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黎耕，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师。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3&ZD256）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阆中市政协副主席王萌先生提供资料、张治平先生协助考察。
摘要
位于四川省东北部的阆中，素以山川形胜和深厚的天文学传统闻名。在2000多年的建城史中，先后存在战国城、东汉城、唐宋城和元明清城四个城址。针对唐宋城的实地调研和复原研究显示，周边山体在天文观测与城市规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标志性山体作为天文指向线的观测标准，构成了“地平历”系统。另一方面，这些山体也作为城市中心和轴线的确定标准，并构成城市的景观系统。这种“天地结合”的规划理念，在战国城、东汉城和元明清城中也有所体现。阆中的城市规划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象天法地”的哲学思想，是探讨古代天文、地理与城市规划相融合的极佳案例。关键词
阆中；天文指向线；地平历；城市规划；象天法地
中国古代天文学不仅是思想文化的渊薮，也因与农业、历法和时间的密切联系，成为古文明的重要要素。有关早期聚落遗址的研究显示，古人通过日出日落方位的观测来确定重要时节，从而构建出“地平历”的简单历法系统。迈入王朝社会后，在城市规划中也出现了依照地标景观和天文指向线确定城市的中心、轴线，以天文秩序构建人居环境空间秩序的“象天法地”手法。阆中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周、秦、汉、隋、唐时期，与首都关中地区联系紧密，是先进文化和技术的辐射地与输送源。历史上的阆中，素以山川形胜和深厚的天文学传统闻名。在两千多年的建城史中，形成了独特的“天地结合”的规划传统，是探讨天文观测与城市规划相融合的极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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阆中地区的古代城址
历史文献显示，阆中地区先后经历了4次建城高峰，形成了4个主要城址：战国城、东汉城、唐宋城和元明清城（即今阆中古城）（图1）。
▲ 图1︱阆中地区的4个主要城址 秦惠文王时期（前314），张仪于阆中筑城。明嘉靖《保宁府志》记载，“张仪城在府城东二十里，秦时所筑，旧有张仪庙，唐载初元年尝徙阆中县于此”1。清咸丰《阆中县志》进一步指明，张仪城所在地为“白沙坝”2。“白沙坝”即今“文成”一带。2017年，位于文成镇梁山村的灵山发现了新石器晚期遗址和唐宋时期的庙宇遗址。结合附近出土的东周时期青铜器，考古判断灵山一带是阆中早期历史上的重要空间[1]。
东汉城的位置，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记载，“在嘉陵江北，对峙锦屏，后汉建安六年（201）刘璋所筑”1。清道光《保宁府志》又载：“汉城在今县城西半里，其旧址尚可指识”3。综合二者，可以判断汉城在今阆中古城以西半里，并且城市中轴线与锦屏山形成对位关系。考古探明的东汉城“在今王家嘴至兰家坝一带，平面呈矩形，南北长1200米，东西宽900米，西临嘉陵江，濒江而立。城垣平面布局规则对称……依地势构筑，城垣东北角临古河床处地势低洼，城垣呈弧形向内收，西北隅为嘉陵江水所逼，城垣边线呈30°角向东转折。四城门基本对称，只因嘉陵江水逼城，西城门位置偏南，南城门位置偏东”[2]。在地图上测量，北门恰好位于锦屏山双阙连线的中垂线上。并且，此轴线向北延伸，指向云台山最高峰，向南通过汉桓侯（张飞）祠和墓。张飞曾镇守阆中7年，颇得人心。张飞墓的修建晚于刘璋筑城20余年，其选址位于城市中轴线的延长线上，符合张飞的地位。东汉城中轴线（过桓侯墓）西距阆中古城中轴线（过中天楼）约200米，与“西半里”的记载相符。
隋唐时期，由于嘉陵江向东岸侵蚀，紧邻江水的东汉城就变得不安全了。据清咸丰《阆中县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将城址迁至汉城东，后因水患又经历了两次临时性的官署迁移，分别是唐高宗咸亨三年（672）迁至蟠龙山侧，武后载初元年（689）迁至战国城2。考古进一步显示，唐城不仅进行了东移，还进行了南移，实际上位于东汉城的东南。文献还载，唐城平面近长方形，四面各有城门一座，东、西、北三面有护城河，南面以嘉陵江为濠，似与元明清城格局相仿。城市周边的华光楼、开元寺、大佛寺、滕王阁、吕祖殿、八仙洞等，也大多兴造于唐宋时期。
宋元之际的战争导致阆中城池损毁、人口锐减。现存阆中古城“旧为土城，元末明玉珍所筑。”明洪武四年（1371），千户滕贵“即旧址增拓内外，石筑，周九里三分，计一千六百七十四丈。”城辟四门，东富春、南锦屏、西澄清、北威德。明成化、弘治年间，修建了四门城楼。清乾隆三十四年（1767），知府宋思仁“补筑城墙，重建城楼，改四城门名为迎和、延禧、宝成、敦吉。”嘉庆年间，开挖西、北、东三面城濠，南面以江为濠，又在西门堤外修建鱼翅等水利设施，形成今日阆中古城的格局2。从“旧为土城”“即旧址增拓”等描述来看，元明清城与唐宋城之间很可能存在继承关系。
如今，战国城、东汉城、唐宋城都已不存，只有元明清城保留下来。从考古来看，战国城只能确定大致区域，东汉城格局相对比较清晰，唐宋城则需依赖与东汉城和元明清城的位置关系，进一步加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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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形胜与天文传统
2.1 山川形胜阆中素以山川形胜闻名，具有“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的“山-水-城”特征[3]（图2）。从唐宋时人的诗作中，可以提炼出与城市意象密切相关的山体，主要有城北玉台山、城东灵山和城南锦屏山（也称马鞍岭）：
▲ 图2︱阆中古城的山水环境 （唐）杜甫《玉台观二首》：中天积翠玉台遥，上帝高居绛节朝4。
（唐）杜甫《阆山歌》：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4。
（唐）杜甫《阆水歌》：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4。
（北宋）李献卿《南楼》：三面江光抱城郭，四围山势锁烟霞。马鞍岭上浑如锦，伞盖门前半是花4。
（南宋）陆游《游锦屏山谒少陵祠堂》：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临锦屏。涉江亲到锦屏上，却望城郭如丹青4。
在明清时期的地方志中，还可以找到更为丰富的记载。阆中古城周边的主要山水包括山体12座：盘龙山、伞盖山、玉台山、锦屏山、印斗山、金耳山、黄华山、敖峰、飞凤山、塔山、大像山、灵山。其中盘龙山被认为是城北镇山，锦屏山为城南案山；水系4条：嘉陵江、东河、白溪、马啸溪（表1，图3）。
▲ 表1 ︱县志所载阆中地区的主要山水
▲ 图3︱清咸丰《阆中县志》所载阆中城市及周边山水
对照谷歌地图和地形图，逐一识别上述山水要素，可以复原阆中地区的历史地理环境，为开展历史时期的天文观测与城市规划研究奠定基础（图4）。
▲ 图4︱县志所载阆中地区的主要山水 2.2 天文传统
除却山水环境，阆中在历史上还有着深厚的天文学传统，在众多历史文化名城中独树一帜。西汉的落下闳、唐代的袁天纲和李淳风等著名天文学家，都曾在阆中工作和生活过（表2）。
▲ 表2︱阆中历史上著名的天文学家 落下闳，曾参与制定《太初历》和创制浑仪。元封七年（前104）的“太初改历”是西汉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在编制新历的过程中，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太史令司马迁等遇到了“历算”难题，遂向汉武帝提议招募“治历者”，这其中就包括了来自巴郡的落下闳：“遂诏卿、遂、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太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4]。落下闳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太初历》的历算部分，即“运算转历”[4]。其所使用的天文仪器为浑仪，即“于地中转浑天”[5]。
袁天纲，据《旧唐书·方伎列传》记载，“尤工相术”[6]。这里的“相术”除了“相人”之外，也包含“占星”“相地”之术。据咸丰《阆中县志》记载，贞观年间，袁天纲曾奉旨前往阆中，在蟠龙山顶筑“观星台”观测天文，并凿断蟠龙山右鞍，为太宗毁掉千里之外的“王气”②。而据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记载，袁天纲还非常看重锦屏山的风水含义，题有“此山磨灭，英灵乃绝”[7]。
袁天纲葬于阆中，其后，李淳风追寻其踪迹也来到阆中，直至去世。据《旧唐书·李淳风传》记载：“淳风幼俊爽，博涉群书，尤明天文、历算、阴阳之学。”贞观七年（633），制成新浑仪，“其制以铜为之，表里三重，下据准基，状如十字，末树鳌足，以张四表焉。”并撰写了讨论前代浑仪优缺点的《法象志》，“又论前代浑仪得失之差，著书七卷。名为《法象志》以奏之。”贞观十五年（641），编写了《晋书》的“天文”“律历”“五行”三志，“预撰《晋书》及《五代史》，其《天文》《律历》《五行志》皆淳风所作也。”龙朔二年（662），编制《麟德历》，“时《戊寅历法》渐差，淳风又增损刘焯《皇极历》，改撰《麟德历》奏之，术者称其精密。”李淳风晚年还撰有多部著作，“所撰《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秘阁录》，并演《齐人要术》等凡十余部，多传于代”[6]。从时间来看，很可能即成书于其在阆中生活的时期。
汉唐时期天文学家接踵而至，在阆中地区形成了独特的天文传统。这种传统对阆中的城市规划，是否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周边山体对城市中心和轴线的选择、街道和建筑的布局、视廊和景观点的设置，是否存在影响？这些“地理”“天文”方面的影响，又是否存在逻辑上的统一？下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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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平历与天文指向线
3.1 以桓侯墓南为中心的地平历系统通过日出方位来确定节气，是一种最简单而又有效的天文方法。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揭示出这种“地平历”系统早在公元前两千年便已真实存在。自尧帝以降的数千年间，随着天文观测的不断积累以及天文理论的不断进步，观测日出方位定节气的“地平历”系统早已不是观象授时的重要依据，但作为文化传统却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遗存至今的元明清阆中古城中，有一重要楼阁名“中天楼”。清咸丰《阆中县志》“城池”中写道：“四城街道东为东大街，西为西大街，南为南大街，北为北大街。南大街偏东，与北大街相错不相直，惟东西两大街一条横亘。而踞东西北三大街之中者，则为中天楼。旧名四牌楼，嗣毁于火。嘉庆十三年川北道黎学锦、知府戴三锡建今楼”2。在“山川”部分，进一步记载了中天楼的由来：“黄华山在锦屏山右，山上旧有奎星阁。嘉庆十三年川北道黎学锦拆移城中，建中天楼”2。清人金玉麟有诗曰：“泠然蹑级御长风，境判仙凡到半空。十丈栏杆三折上，万家灯火四围中”[8]。说明中天楼不仅是阆中古城四方要道的交汇点，而且是制高点。2006年，阆中市在重建中天楼工程中，于现状柱础之下发现了4个唐代柱础，证实早在唐代此处就设有高楼，很可能即上文所言“四牌楼”（图5）。
▲ 图5︱阆中古城中天楼现状 以中天楼为候选观测点来构建阆中古城的“地平历”系统，缘于两个偶然。一是“中天楼”的名称蕴含象天之意。“中天”在天文学上指天体通过子午圈，“上中天”即是天体运动最高的位置。二是中天楼的位置十分显要，站在中天楼上，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方向指向性。
在中天楼上南望，可以看到多座山体蜿蜒相连，宛如一架屏风立在古城南面，正所谓“城南锦屏”。按照王象之《舆地纪胜》的说法，阆中城南的“锦屏”并不单指一山，而是“五山峙立江南如屏”[7]。北宋陈尧叟三兄弟曾于锦屏读书，如今塔山上有陈氏三兄弟“读书岩”，可见锦屏并不单指一山，塔山也属锦屏五山之列。自中天楼南望，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山环抱古城。由东向西依次为：塔山、敖峰、黄华山、锦屏山和金耳山。在这些山的背后，又隐约可见飞凤山和印斗山（图6）。
▲ 图6︱中天楼上南望各山峰示意图 阆中古城选址于嘉陵江拐弯处，三面临水，四面环山。这样的天文地理环境，尤其适合构建一种天然的“地平历”系统。尽管在唐初阆中古城规划之时，地平历应该已不再是赖以行用的天文方法，但借助巧妙的选址，仍然可以在一些重要的天文日期清晰地观测日出日落方位的变化。根据实地观测各个山峰的方位角与地平高度角，并与唐代（600年前后）中天楼的日出日落方位进行比较，可知在夏至、春分、秋分、冬至的日出日落时刻，太阳位置都有一些相对较为明显的标志点（表3）。
▲ 表3︱阆中古城地平历系统观测数据与计算值对比 从中天楼东望，可以观测到冬至日出、春秋分日出以及夏至日出。其中，春秋分日出方位与东大街吻合较好。测量发现，东大街采用了地磁指向，与春秋分日出方位之间原本存在约-2.5°的地磁偏角，但考虑到日出时刻并不能简单地用地平时刻来代表，而是要具体结合背景山体的高度角来计算日出山峰的方位角，由于东向背景山体V4有2°左右的高度角，因此春秋分时太阳从山峰出现的时间又与东大街的走向近乎一致。冬至日出方位对应东南方向的敖峰P2，二者之间存在约2.5°的偏差，改正高度角后约为-1.6°。夏至日出方位对应东北方向的山体P7，但山形并不显著，在实际观测中并不能很好地标识日出（图7）。
▲ 图7︱中天楼东向测点示意图 从中天楼西望，可以观测到冬至日落、春秋分日落以及夏至日落。其中比较显著的是冬至日落对应的金耳山P10。金耳山山形独特，在周遭景观中显得十分突兀。理论计算的冬至日落与金耳山的方位角有4°左右的偏差，改正高度角后偏差更大，约为8.5°。但考虑到日落时分太阳的视圆面较大、金耳山本身存在数度方位角的半径等因素，也可以接受。春秋分日落与西大街存在约3°的偏差，考虑西向背景山的高度角后约为6.3°。夏至日落方位对应的山体V7山形平缓，并无显著山峰，无法很好地标识日落（图8）。
▲ 图8︱中天楼西向测点示意图
综合以上实地观测和理论计算，一方面我们感叹于阆中浑然天成的天文观测环境和城市规划巧夺天工的选址与布局，使得古人可以通过观测标志性山峰方位的日出日落，判断一年中冬至、春分、秋分这3个重要的节令。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尽管大部分观测点吻合良好，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偏差，如东向测点普遍反映出日出方位与背景山体存在2.5°的偏差，西向测点则反映出日落方位与背景山体存在3°-4°的偏差。这提示我们有可能原先选择的观测点并非历史上阆中构建地平历系统时的原始观测点。如果将观测点从中天楼向西移约200米，落点在桓侯墓南，则日出日落与标志性山体的对应关系会更好。
基于这一设想，我们将观测点重新定位于桓侯墓南这一点，并将两分两至的日出日落基线标示在地形图上。由此可以直观地显示出阆中地平历系统的构建之法：各个方向起伏的山峦形成的独特景观仿佛构成了一个钟表的刻度，由于太阳日出日落方位在每个回归年内都会在特定的区间内循环往复变化，这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地平历系统（图9）。
▲ 图9︱以中天楼西-桓侯墓南点为中心的地平历系统鸟瞰图 3.2 金耳山至观星台的天文指向线
袁天纲曾在阆中蟠龙山前筑观星台，据南宋王象之记载：“蜀郡袁天罡（即袁天纲）客于本州，即蟠龙山前筑宅”[7]。明代曹学佺《蜀中广记》记载：“蟠龙山前，袁天纲尝筑台于此，以占天象”5。清道光《保宁府志》存有一份“阆中城图”，其中标识了观星台在城外东北方位地势较高处，其南为锦屏书院（图10）。
▲ 图10︱清道光《保宁府志》所示阆中城及其东北方向的观星台 依据此图和地方线索，我们进行了综合考察和测量，判断阆中师范学校音乐楼是曾经观星台所在地。在音乐楼楼顶向古城方向远眺，金耳山是最显著的山体，中天楼、桓侯墓也大致位于这一视廊上。在卫星图上的标注印证了这一想法，图中显示，桓侯墓南与观星台、金耳山同在一条轴线上，且大体位于观星台与金耳山的中间。在天文上，这条轴线还有另外的涵义——倘若以桓侯墓南为观测点的话，这条轴线就是冬至日落与夏至日出的方向（图11）。
▲ 图11︱观星台、中天楼西-桓侯墓南点与金耳山的位置关系 基于金耳山、桓侯墓南、观星台三点的对位关系，我们大胆猜想，如果观星台的选址是袁天纲有意为之的话，这一轴线或许与阆中古城的规划息息相关。袁天纲不仅精通天文，还对阆中风水颇有研究，而今日阆中古城的格局基本形成于唐初，也就是袁天纲在阆中活动的时间。因此不能排除其独特的“地平历”系统与“象天法地”的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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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城规划复原与历代城址变迁
4.1 唐代阆中城规划猜想中国古代的都城规划，往往离不开天文观测，尤以表影测量最为基础。《周礼》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的要求，即建立都城首先需要通过“圭表测影”的方法确定东西南北基线。而据清咸丰《阆中县志》记载：“古人营建之法，揆之日景，验之风雨，是以《诗》有流泉夕阳之咏，《书》有东瀍西涧之文。至于前朝、后市，左宗庙、右社稷，亦莫不井井有条理。都城然，郡国何独不然2？”可见阆中虽为地方性城市，其规划亦是参照了都城营建之法。上述针对唐代阆中城地平历和天文指向线的分析，揭示出最为核心的天文观测点并非中天楼，而是其西约200米的桓侯墓南。那么，在城市规划中，这一位置又有何意义？
根据前述分析，唐代以来中天楼处就有高大建筑，位于4条大街的交汇处。其中北、东、西三条大街与各自方位的城门相连。南面的大街称双栅街，其南端向西南偏折，遥指锦屏山。双栅街东侧，另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南大街通往南城门。咸丰《阆中县志》尝试解释双栅街南端偏折的原因：“阆之为治，蟠龙障其后，锦屏列其前。锦屏适当江水停蓄处，而城之正南亦适当江水弯环处。顾衙署、祠庙及市里、庐舍，无一与锦屏相对相当者，则街道倾袤之故也。街道一纵一横，东西横而南北纵，其纵者既趋于东南，作室亦面东南，而锦屏之端然正面者，遂无一相对相当者矣。‘城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对锦屏’，以《剑南诗》证之，宋时街道实为正南。可知袁天纲言锦屏不灭、英灵不歇，阆之秀气全萃于锦屏一山”2。
县志认为，（唐）宋时期阆中城市轴线应北对盘龙山、南对锦屏山，并且纵向街道也应为正南，如此才能符合袁天纲与陆游的描述。然而，从地图上测量，中天楼并不在玉台山（属盘龙山）和锦屏山的连线上，同时也不在前述唐代“地平历”系统的观测点及观星台与金耳山所确定的天文指向线上。而其“西半里”的桓侯墓南这个点，却能同时满足上述3个条件。由此，我们怀疑，唐宋阆中城的中心点并不在中天楼，而是在桓侯墓南。桓侯墓是东汉阆中城外南北轴线上的重要功能区，但周边又没有太多建设，是非常适合新城选址的区域。推测唐初营城之时，即以此地为中心开展规划。
下面，我们以此为假设，对唐代阆中城的规划步骤进行复原。
（1）确定城市中心和轴线。从观星台、锦屏山、玉台山等制高点远眺，通过山体的对位关系，确定城市的中心和轴线。延续东汉城轴线，北以玉台山为靠山，南以锦屏山双阙为案山，定下城市南北轴线。以观星台至金耳山的天文指向线与南北轴线的交点确定城市中心点。这样，城市东西轴线就与春秋分日出日落方向一致，中心点与敖峰连线则与冬至日出方向一致，中心点与金耳山连线与冬至日落方向一致。自西汉太初历开始，冬至就被作为一年的起始，在天文历法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唐代阆中城以特定山体标识出特定日期的日出日落方向，实现了城市轴线与地平历系统和天文指向线的统一（图12）。
▲ 图12︱确定城市中心和轴线 （2）划定城市范围。以中心点至锦屏山的距离为半径作圆，与地平历系统的冬夏至日出日落两轴交于4点，此4点构成的矩形即为城墙的规划范围（图13）。
▲ 图13︱划定城墙的规划范围 （3）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从规划模式到规划成果，还需要根据实际地形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前述东汉城的考古发掘揭示，城墙东北角因地势低洼向内收，城墙西北角因嘉陵江水逼迫向东转折。唐城规划也应如此。前一步骤确定的城墙范围，由于西、南两面受嘉陵江河道的影响，向内收缩，得到实际城墙范围（图14）。
▲ 图14︱进行因地制宜的调整 （4）在关键位置布置地标建筑。在实际确定的北、东、西三面城墙的中间位置布置城门，南门稍向东移，不与北门正对。这一方面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城市中心要留出衙署用地。联系各城门，形成“十字形”的街道骨架。在“十字形”街道交点，布置全城制高点“中天楼”。在东西轴线的东端，结合山体开凿临江大佛。在东南轴线与东城墙相交处，建华光楼（唐称南楼）。在东北轴线端头，建观星台。在南北轴线两端，建滕王阁和八仙洞。这些地标性建筑，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在规划之初所依据的各条轴线，形成一整套可知、可感的景观系统（图15）。
▲ 图15︱在关键位置布置地标建筑 4.2 历代城址变迁在明确唐代阆中天文观测与城市规划的紧密联系后，可以依据文献记载、地理特征和考古发现，进一步推测战国城、东汉城和元明清城的位置和格局，全面展现两千多年来阆中地区城市规划理念和空间布局的继承与演变（图16）。
▲ 图16︱历代城址变迁和规划理念演变 战国城由于考古所获资料甚少，尚不能确定其范围和格局。只有灵山遗址的位置和功能较为确定。唐代选择灵山作为庙宇祭祀场所，应是对此地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进行纪念。从文成一带出土器物的时代来看，较大的可能是战国时期。灵山遗址的选址与周边山水关系密切：其正北为灵山最高峰，正南所对山体为小象山，嘉陵江和东河在遗址南面汇合。小象山也称小锦屏山，现场调研发现，其山形确与锦屏山相似。可以推测，灵山遗址的“定中取正”，是利用灵山和小象山双阙的结果。
东汉城的位置和格局相对比较清晰。需要补充的是，由玉台山和锦屏山确定的南北轴线，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关键点构成的轴线序列。这些点从北往南包括：玉台山最高峰、北门、中心建筑（清代作为演武厅）、九块石（考古判断为城门残迹，毁于民国修建机场[9]）、桓侯墓、锦屏山双阙。此外，东汉城还应存在东西向轴线，从城墙范围和周边山水特征来看，很可能利用了大像山双阙来定下轴线和中心点。
元明清城与唐宋城的范围和格局相差不大，最主要的变化是中心点和南北中轴线的东移。原本作为城市中心点的桓侯墓南，逐渐被位于“十字街”交点的中天楼取代。随之而来的，是整个城市轴线和山水对位关系的改变，以及地平历系统和天文指向线的弱化。究其原因，应与宋末元初战争对地方传统文化的摧毁有关。在这之后，阆中的天文学传统无以为继，相应地，也没有再出现过“天地结合”的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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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针对唐宋阆中城的实地调研和复原研究显示，周边山体在天文观测与城市布局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标志性山体作为“天文指向线”和“地平历”系统的观测标准。另一方面，这些山体也作为城市中心和轴线的确定标准，并构成城市的景观体系。在以往开展的考古天文学调查中，虽有一些遗址同样具备良好的天文环境，也可能曾经具有类似“地平历”系统的功能，但尚未有任何一个遗址有阆中这样完美的天文地理环境。城市与周边山体的完美融合不仅存在于人居环境与景观系统上，更是巧夺天工地与日出日落方位结合起来，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
纵观阆中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可以窥见城市规划与地方天文学盛衰的交织。利用文献和有限的考古材料，能够大致复原战国城核心和东汉城、元明清城的整体格局。其中，战国城遗址反映出南北轴线与周边山体的简单对位关系。东汉城的南北、东西轴线都具有“表山为阙”的特征，轴线序列的设置也更富节奏感，显示出规划结合山水的方法的成熟。但此时以落下闳为代表的地方天文学的萌发还没有与城市规划形成互动。唐代阆中天文学发展大放异彩，与之对应的是唐宋城市规划与天文观测的完美结合。宋元战争切断了阆中天文学的发展脉络，元明清城无论在轴线体系或空间布局上，都不再具有唐宋城“法天地而居之”的格局和气势。从天文学视角审视阆中地区的规划建设传统，有助于重新发掘阆中古城及其周边环境的科学价值。
注释：1 （明）杨思震.保宁府志[M].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刻本。
2（清）徐继镛.阆中县志[M].清咸丰元年（1851）刻本。
3（清）黎学锦.保宁府志[M].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4杨林由.阆中诗选[M].阆中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阆中县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1987。5（明）曹学佺.蜀中广记[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参考文献：
[1]孙华.四川阆中灵山遗址考古发掘评议书[M]//张治平. 中国古天文圣地—阆中.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8，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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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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