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几个被混淆和误传的历史时间！

文/刘先澄

有几个关于阆中历史的时间问题，需要重视并澄清。因为一些含混的说法，咋听不错，却与史实不符，常被行家诟病，给受众带来误解，给后人造成认知的错讹。应该辨识明白，力求纠正。

01、阆中有2300多年的城建史？

这个论断在讲话、发言、公文中常见，人们非议颇多。所谓“城建史”，就是建成城市的历史。阆中这座城市是建成于2300多年前？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人们常提到的“2300多年”，其实是指周慎王五年、秦惠文王后元九年、亦即公元前316年，秦国灭了以阆中为都城的巴国，两年后的公元前314年，秦在阆中置巴郡（郡治后迁江州即今重庆）、阆中县。从置县至今年（2020年），正是2334年。这是阆中的建县史，也可以说是“建置史”，或“建制史”。

把2300多年“建县史”说成“城建史”，不仅是混淆，而且是错误。因为在建县之前，早就有阆中这座城市，阆中的“城建史”比“建县史”早得多 。把2300多年“建县史”或“建置史”说成“城建史”，实际上缩短了、甚至贬低了阆中悠久的历史。



阆中的“城建史”有多早呢？常璩《华阳国志》载：“巴子时虽都江州（今重庆巴南区），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这说明在巴子国迁都阆中之前，已经早有阆中城了。建成阆中城的时间，哪能从秦灭巴建县之时算起！巴子国迁都阆中的具体时间，或者说阆中作为巴国都城的时间有多长？是史学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著名学者蒙文通在《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中说：“《常书》（即常璩著《华阳国志》）载巴郡士女，前汉十三人，阆中十一人；后汉三十九人，江州仅三人。见两汉之世，江州文化远不及阆中，足知姬姓之巴子在北而不在南。”蒙老先生这是质疑《华阳国志》“周武王克殷，封姬姓于巴，爵之，建都江州，为南土诸侯之首”的说法。

就是说，周武王打败殷商后，把姬姓子弟分封在巴地，授予官职，而建都之地，不应是南面的江州（今重庆），而应是北面的阆中。因为直到两汉时期，阆中的人才之多，人文之盛，远远超过江州。如按蒙老所言，阆中城早在周武王克殷分封之年，约在公元前11世纪，就是巴子国之都了。按此说，到秦灭周的公元前316年，阆中城作为巴都有七百多年历史。

蒙老之说应是一种分析，未见另有类似之说，未可视为定论。上世纪阆中老一辈学者研究认为，阆中作巴国别都约在公元前330年前后，即阆中作为巴国都城只有大约14年时间。后来的研究成果突破了此说。

巴国历史久远。殷商时代就有“巴方”；到周朝，从受周武王之封为巴子国，到在阆中称王的巴国被秦国所灭，经历约780多年。战国中后期，巴国逐渐衰弱，受到西面蜀国和东面楚国的威胁和侵逼，所以国都忽东忽西，多次迁徙。最后迁至阆中，也是形势所迫。其具体时间史无明载，只能从当时情势分析，迁阆为都应是在受蜀、楚威逼而衰败的时候。

《华阳国志·蜀志》载：“巴与蜀仇”。司马迁《史记·楚世家》载：楚肃王四年，即公元前377年，“蜀伐楚，取兹方，于是楚为扞关以拒之。”（《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1720页）学术界对蜀伐楚颇多争论，有说蜀楚之间隔着巴国，应是巴蜀联兵伐楚；也有说是巴蜀世仇，蜀强巴弱，蜀伐楚前必是先伐巴，赵炳清先生《略伦巴蔓子》文中认为，此时巴楚关系和睦，所谓蜀伐楚即蜀伐巴。蜀军越过巴地才进入楚境，威胁到楚的安全，于是遭到楚的反击，在兹方（今湖北松滋地）据关打败蜀军。巴国很可能因挡不住蜀国侵犯，向北败退而至阆中。



巴人雕塑

《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元年，即公元前361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202页）张守节《正义》释云：楚“南有巴渝，过江南有黔中、巴郡也。”说明这时楚已入侵占据大片巴子国领土。到战国后期，楚国势力甚至达到渠江流域，唐代诗人崔涂游览广安肖溪镇冲相寺写诗道：“道尽东风过楚城”，渠江流域的广安曾有“楚城”的别称。这说明巴国因楚已占据渠江流域，而沿嘉陵江向北退至阆中。

从这些记载分析，正如蒋晓春、余小洪先生《巴国迁都阆中考》一文中说：“在公元前377年，蜀可以轻松地伐巴至楚，而前361年楚又占据了巴的大片国土。可见在这16年间，巴国的处境有多尴尬”。巴国西有蜀国威胁、东有强楚所逼，在夹击之下，只好逆嘉陵江北上，选择了进可攻、退可守，战略位置优越，富有农桑和渔、猎、盐资源，又是板楯蛮腹心地带，有中心城池阆中可作为都城。就是说，巴国迁都阆中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华先生《楚国灭巴考》认为在公元前362年，可备一说。”

这些史事证明，早在巴国被秦所灭、建阆中县的约五、六十年前，阆中作为早已存在的一座重要城邑，被巴人作为国都。在迁作巴都之前，阆中建城还有多早呢？尚未见到史料佐证。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先生在《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一文中，将先秦城市的演变划分为三个时期：肇始期，约当仰韶后期到龙山时代阶段；确立期，约当夏商西周时期；转型期，约当春秋战国时期。阆中古城北的兰家坝新时期时代遗址、城东的朱家山坪上遗址，都发现大量先秦早期石器、陶器、先民聚落文化层，2017年初步发掘的城东灵山遗址，出土有先民祭天的燎祭坑和精致的星孔玉牌、陶器等多种文物，城南不远处的彭城坝文化遗址出土了商周礼器“虎纹铜钺”。

这些比巴国“后治阆中”时期早得多的遗址文物，证明处于山环水绕大坝之中的阆中古城及其周边郊区，至少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其城邑建设，在商周时期就已确立格局，应是四川地区最早兴起的城邑之一，到战国时期已完成转型具有相当规模，才会被选作巴国都城。

所以，绝不可以轻言阆中只有“2300多年建城史”。应该表述为“阆中有5000多年文明史”；“阆中建县已有2300多年历史”。

02、明末清初为四川省会二十年？

这句话常从发言、讲话和导游讲解中听到，有两点应该指出：

第一，“明末”二字是错误的。“明末”即清朝立国之前。明朝灭亡前夕，阆中根本没有作过四川省会；省会地位最早是从清顺治三年（1646年）开始。说“清初”不错，不能加上“明末”。

第二，“二十年”的说法有依据，但还需更谨严。

能证明阆中清初曾为四川省会最早最翔实的文献，是清初通江士子李馥荣所著的《滟滪囊》：清顺治三年（1646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肃亲王豪格率清军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后，“肃王乃之（来到）保宁（阆中）城，部署满汉文武官：委署巡抚王遵坦；布政使司王元膴，料理军需；奏授汉中投诚杨道纯为按察使司；刘通，巡川北道；柯臣，保宁府知府；汤鼐新为阆中县令；……”（卷之七）。肃亲王在阆中委署王遵坦首任四川巡抚，是清代四川始有省级政权、阆中为省会的标志。



清时期的阆中西城门

《四川通史·清》：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王遵坦箭疮发作病重死于保宁，四川巡抚一职由李国英署理继任。“顺治五年（1648）闰四月初九日，清廷‘以委署四川巡抚、总兵官李国英为督察院右副都御使，仍巡抚四川、提督军务’（《世宗皇帝实录》）、‘驻保宁’（《道光保宁府志》）”，清朝在川政权始由朝廷行文明令固定驻阆中，“保宁成为清朝四川政权的政治中枢，亦即清朝四川的临时省会”。（卷六10页）

康熙初《四川巡抚张德地揭帖》：“职奉命西巡，入境之时，三川未附，入我版图者，唯川北一隅，而保宁即当省会之区。且因伪逆盘距东南，时烦征剿。调兵运输，日无宁晷，而广元为秦陇接蜀，阆中系省会要区，首当其冲，南部、苍溪次之，昭化又次之”（《明清史料?丙编》）。

康熙三年（1664）四川布政使郎廷相《鼎建蜀藩公署记》：“国朝藩（布政司）蜀者，率皆驻阆州视事……念嘉陵一苇，巴江便于输輓，遂乃驻阆”（康熙《四川总志》艺文志）。郎廷相《四川布政使司题名记》：“国初疆宇未谧，藩蜀者前此悉居阆州……自予方移署成都，始肇造司署” （康熙《四川总志》艺文志）。

道光元年（1821）四川学政聂铣敏云：“我朝定鼎之初，重臣宿将，大纛高牙，辄驻于此，而此郡为四川省会”（道光《保宁府志序》）。

道光元年（1821）川北道黎学锦云：“我朝开国，会墉实在于斯。一时名臣宿将，持旌驻节者几二十年。而又首开蜀秀耀人才者四科，则固梁洋益梓之一大都会也” （《保宁府志序》）。

《四川通史·清》：“康熙四年（1665）二月，李国英关于‘下东底定，藩司应自保宁移驻成都’（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4）的奏疏获得批准。至此，原设保宁的四川政权机构全部迁往成都”（ 卷六12页）。

而在这之前的顺治十七年（庚子1660），川陕三边总督李国英疏奏：“今全蜀戡定，宜复省会于成都”（道光《保宁府志》卷三十七）。清廷擢江西左布政使佟凤彩任四川巡抚，命其驻节成都，开始重建省城。然而佟巡抚在《修成都府学记》中描述：当时成都“惟茂林丰草，……俎豆之地，为豺狼之所穴，狐兔之所嗥”。连房舍都没有，只能设帐为衙，筹划建设。很可能几年中，巡抚的大本营还是在阆中。成都新建省的抚、按、司、道各级衙门，有一个过程，直到五年后的康熙四年（1665）才完全建好，驻阆中的省政权机构陆续迁到成都才全部迁完。

阆中为清初省会除文献证据外，还有实物证据。一在今学道街，清初曾举行过五科四川乡试的贡院，明清规制，设贡院考省级乡试之处，必须在省城。二在汉桓侯祠，敌万楼北面悬挂的“虎臣良牧”匾。此匾上款为：钦命四川提督全省军务兼理粮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国英立，下款为：大清顺治己丑（1649年)秋上浣吉旦。它是李国英于顺治六年（1649）在阆中任四川巡抚时悬挂的，他用“虎臣良牧”称颂桓侯张飞，同时表示自己也要做麾军定川、为政安蜀的好官。

四川省会设于保宁府城阆中有多长时间如何计算？如以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底肃亲王豪格“布署满汉文武官、委署王遵坦为巡抚”算起，至康熙四年（1665）二月省政权机关全部迁至成都为止，实为18年又4个月，占了20个年头，即川北道黎学锦在道光《保宁府志》序中所说“几二十年”。有人认为肃亲王任命王遵坦为四川巡抚是将帅所委，不是朝廷所封，如以清廷正式行文任命李国英为四川巡抚驻保宁的顺治五年（1648）闰四月算起，则实为15年又10个月，占了17个年头。如以顺治五年（1648）朝廷任命李国英算起至任命佟凤彩重建成都的顺治十七年（1660）为止，则只有13个年头。

今之论者，对清初阆中为四川省会的时间，有说“十余年”，是“起止凭朝廷行文”为据；有说“十七年”，是“起按行文、止按实际”；说“二十年”，是 “起止均按实际情况、概数年头”。其实都有一定依据，没必要持一说批判另一说。近年人们基本都认同“二十年”。笔者以为：就统一于“二十年”之说最切合实际；但应更严谨一点，从黎学锦之说“几二十年”客观些，用现代语说“近二十年”或“约二十年”较稳妥。

03、阆中设川北道署三朝共500多年？

这句话常在景点介绍和导游讲解中出现。这是把明朝历时（1368—1644）计276年、清朝入关至辛亥革命历时（1644—1911）计267年、民国初期5年相加得出的数据，与史实相距甚远。

川北道不是明朝开国就设有的。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始改置全国按察分司为41道，其中四川只有川东、川西、黔中三道，未设在阆中。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记载，到景泰二年（1451）始在阆中设布政分司，其他各县也设有分司，是省布政司下派监察官员驻地，不是“道”级衙门。川北道则是“在府城内东南执法街之东（今城南新巷），嘉靖十一年（1532年）增置，奉抚、巡二台之议也，自是岁以分巡宪台驻焉”。自这一年起由分巡宪台（按察司副使、佥事）任分巡川北道驻阆中，这是阆中正式设分巡川北道署之始。继设川北“分守道在城中旬宣街（即迁藩寿王府遗址，今西街），嘉靖十九年（1540）知府许词新立”，又设“兵备道在分守道西，相去百步”。阆中设这三个川北道署机关，直到明末。明代川北道辖保宁府、顺庆府、龙安府、潼川州共31州县。


阆中道台衙门

清代沿袭明制，顺治三年（1646年）始在保宁府署东、西设分守川北道、分巡川北道，但康熙六年（1667年）全国统一裁除道的机构。60多年后的雍正八年（1730年），才又下诏复设分巡川北道。现存川北道署就是这一年拆掉贡院西面考舍重建的。乾隆十八年（1754）加兵备衔称为“分巡川北兵备道”，直至清末。清代川北道辖保宁府、顺庆府、潼川府共25州县。

民国元年（1912）废川北道，设川北宣慰使；民国二年（1913）复置川北道，设观察使。仍均治阆中。民国三年（1914），改川北道为嘉陵道，设道尹，仍治阆中。民国五年（1916）嘉陵道移治南充。民国川北道（嘉陵道）在原清代辖区基础上增加潼南县，共辖26县。

阆中在明代设为川北道治所的时间，起于嘉靖十一年（1532），止于明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共计112年。清代，阆中为川北道治有两段时间，一是顺治三年（1646）始设至康熙六年（1667）裁道，计21年；二是雍正八年（1730）复置至清末的宣统三年（1911），计181年；清代共计202年。民国元年（1913）至民国五年（1916）道台之名几经变化，阆中仍为道治所在，时间5年。总和三个朝代，阆中设为川北道治所总计319年。所以，川北道治设阆中的时间，不能将三朝统治年限简单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