱琦在此之前，从未受到过系统性的教育，当时党校的学习生活宛如一座房子里打开的天窗，让朱琦感受到了全新的天地——他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革命的热情和当地人民的朴实，并入校学习不久便正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

而在朱琦从中央党校学成后不久，便同其他普通的八路军战士一样被送至华北抗日战场的最前线，而朱琦则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党和国家屡立战功——可惜的是，在一次战斗中朱琦的腿部被敌军击中，因此落下了残疾。而朱琦也于1943年从前方调回延安，被派往抗大七分校工作，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队列科长一职，继续为国家的抗战事业做贡献。

但有古语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在延安后方工作的日子里，朱琦遇上了自己心爱的另一半：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朱德的儿媳：赵力平。起初，赵力平对这一段感情仍然抱有着巨大的压力，其一是因为赵力平认为自己还年轻，不想谈婚论嫁，其二则是因为赵力平知道朱琦有着朱德儿子的另一重身份，因此她才会对这段恋情有所顾虑。但在和朱琦，以及朱德和婆婆康克清进行接触后，年轻的赵力平发现原来身为红军缔造者的朱德一家，竟是如此平易近人，这让她一扫此前的心理包袱——最终在1946年，朱琦、赵力平正式结下婚姻，而为他们操办婚姻的，正是当时留在根据地大后方，好做“月老”的贺龙。



（朱琦之妻：赵力平）

在度过短暂的甜蜜婚姻生活之后，朱琦、赵力平夫妇便投入到了艰苦的解放区土改工作当中，在他们的土改工作小组中，邓颖超担任土改的团长，而黄华则担任副团长，在此期间朱、赵二人积极配合完成小组的土改工作，使他们主持土改的河北阜平县成为当时中国最早一批完成土改的县城。

身为朱德之子，后半生甘做火车司机

1948年，随着解放区的土改步入尾声以及解放战争的顺利开展，朱、赵夫妇便抵达了当时我党的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西柏坡期间虽然朱德忙于军政各项事务，但一家人难得的团聚且安稳的生活仍然为他缓解了不小的工作压力。

当时，朱德曾问儿子朱琦：“土改和解放结束后，你想做些什么？”朱琦回答父亲：“我想要去铁路工作。”在朱德听闻儿子的想法后，便严肃地对儿子说：“你之前并没有在铁路工作的经验，如果你想要去铁路工作，那么就必须从最底层的工人干起，不要和人说你是朱德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



（中共七大时期的朱德）

在父亲的悉心教诲之下，朱琦坚定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和铁路工人一起吃饭、休息、劳动，由于在铁路部门工作勤奋刻苦，而且颇有建树，朱琦从一名普通的铁路工人一直做到了火车司机的位置。1949年后，朱琦调转至天津铁路分局机务段工作——这份工作让他除了周日以外，多数时间均不能与妻子住在一起团聚，但是即便如此朱琦却依然毫无怨言，数十年如一日地在铁路部门工作，为国家默默做着贡献，直到其去世都没有想国家提出过调动岗位的申请。

1969年，因为长期的工作积劳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朱琦患上了心脏病，而妻子赵力平则悉心地照顾着朱琦的起居。1974年6月10日，在家中的朱琦忽然因突发心脏病而去世，享年仅有58岁——而因为朱琦的心脏病来得突然，因此在他病逝之际，并没有留下任何遗嘱。这让最先知道朱琦病逝消息的赵力平、康克清尤感悲痛。



但是，因为考虑到朱德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加之国家公务繁忙，所以赵力平、康克清在得知朱琦去世的消息后，一直都没有告诉朱德，只是告诉朱德“孩子又犯了心脏病，现在已经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而在此期间，朱德多次询问朱琦的病情究竟怎么样，该需要用什么药，更体现了一个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关怀，而赵力平、康克清为了保障朱德的身心状况，只好屡次说出“善意的谎言”——直到朱琦去世的10天之后，见朱德近期身体状况良好，赵力平、康克清才将朱琦去世的细节娓娓道来，但即便如此朱德依然在当时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且说：“他去世得太早了！为什么你们不早告诉我！”

可即便朱德心疼自己的孩子，在朱琦的安葬事宜上，也没有做出特殊化的安排。而在朱琦病逝后，铁道部方面多次向朱德、康克清表示可以把赵力平的工作从天津调至北京，从而花更多时间陪伴二老，但均被朱德以国家公务为先的理由拒绝——这名疼爱儿子的父亲，依然将国家为先的原则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时至今日，朱德和朱琦父子虽然已离我们远去多年，但他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值得学习的道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