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军杨克明:战至一人时,他用仅有的一颗子弹对准自己
我爱萨其马虞co 发表于:2020-4-28 21:26:50 复制链接 发表新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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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祖国网编辑据《后乐先忧斯世事》(王定国著)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



王定国(1913年—)女,四川营山县人,中国共产党员,革命家谢觉哉同志的夫人,老红军。

高台烈士陵园肃穆庄严,朱德、李先念、徐向前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题词撞击着人们的心扉;伟大的革命先驱者的事迹和英名,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高台烈士陵园

原红五军政委杨克明是西路军艰苦悲壮历程中一位杰出的战士,高台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之一,也是我在家乡搞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老师,人们将永远怀念着他。



杨克明烈士像

1932年,我的家乡营山县安化场和川北贫苦山区一样,处在土地革命的前夜。千百年来,饱受封建地主剥削压迫的广大农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农会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生发起来,产生越来越大的轰动。

在那时,据我舅舅介绍,一位卖布的人叫杨布客,常住在我舅舅家,有时住在我家。杨布客用一个门板在我家门口摆摊,平时就背着篮子、拿着鼓,到处串乡走户。我就在这时候,与杨克明认识的。

安化场这个小镇,是很繁华的,年节都有灯会。很多财主到了夏天,都到此地乘凉。杨克明来后一住就两三个月。节日安化镇被各种各样的灯装饰得很堂皇,街上又唱戏,很热闹,可是我不能去,因家族管教严,不允许女孩子出去看灯。记得有一位陈吆妹,晚上偷着上街看灯,后被家族发现,因为辫子很长,被族人抓着辫子拖回祠堂就打,她父亲、母亲也要替她挨四十个背花条子。我对这种作法十分痛恨,内心对这种惨情惨景产生一种反抗的心情。我把此事告诉给杨克明,他听着很气愤,说男女应该平等,哪有这样的家法族规。这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杨克明叙述的一切,给了我极大的力量和勇气。

我虽然才十六七岁,但在李忠斌和李忠胜两个舅舅的影响下,已参加了农会的活动。杨克明以一个卖布商人的身份来到我们家乡,经常找舅舅接头,了解农会发展情况,指导我们发展农会会员,组织农民抗捐、抗税。当时的农民,不但受尽地主老财的剥削,还要负担国民党政府各种各样繁多的苛捐杂税,生孩子交人丁税,穿鞋要草鞋税,打赤脚要脚板税,更别出新裁地预收40多年的发展税,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生活苦不堪言。农会为农民撑腰办事,支持农民抗捐、抗税、抗粮、抗夫、抗丁,提倡男女平等,宣传团结一致,自己解放自己。劳苦农民很快接受了农会的主张,纷纷参加了农会,我们家乡农会运动,红红火火的开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营山的农会发展了5000多会员,这其中有杨克明付出的血汗。听说当时四川营山农会,属四川之冠。



杨克明像(资料照片)

那时我和妈妈、妹妹租地主的房子,开个酒店,桌前面卖酒,后面住人。那房子有个吊楼子,有了事可以随时隐蔽,或从楼堂门跑出去。我妈妈是个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她热爱她的兄弟,也信任她弟弟的朋友们,我们家很自然地就成了农会的秘密联络站。杨克明经常出入我家,也经常给我们讲为穷人谋利益的道理,我妈妈认为杨克明是个好人,就让他住在我们家里,还经常帮助他们工作,帮助他们把油印机收藏在红薯窖里或猪圈上面,帮助照料他的生活。农会工作或开会时,就自觉地给我们放哨、打掩护。记得有一次,杨布客(即杨克明)拿一元钱给我,帮我家付房租。听说只要杨克明被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时,就来到营山各地,有时就躲在我家里,依然以布客身份在穷僻山区奔波串联。现在想来他是在传播革命火种。我听杨布客说农民要有枪支才行。

离我家几十里地的丰豆铺,是当时家乡一带比较大的镇子。镇子上驻着一个团防局,收罗的全是些地痞、流氓、污合之众,他们借着有武装,仗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还私设公堂,拉肥绑票,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民众敢怒不敢言,农民运动也受到压制。一天晚上,肖德兴派我送封信到仙女石坡上的一个店子里,说那里有人等着。送信的途中有一座坟,叫花坟山,我从老人嘴里听了不少鬼故事,当时我好怕鬼呀,杨克明就对我说:“卯妹,莫怕,我们在树林坝里等你,你听到猫叫,我就在那里了。”就这样我心里踏实多了,那晚我第一次独个走夜路,把信顺利地送到了仙女石。过了两天,丰豆铺的团防局被端掉了,打死了很多人,团总被扔到茅坑里了。从这以后,农民运动进一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和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团防局的周旋中,我们搞农会也要提防反动分子搞破坏。有时风声紧了,我们就逃出去躲避几天。每逢这种时候,只要杨克明在,就总是像大哥一样,关心照顾我们,教给我们怎样开展农会斗争、做宣传工作,以及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同群众取得联系,以利于更多地团结人民,开展农会工作。

1933年红军来到我的家乡营山后,我才知道杨克明是共产党员,到三十三军当政委去了。

1932年夏,杨克明离开了营山到川东组织游击队去了。临行时,他告诉我不要走,说红军很快要来了,等红军来了再联系。我视杨克明如同兄长、教师,从他身上初步认识了我为农会做的工作,就是为劳动人民谋利益的革命工作。

1933年8月,红九军来到了安化场,家乡解放了,苏维埃政权也成立了。我一直为苏维埃政权工作,同年,我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我想,杨克明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1934年,我随红军到了通江,意外地见到了杨克明。他当时在通江省政府内务委员会工作,他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我也急切向他叙述着家乡和他离开营山后,我们农会工作进展的情况。当他说:“我已知道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了”。那时,他郑重其事地和我紧紧地久久握手,使我感到了力量,感到了鼓励,感到了殷切的期望。他放开我的手,又打趣地叫我“卯妹”,并说:“现在还怕鬼吗?”我俩都不由得欢快地笑了起来。

1936年10月,杨克明随军西渡黄河,转战于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1937年1月,他与军长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在高台县城与7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激战,最后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后来我才知道,在攻打高台时,杨克明和董振堂严密组织、顽强抵抗,与敌在城外激战七昼夜,我军人员伤亡较大,弹药消耗严重,被迫退入城内坚守。在敌人猛烈的炮火轰击下,红五军3000余名将士绝大部份壮烈牺牲。战斗打到只剩下杨克明一个人时,他枪里只有一颗子弹了,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他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扳机自杀。战斗结束后,惨绝人寰的敌人将他和董振堂、叶崇林的头割下,悬首示众,不准收尸。解放后,为纪念高台死难烈士,当地政府修葺了红军烈士纪念馆,为杨克明、董振堂专门修了纪念碑。杨克明烈士纪念碑的对联写着:“三过草地心犹壮;一死高台志未移。”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雕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重访旧地,心潮起伏,许多难忘的往事涌上心头。我怀念杨克明,怀念为了今天而流血牺牲的英烈。告慰英烈,我们一定会不懈地努力,学习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坚韧不拔、自我牺牲的精神和英雄气概,继承和发扬西路军浴血奋战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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