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的营山县城，人不过六七千，街只有十几条，但茶馆可不少。据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茶业同业公会统计，竟多达五十四家。其中最多的是袍哥公口茶社，其次为私人经营，也有少数是各个行业交易聚会的茶馆。不管哪类茶馆，总是开堂最早，关门最晚的。天未亮明，点燃三角亮油壶儿，茶馆的早堂就开始营业了。铺门板刚打开，各自的几个老茶客就熟门熟路地踱着方步跨进来，走到每天坐惯了的位置坐下。这些人，大多是上了几分年纪，既没当到官又不会做生意的“绅粮”或自命“少年老成”的什么“少爷”。喝早茶已成了他们百无聊赖生活中不可少的环节，认为是一种惬意的享受。他们既是常客，又是贵客，对“品茗”颇具“权威”。只等他们一坐定，幺师立即热情地拉长嗓门吆喝“茶来罗!”，连忙左手端着一摞铜茶碟、瓷茶碗，往茶客面前一放，提水壶的右手一、一埋，铜茶壶长咀里就吐出一条热气腾腾白亮亮的开水，手越提越高，水柱越拉越长，茶叶在白瓷碗里上下翻滚，眼看要溢出来了,但幺师的手腕只那么向上一扬,水不吐了，刚齐碗口，然后熟练地斜扣上盖碗。幺师这一连串动作，是那么迅速、干净、利落，桌面上“滴水不撒”，就连这些最会挑剔，最爱开“训纲”的老茶客，也不能不赞叹他们的沏茶技巧。这样的幺师，县城很多茶馆都有，最著名的有龙福儿、张五林、曾桃儿、张国炳、王家兴、朱洪贵、李海清、何满娃、汪长生、文金元和冉子等。隔一会儿，茶客们才揭开盖碗，往碗里向外那么轻轻荡上几荡，霎时茶叶清香就伴着白蒙蒙的热气，溢散弥漫了。茶客们端着铜碟，往唇边呷上几口，再“舒咳”几声，话匣子就打开了。茶客愈来愈多，茶馆里顿时热闹起来。沿街人家的房顶都在冒烟，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了，茶客才陆陆续续散去。有的,临走时还要给幺师打一声招呼:“把茶留下。”因为这号人无事可做,又舍不得再花一碗茶钱,上午还要来“吃挣(teng)命茶”。据曾开过茶馆的人说，早堂的生意关系着茶馆的声誉，一般是要特别殷勤，还不打算赚钱的。
大白天，再来看看街上这些茶馆，它的布置也是很有特色的。除少数几家外，一般都只一间店堂，从外到内分两排摆设十几张茶桌。临街的两张方桌多是紧抵门槛安放，条凳在门槛外的街檐下，也有两条桌腿在门外,两条桌腿在门内,跨着门槛搭的。这对茶馆老板来说，可以多搭茶桌，对某些茶客来说，便于看街，好随手拈来话题，信口乱扯,才消磨得完时光。茶馆门上一般有横匾写明招牌，如“崇仁”、“群进”、“六也居”等等。壁头上，多贴有“群贤毕至，可以清心”，“高朋满座，休谈国事”，“各照衣物，小心火烛”之类的条幅，也贴有卖“万金油”、“八卦丹”和“xxx专治五淋、白浊、梅毒”等外来的商业招帖。一九四七年，在这条幅、招帖之间，还出现了“请选xxx为国大代表”、“选xxx为国大代表最能代表民意”招揽选票的标语。真是五颜六色，花狸狐骚。坐茶馆的可不大注意这些，他们自有各人感兴趣的话题和事做。上午，坐茶馆的一般是“各奔其所”，“各归其位”的。
正西街的“群进”茶社是仁字袍哥的公口茶馆，在田粮管理处斜对门，离县衙门、县参议会也很近，是营山县党、政、参、袍等头面人物聚会之所。县参议会议长、付议长，县党部书记长，总舵把子等，几乎是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要来各踞一桌的“上霸位”,坐上个把时辰,人们称之为“亮台”。田粮管理处、税捐处的处长，县中学校长，县银行经理，还有县政府的秘书、科长,以及“十人团”的其他要员，也是这里的常客，人们谑之为“应卯”。各乡场的参议员，乡长只要进了城，也必然要到“群进茶社”来“忝陪侧座”，这既能表示对头目的尊敬，也可借此抬高自己的身价，拉热关系，于公于私都有好处，常常是十几张桌子座无虚席。这些人衣冠楚楚，正襟危坐，茶馆里不吵不闹，安静肃穆，似乎特别“文明”、“正统”。一班趋炎附势之徒,路过这里,总要点头哈腰，连声招呼，普通老百姓经过门前，总是埋头急行，好象走在城隍庙门口一样，惶惶不安。与“群进”茶社气氛大不相同的有另一类商人聚会的茶馆。中金华街的商会“公益”茶社，每天上午总要热闹拥挤好一阵子。匹头、百货、盐业、山货、油糖等各业商人和外地客商，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桌桌都有人在喊“茶钱，茶钱!”幺师穿梭收钱沏茶，连声不迭地 呼叫“谢茶、谢茶!”代客道谢。来这儿的人,泡碗茶只是个摆饰，忙着的是探行情,谈交易,袖筒子里捏指姆。特别是“关期”①时刻,那更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喜怒哀乐，变化无常。在那物价风涨，银根紧缺的岁月，怎不令这些生意人费尽心机，焦头烂额?东林寺内的“清诗”茶社每逢赶场正殿和坝子里都摆满了茶桌。砻房老板，谷米贩子，经纪掮客和卖谷子的小地主，大绅粮，卖公粮的庶务人员摩肩接踵，从上午九点左右足足要挤到下午一二点钟。茶客换了一批又一批，一张桌子摆上十多个茶碗也是常事，一场可卖几百碗茶。花市坝的“谦益”茶社地处花店外边。冷场天，有到花店称花的“燕儿贩子”(趸买零卖后扎账的小棉花商人)还有来自南部、仪陇等县住宿花店的外地棉花客商和本城棉花商来此吃茶兼谈生意，赶场天，茶馆里那就更加热闹拥挤。东林寺巷子口谢麻婆(也称彭麻婆)开的“大众”茶社规模不大，生意兴隆。每逢赶场就挤满了各大商家收购土布的经理、学徒、经纪人、土布贩子和机房老板与卖布农民，成交额多时达千匹以上。这类茶馆应商业而兴，因商业而荣，对繁荣营山经济，促进物资交流，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还有一类，如十字口、东门口、西门口的几家私人茶馆，又是另一种风味了。十字口的任客贤、马宗海、黄德湘茶馆，茶房较窄，茶具也不精致，但处交通要冲，老板谦和，么师热情，一天到晚生意都好。木匠、石匠、泥水匠、其他各种手艺人和下力人常聚集在这些茶馆里，泡上一碗茶或者来一碗“玻璃”(白开水)或者喝几口“加班茶”②，啃火烧馍，等候主顾,联系活路。这类茶馆正是这些靠手艺或气力吃饭、无立锥之地的人落脚的好地方。乡下农民赶场累了，也常喜爱在这些茶馆喝茶、歇气、摆龙门阵。茶馆中，袍哥的公口茶社最多。“崇仁”茶社(在何园茶社原址)是仁字袍哥的总公口，“六也居”茶社是义字袍哥的总公口，“尚义堂”茶社是青帮的帮会所在。这三个茶社集中在正东街，各有仁、义袍哥总社和青帮派的管事负责，内联各个公口，外接来拜码头的外地哥弟。各个势力大的袍哥大爷为巩固、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还有各自的坐堂公口茶馆。金华街的“西宁”茶社是仁字冉大爷的坐堂公口，“清涟”茶社 归义 字王大爷执掌,盐市街的“拱辰”茶社是仁字李大爷坐堂，东门口的“香泉居”茶社是义字郑大爷的堂口，纸市桥边的“辅仁”茶社坐堂的为李大爷，正西街的“西都”茶社张大爷坐堂，还有义字总舵爷撑腰，“广益”茶社是仁字蔡大爷的坐堂公口，外西街的“玉泉”茶社由仁字龚大爷坐堂,礼字何五爷在西街开的“中行”茶社,通过“中行社”的关系，得到仁、义两堂的共同支持。这，还没有列完，但大街小巷已无处不有袍哥的公口茶馆，所有公口茶馆都有大爷派的管事，么大专门经管照科。这类公口茶馆外堂卖茶,来客极为复杂,官、绅、商、学、袍哥弟兄、鸦片贩子，跑摊匠、刀儿客、地痞流氓、无所不有。有的内堂开赌场,聚赌抽头;也有摆设‘红灯’的。赌博有麻将、纸牌、朴克、骰子、牌九、红宝、单双等;卖毒有鸦片、吗啡。
这些赌窟、烟榻，当官的睁眼不看，警察兵不敢吭声，害得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县城里的甘百禄、蔡国喜等人就是栽进这个旋涡爬不起来的代表。还有国民兵团分队长李英才输烂了，拿出手枪勾结土匪抢劫杀人，遭到了枪毙。这些公口茶馆也常是“吃茶讲理”的场所。旧社会，民间争边界、争产权、债务纠纷、婚姻扯皮、辱骂斗殴,相持不下时，双方往往到茶馆吃茶讲理，请大爷评理论断。有的大爷为赢得群众拥戴，也曾秉公论断或劝双方和解。但更多的论断，往往是亲者有理,疏者无理;兄弟伙有理,“白朋”(没海袍哥的)无理;送了人情的有理，送不起礼的无理。不少贫穷善良人在大爷淫威下，给茶钱、赔小心、挂红放火炮，磕转转头，结果落得有理而来，“无理”而归，含恨难言。这些公口茶馆是袍哥大爷的聚宝盆,邪恶势力的汇集点,也是营山县城的痈疽，罪恶的渊薮。
每逢寒暑假期，东街的“何园”茶社(后来在这里另开了“崇仁”茶社又是另一番景象。)假期里，在成都,重庆或其他城市读书的一些学生回来了,大家常借茶馆作为聚会之所。“何园”位置适中,茶座宽敞，有外堂也有内堂，就成了回乡学生常来的地方。学生们回来了，在营山县中学或小学的老同学、老朋友正值假期也常来聚会，这些回乡、在乡青年人在一起品茗闲谈，畅叙友情，互相介绍各地风土民情，纵谈天下大事，评论时政弊端，谈笑风生，兴味盎然，给茶馆也似乎增添了一些生气。城附中心小学的教师集资在下金华街流二桥附近开了一个茶馆，取名为“延雅”，便于课余时在此吃茶打牌，作为自己的世外桃源，倒也别具一格。还值得一提是北门桥的临时茶座和城南的“竹林”茶园这两个季节性茶社。每到夏季，北门桥楼上河风习习，来乘凉的人很多。花市坝的“谦益”茶社往往趁机临时垒灶烧水，将桌凳摆设在桥楼上和桥北码头及黄桷树下沙坝里卖茶。不少居民和小商贩，手艺人在这里吃茶，有的还打牌，垂钓。既吃了茶，又乘了凉，如再钓得几尾鲜鱼，更是额外收获。这个茶座是逗人喜欢，受人称赞的。南门外的“竹林茶园”是人称“陈二老爷”的陈级三开的。他利用私宅空地辟为茶园,雇工经营。出南门沿城墙东行六七十步，折向南下到小河边再行二三十步，过小木桥，入竹篱门，便是茶园。茶园临小溪，对岸就是翠屏山，无数翠竹遮天蔽日，林中茅亭高耸宽敞，傍依荷塘，桑园。亭中及竹荫下设有茶桌数十张，特备有躺椅、凉榻，桌旁椅畔摆设盆花。满目青翠，凉爽幽静，似乎酷暑也消退了大半。“竹林茶园”每年夏初开业，“十人团”“诸公”以及县城的官员和豪绅富商们的“转转会”就迁到了这里，轮番相邀,携带太太、公子、小姐到这儿乘凉、打牌、宴客。随着这些人的汇聚,卖纸烟瓜子的、装水烟的、卖水果的、打扇的都闻风而至，如影随行，再加上各家带来的老妈子、保姆、小丫头……也颇为喧闹拥挤。这里打麻将的场面，更是不同凡响。当时有几句顺口溜形象而深刻地描绘了那个情景:“里四人，外四人，四个角角站四人，老爷太太搓麻将，打扇·娃儿热汗淋，丫头妈子手脚酸，点烟递茶送毛巾。”普通人看到这种派头，那付架势，有几个还坐得住，有几个愿再来?好端端的避暑茶园无形中成了权贵们游乐的禁地。茶园老板抽头，待宴获得大利，老百姓一提起“竹林茶园”却总是摇头瘪嘴。茶馆生意，晚堂更比白天热闹，兴隆。到了晚上，很多生意人，手艺人歇业吃茶来了，老年人品茗散心来了，居民们会友闲谈来了，几乎家家茶馆桌桌都坐得满满的，晚上卖的茶比白天还多。特别是到了热天，十字口、东门口、衙门口、纸市桥等店外地面比较宽广的茶馆，多把桌子摆到街上，搭好矮凳、凉椅，茶客们吃茶乘凉，坐满街心。再加那些卤菜摊子、花生簸簸、凉粉担担、熙熙攘攘,闹声阵阵,一个茶馆及其周围就形成一个夜市。外堂热闹，有些茶馆的内堂更闹热,赌徒们“挤场合”来了，瘾哥们“朋(Pēn)盘子”来了,呼幺喝六,吞云吐雾。个别茶馆的赌场，到了深夜还备有酒菜消夜，以便赌友们鏖战通宵。
营山县城没有固定的戏院，川剧爱好者却不少，他们有时晚上也聚集在茶馆里“打玩友”或称“打围鼓”。两张茶桌一拚,就成了临时乐台。打“场面”的、唱角色的、听唱戏的、五方杂坐，济济一堂。只要小鼓吧哒一响，就开始唱起。一折又一折，茶客添了一批又一批，莫得坐位的，买碗茶站到听也情愿。“玩友”也的确打得不错。早年，坐桶子的李涪泉、唱须生的魏秉衡、打锣拉弦子的秦瑞武、全金武、唱亮橙的王海如、唱青香的黄锦春等等都是人们叫好的“玩友”。莫若斯先生是有名的“玩友”鼓司。他烂熟各种曲牌，提签子手法高超,把“场面”指挥得丝丝如扣,文武谐调;他还擅长青衣,嗓音甜润婉转,字正腔园。他和方体 合唱的《红梅阁》、《踏伞》等戏,常常赢得听众的喝彩和掌声。他组织的“朗清音乐社”就经常“打玩友”，后来组成了个“戏班子”，就是营山川剧团的前身。有的茶馆还有“扯诗条子”的,引得一班斯文人围着谜灯摇头哦吟，也有“钉飞叉的”，想碰运气一锭子打中赢得几文。这种雅俗共尝的玩意儿，还很有点吸引力。有的茶馆还经常接待江湖艺人，在晚堂讲评书，打荷叶，唱清音。只要有这类演唱，茶馆总是座无虚席，打唱不收场，茶客不离席。这些活动不仅给茶馆招来了顾客，也丰富了群众的文娱生活。茶馆虽小，却牵连着社会各阶级、阶层。通过这形形色色的茶馆，各式各样的人物，热热闹闹的场面，纷纷繁繁的活动，我们多少可以看出解放前营山县城的风貌。
来源:南充记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