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二龙镇：梁也还是那道梁“县”已不是那个县

坐落于二龙镇红土村的精兰院，被列为阆中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南充，以“龙”字命名的乡镇不多见，以“二龙”命名的则属凤毛麟角。阆中市东北方向，一个距阆中古城不到30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山梁，阆中市二龙镇就位于这道梁上。

这道山梁上有一条通向巴中的公路， 原来是省道302线，去年底，该线升级为国道。元旦节前夕，记者踏访这里时，正值这条公路改建。

一道普通的山梁， 为何在历史上能形成一个场镇，还取名二龙，它与龙有关么？更让人意外的是，历史上这里曾置过县，其县名叫“恭思”。

恭思县诸多历史之谜

二龙场附近有一个恭思顶村，该村靠场头的二台地上，有一片庄稼地。这片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地方，就是当地的“恭思县遗址”。

据当地史料载：二龙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有史可考的，就是历史上的唐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这里曾设置过恭思县。

当地人介绍，二龙的得名，应该与当地特殊的地理位置相关。二龙场所在地两端，分别坐落有两座山，一座山叫老鹰山，另一座山无名。二龙场就位于两座山之间，由于两座山的山势如同二条龙，所夹之地“二龙”一名由此而来。

前面所说唐朝初年的恭思县，就设于老鹰山的二台地上。

数年前，阆中文物部门曾派人到此，对恭思县遗址进行过考察。通过遗存的城墙、城楼的地基石，确认恭思县的遗址所在地为恭思顶村七组。由于年代久远，加上人为拆毁，已无物件或建筑可考。但相传恭思县所辖的范围为：东至阆中玉台场、仪陇观音场，南至阆中东兴乡，西至阆中井溪乡东河边，北与苍溪王渡、三庙相连。

恭思县的历史仅有短短6年时间。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恭思县寿终正寝。唐高祖当年为何要在这里置县，置县仅6年即撤，实为一大历史谜团。

据二龙镇文化站站长廖波介绍，他曾就恭思县的历史寻访过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数年前，当地九旬老人廖由华、廖由久口述，恭思顶上曾有一座塔，明末清初时被毁。恭思县撤后，县城依旧在，其北门直通二龙场。

恭思县城的西门处建有文庙，出西门后即通向隆州，即如今的阆中城。恭思县城的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传，县城对面的大梁寨为当年的兵营。经过千多年岁月的洗礼，恭思县城早已随烟而去。

1941年，当地一位叫卫文光的村民，在大梁寨开荒时，挖出一块“镇县碑”，后此碑不知去向。

宝城宫一段美丽的传说

二龙镇现有的10个行政村中，有一个名叫宝城宫的村。而宝城宫村的得名，与历史上当地曾建有一座宝城宫相关。

据该村上了年纪的村民介绍，相传，历史上杨贵妃曾在此居住过。但这一说法被当地人否定。否定这一说法的，是当地一名叫廖周行的七旬老人。

廖周行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化人，近年来，他自费办阆中市民主革命纪念馆之举，成为美谈。

据廖周行介绍，历史上宝城宫村所在地曾建有一座宝城宫，杨贵妃虽然没有来此宫居住过，但修建此宫却与她有关。当年唐王下令民间选宫女入宫，当地有个姓杨的村姑有幸入选。进宫后，这位宫女很快与杨贵妃结为姊妹，关系非同一般。

当年，四川民间有4大宫殿，杨贵妃感念她这位同姓妹妹对她的好，决定为其在家乡修建一座宫殿。当时朝廷一员大将得知消息，出于巴结杨贵妃，私下给她献了不少银两。后来杨贵妃出资，由当地官员监督，在二龙宝城村，选了块地建起一座宫殿。宫殿建成后，唐玄宗为其取名“宝城宫”。

据当地百姓口口相传，当年坐落于宝城宫村的宝城宫，气势恢宏，其规模与风格与当年长安皇宫中的咸元殿一模一样。新中国成立之初土改时，当地村民在宝城宫遗址处发现一块石碑，碑中记载了宝城宫修建的这段史实。如今，此碑的残片还留在当地一村民家中。

与宝城宫相遥的二龙镇红土村，有一座精兰院。据考，该院为明代建筑，曾是当地有名的学堂。

历史上，二龙曾出过多名进士及举人、贡生。经考证，仅明清两代，这里的任氏家族就先后出了任仪、任维贤、任应征、任逆舫四进士，而廖、杨氏家族则出了廖文英、杨大任二进士。此外，文武举人、贡生多达20余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

新中国成立后，精兰院一度办起村小。后来村小被拆，建筑一度废弃。2013年，精兰院被列为阆中市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政府出资数十万元，将精兰院维修一新。

末代举人廖树堂轶事

该镇新店子村一座普通的农舍，上面挂着“阆中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该农舍的主人，就是廖周行。廖家院子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院坝边上，立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光汉公旧址”四个大字。据廖周行介绍，此源于他的祖先廖树堂。

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廖树堂就出生于这个大院。长大中举后，正值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时期。当时康梁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兴起，他亲眼目睹了清廷的腐败。“戊戌变法”失败的结果，使廖树堂感到震惊，从而促进了他的觉醒。

虽然廖树堂曾三度被清廷授以官职，但均被他一一推辞。后来，他毅然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进行反清复汉的革命活动。

据现有史料，辛亥革命前后，廖树堂以举人的声望，借用袍哥的名义，在阆中廖家寨一带组织“汉军联合会”。在“二次革命”运动中，他在阆中成功举行武装起义，填补了清末阆中反清倒袁的历史空白。

辛亥革命成功后，廖树堂年逾花甲，力不从心的他常以感慨的口气对儿孙们说：“我赞成康梁变法，更崇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我却没有为国家民族干一番事业，深感惋惜”。

为此，廖树堂特地在自家堂屋的神龛上方，挂上一块“天下为公”的金字大匾，以效法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阆中前夕，廖树堂去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廖周行为纪念这位先祖，特地刻了块“光汉公旧址”石碑，立于院中，据其介绍，这个举人大院当年曾建立过乡苏维埃，目前是阆中，也是通、南、巴一带唯一乡村苏维埃旧址。因此，在立“光汉公旧址”石碑同时，廖周行利用自己闲置的住房，筹建起“阆中市民主革命纪念馆”。

现在该馆已按历史年代建有四个展室，即辛亥革命时期、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后各时期以及一间农村书屋。

“红军村”的红色故事

二龙镇康垭口村坐落在老重山上，这里与川北一带众多山村似乎没什么两样。然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该村有55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包括新中国开国大典驾机飞越天安门上空的安志敏将军、原川陕省委秘书长戚应源和如今居住在总参军训部洛阳干休所的军级离休老红军戚怀培。

“过去我们这里不被外界所知，如今，村道路修起了，外来了解红色文化的人多了。”见记者采访，村党支部书记赵胤君介绍道，他们村叫“红军村”。

提及“红军村”一说，赵胤君给记者看了份资料，2012年5月22日，省信访局编发的一期《重要信访问题摘报》，摘报的标题为“来自‘红军村’的期盼”。该份摘报问题的反映人名叫戚怀培，系总参军训部洛阳干休所一名军级离休干部。

当年90岁的戚怀培，1933年参加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他在信中希望四川省委、省政府关心支持红军村的公路建设。戚怀培的来信引起省委、省政府重视，在多方帮扶下，该村修通22公里水泥路。村民“出门难”问题得以解决。

这个戚怀培正是康垭口村人。后经康垭口村“两委”详查，1932年至1933年间，该村共有55人参加红军，大部分在革命战争中牺牲。

将墓碑打扫一遍，再将坟头上的草清理掉。2015年12月26日下午，太阳露出笑脸，老重山下，83岁的村民王顺志，一步一挪又一次来到这里，看望红军哥哥王顺智的墓地。

王顺智、王顺志兄弟俩的读音完全相同，为了以示区别，村民们管王顺智为“大王”、管王顺志为“小王”。家住该村7组的王家有兄弟8人，王顺智排行老七，被父母叫做“王老七”。1933年5月，14岁的王顺智参加红军。

王顺志回忆，七哥王顺智参加红军后，一直没有消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他才第一次回家。王顺志说，当年七哥回家主要是探望父母。

王顺智只是该村多位走出去的红军一员。（南充晚报记者 李波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