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高考成为一门生意—评考生三考北大赚取200万

近期，随着高考成绩发榜，各大高校招生、志愿填报等信息挤占了公众的视线，而这其中一则“考生三次考上北大获利200万”的消息，伴随高考的热浪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网传考生所在学校的宣传喜报中显示，全某某2020年考上北大提前批，2021年在湛江麻章名校复读再度考上北大，2022 年在化州民校复读，以茂名市第一的成绩三度被北大录取，三战北大均告捷，他累计获得了230万元的各项奖金。
这一则还在官方跟进确认中的消息不免让人想起知乎常年霸榜的一道热议讨论，你是选择高考700分还是现金700万，这道看起来荒谬的假设可能正被有心人实践，将700分通过高考转化为700万，小孩才做选择，成年人的世界是什么都想要。虽然教育部从多年前就明确发文，严禁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等信息，弱化对状元的关注，然而各大学校、政府乃至地方企业依旧乐此不疲，对高分考生提供了不少宣传公关与奖励措施。
高考制度长久以来被广泛认为是人才选拔最为公平的一种形式，为寒门学子实现人生阶层的跨越提供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这个制度绝非完美，但却是当下全国范围内最优的人才分配策略。而本文提及的这个案例，却表明：这样带有光环和信仰的人才选拔制度也面临着资本化、商业化的转变。
那么，学校为何要奖励高分考生？
高分考生代表了学校发展的天花板与想象力。好生源、好老师、好成绩是相互依赖的三角循环，这三者为学校的收入与名气奠定基础。各个地方的普通高中的主要营收包括政府的财政拨款及学校的事业收入（学杂费等）及募捐收入（校友捐款），为了保证公立学校能满足大部分普通百姓的教育需求，义务教育阶段免除学杂费，高中阶段的学杂费也相对较低。而大部分地方的普通中学很少有校友捐款，因此几乎绝大部分经费依赖于财政拨款。普通高中不同于大学，核心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直接为社会输送劳动力，而是进入大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大学入学率及升学情况，不得不作为地方普通高中的考核标准。
对于教师来说，更高的升学率，更多的头部尖子生，能提供更大的空间和机会打磨课程，以期打造名师品牌与知名度；对于学生及家长而言，升学率必然是选择学校的第一考量标准，这代表了未来高考成功的平均值，而高分考生则代表了未来的上限与想象力，每个青春年少的考生都满怀对未来无限的期待，希望以最优的资源匹配自己的青春。状元、清北等高分考生，更能吸引财政、教师、学生的眼球，更能成为一个学校打响知名度的标志，例如衡水、黄冈等一众学校，一度成为众多学校求取经验的访学胜地，这也是为什么哪怕重金挖掘复读生，很多学校依然要打造状元学子。
重金奖励高分考生的行为虽然对塑造社会重视教育氛围、促进中等教育发展有诸多益处，但却可能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导向。具体来说，这种对于成功评价的单一化标准会让学生形成一种这样的思维定势，即衡量自身价值的方式是：学生时代的考多少分与步入社会后的挣多少钱是等价的、一脉相承的。这毫无疑问会抹杀学生发展方向的多元化、创造力，因为不是所有的职业都能给予从业者以丰厚的回报，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很可能是那些并不那么赚钱的职业和岗位，但这样的职业却恰恰可能给带给你最大程度的幸福感，而一个从事着自己不喜欢、不擅长职业的人很难说的上是幸福的，也很难成为行业中的翘楚。从更大的方面来讲，这种价值导向会培养出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从而不利于社会发展。
此外，对于高分奖励，我们试图鼓励努力本身，并期望这成为个人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向奖励，但现实中部分名校高分名校学子的种种表现，却似乎与这一期待相去甚远。身边不乏这样的案例，高分学子在大学里迷失，沉迷游戏或者低级娱乐而丧失学习动力与兴趣，最终人生的高光时刻停留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刻。因为当抛开分数与金钱至上的追求后，这些精英学子突然茫然不知应该追求什么，北大心理学教授徐凯文曾做过统计研究，在北大一年级的本科及研究生新生中，有30.4%的学生厌恶学习，或者认为学习没有意义，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现在活着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这样活下去而已。没有长期目标的人生是荒凉而寡淡的，也是无法持续坚持的，在人生这场马拉松上，我们希望的是学生们能全程奔跑，而不是先发制人后在拉长的战线上被逐步超越。
与金钱奖励驱动相对的是兴趣与热爱驱动，当高考成为一门生意，在短期利益的驱动下，学生们通过不断应试化的刷题，为争夺短期资源而不断精致利己。若一切皆以资本量化，高考、人才选拔、职业兴趣、人生追求都以单纯的金钱作为标准衡量，于个人而言是精神的虚无，于集体而言是长期发展的瓶颈。让高考回归人才选拔的最初职责，分数与成绩如同开朗、内向等个性化特征一样，只是个体的小标签，聚焦于个体的多样性与长期发展，或许才不会让高考成为生意而掩盖人生的宏大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