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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疫情肆虐的情形下，有些人在防疫的政策之后，寻找到了权力寻租的空子，滥用权力，祸国殃民。比如说，5月27日通报，上海房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杨大庆、医政科科长晋长皓、医政科三级主任科员邢曼，因在对北京朴石医学检验实验室监督管理过程中，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房山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更让人气愤的是，甚至有人打起了健康码的主意。在疫情防控之下，健康码等于成为每个公民的“通行证”。一旦健康码变成黄码或者红码，就寸步难行。健康码能决定一个人的“行动自由”，这是很大的权力，而别有用心之人，居然开始“权利”勾结，伤天害理。
1、为什么要把银行储户的健康码变成红码？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银行储户跟健康码有什么关系？若不是这样的荒唐事发生并被披露于报端，笔者也觉得难以理解，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心术不正之人，手段之高明，心思之歹毒。
此事首先要从四月份说起。
今年四月份，有储户反映河南省四家村镇银行：许昌市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无法在线上“取款”。也就是说，储户无法通过这些银行的手机银行进行转存（定期转为活期或者转账）。
据报道，这些储户大部分是通过第三方渠道（比如某些网上金融平台）购入存款产品，且多为三年期或五年期，年利率在4.8%左右，支持提前支取，支取后当年利息变为活期。
但是，在2021年1月15日，银保监会、央行下发《关于规范商业银行通过互联网开展个人存款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不得通过非自营网络平台开展定期存款和定活两便存款业务”。也就是说，此前银行广泛依靠互联网平台进行“拉存款”的方式被叫停。
这些村镇银行以高额的利息吸引储户买入了具有定期存款意义的“理财产品”。
据凤凰网“暴风眼”的报道，“年利率高达4.85%” 让储户杨宝东不禁心动，从2020年8月开始，杨宝东购买了多笔上蔡惠民村镇银行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的存款产品。在4个月的时间里，杨宝东在度小满平台合计购买了18.5万存款，其中上蔡惠民村镇银行12.5万，柘城黄淮村镇银行6万。
而武汉的储户李东枝也把自己的100万存款存到了另一家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的账户中。
4月18号，有一些储户发现，存在这些银行的钱取不出来了。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播开来，大额存款的储户们疯了。
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一位负责人解释说，因为河南省在查办金融案子，有几家村镇银行4月18日同时关闭了线上取款渠道。河南省正在开会研究银行的方案，估计明天会给大家按比例支取存款。
新华社5月18日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近日，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4家村镇银行的股东“河南新财富集团”通过内外勾结、利用第三方平台以及资金掮客等吸收公众资金，涉嫌违法犯罪，公安机关已立案调查。目前4家村镇银行营业网点存取款业务正常开展，凡依法合规办理的业务均受到国家法律保护。
时间到了6月份，可能是为了防止这些储户继续到银行取款或者到省城郑州反应情况，出现了部分储户健康码“变成红码”事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很多这四家银行的储户变成了红码，无论他们是否身在郑州，无论是否有前往郑州的计划，无论之前是否有向相关部门咨询过“取款难”问题。而与他们同路前往郑州，但不是这四家银行的储户人员，健康码显示正常。
有储户从省外赶来郑州，只要答应返程便当即转为绿码；有储户因为在郑州多停留了一晚，出现了豫康码多次“红绿交替”的情况。
那么，到底到底这四家银行的什么人跟控制健康码的人员进行了怎样的勾结，随随便便把储户变成了红码，以限制储户的自由行动权利？
2、全国的记者都没搞清楚到底是谁把储户变“红码”了
很多媒体向郑州12345热线咨询，到底是谁，或者哪一层级的人员在随便更改公民的健康码？但，得到的回答无一例外是“踢皮球”式：不归我们管，不知道，问社区或者问防疫部门，甚至还有把问题归罪到“大数据”头上的。
6月14日，澎湃新闻拨打郑州市12345热线，得到回复称，赋红码的事情，之前已有来电反映相关问题，具体情况正在落实中。具体原因不太清楚，被赋红码可以本人来电反映，这个需要通知到相关部门落实情况。
媒体披露，河南省卫生健康委自13日起已接到多起投诉，彼时已将投诉反馈给相关部门。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暂不了解最新的调查进展，也不清楚可以向哪个部门咨询。
郑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热线接线员表示，如果没有提前扫码却被赋红码，疫情防控指挥部无法进行排查，建议记者联系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
继续联系河南省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值班人员表示，豫康码的赋码转码由省级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各大媒体的热心记者打了一通电话，最后始终没有搞清楚，到底谁把储户的健康码变红了？
3、笔者亲历“红码事件”：社区和街道权力很大
笔者曾“有幸”经历过一次“变红码事件”，其中经过不屈的斗争终于在最短的时间内转绿。而到底谁能把健康码转红转绿，笔者发现，所在社区和街道的权力很大。
五一假期之后，笔者从南京回长沙。出发之前做了核酸检测，到达长沙之后连续两天做了核酸检测，但是到达之后的第三天早上，一觉醒来，发现变“红码”了。当时南京全市没有中高风险地区，而且这段旅程前后严格按照防疫要求天天做核酸，莫名其妙变红码，十分不解。
首先向社区报备，社区指示，居家隔离，足不出户。由于南京没有中高风险地区，社区表示可以网开一面，不用到指定酒店隔离。
笔者心想，如果红码转绿，按照规定要隔离7天，再居家观察7天，前后十四天。十四天哪也不能去，估计工作都要黄了。笔者打电话跟社区交涉，社区表示，赋红码跟他们无关，是“大数据”的问题。
笔者不死心，打电话到市疾控中心询问为什么变红码，市疾控查后台告诉我说，显示我到过苏州。笔者表示，今年都没去过苏州，行程码、来回机票都有据可查。市疾控表示，那你被误判红码，可以进行申诉。笔者问，怎么申诉？市疾控回答，向社区提交行程码、来回行程信息以及“防疫承诺书”。由社区将这些材料向上提报即可。
笔者继续回拨社区，社区表示，他们没有接到这样的指令，不能给我进行申诉，要市疾控给他们打电话才行。笔者又给市疾控打电话，请他们跟社区沟通。
然后笔者继续跟进拨打市疾控电话，接线的小姑娘说，已经跟我所在的社区沟通过了，笔者详细问清楚打过去的时间，电话号码，以及打电话的小姑娘贵姓。
再打社区电话，社区依然不认账，说没有人接到过这样的电话。那时候，笔者已经气炸了。笔者心想，必须投诉这个社区，态度恶劣，不“为人民服务”。笔者在网上查询到这个社区所属街道的电话号码，说明前因后果。
街道一位负责“健康码”的同志终于给我吃了定心丸，他说，这样吧，你在家隔离七天，七天之后就可以转码。
笔者在家隔离了五天，连续做了四次核酸，在第五天的傍晚，终于转绿。
通过这段经历，笔者认为，第一，健康码转红转绿，社区和街道几乎就有决定的权力，根本不是什么“大数据”自动设置。第二，所在社区为了严格防疫，几乎对只要是外省归来的人员，都会进行“变码”，无论变黄码还是变红码，都强制性要求至少居家五到七天，并且进行连续的上门核酸检测，这也是为了防止自己防疫不力而采取的极端措施。
4、公权力的不受控制太可怕
一个小小的健康码，就能够限制公民的人生自由，这是很大的权力。
有人大代表呼吁，前各地健康码不统一、不互认，信息也不联通，已经出现了一些健康码被滥用的现象。从长远来看，健康码应该收归国家统一管理，而从短期来看，最重要的是弱化健康码的管理职能。就是需要明确在防疫之外，任何地方都不可以用健康码来作为人们能否做某件事情的标准。
罗翔对于公权和私权，有过这样的论述：
对于私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公民的权利；对于公权而言，只要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被禁止。
这句话看上去有点绕口，但是罗翔说出了私权和公权的最大区别：边界问题。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对于私权来说，法律规定不能做的行为是一个有限的框框。在这个框框之外，你都可以做，这就是公民的自由权，自由权可以无限大。
但是对公权力来说，法律没有授权的部分（也就是法律授权的外围部分），你都不可以做。只有在法律的授权的框框之内，你才可以做。
私权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之外，而公权在法律规定的范畴之内。一内一外，差异巨大。罗翔的这个表示，从某种意义上表达了那个最基本的理念：公权力应该被关进笼子。
6月17日下午消息，针对近日部分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被赋红码的问题，郑州市纪委监委启动了调查问责程序，对发现违反《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的乱作为，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
河南省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记者表示，近日接到大量关于健康码“非疫情原因赋红码”的举报、投诉。
期待郑州市纪委尽快给予公众一个情况说明，让那些手握权力胡作非为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