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知青的记忆__远方的家第二故乡川北阆中边乡峰占牛王村

一一無為




时间一晃就是50年了，但少年时期的记忆使终在异乡的土地上梦中回想，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时光，由于我的家院门阔五开间和美奂绝伦的二大门斗拱建筑引起了文革小将们的注意，使我的家庭遭遇巨变。

我的家院元戎府是清代康熙年间四川川北镇保宁府阆中蒙家将蒙顺康熙帝赐名蒙善宇、蒙元亨、蒙应瑞三代同时选举荐升的三元大将军（康熙皇帝敕封），虽祖上有德有功，光耀州府，威震一方。但百余年历经时光洗浴，家族已经末落，但建筑格局乃然风韵犹存。




土改时我家定的成分是城市贫民，但由于家庭居住的环境是当时阆中县辖区内最大且“阔气”的民居大院之一，加之父亲在民国时期曾为川北阆中商人贺氏家族管理里过业务并担任过广元地区川北同乡商会首任会长等原因，所以很多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常常冲到我家里，蛮横地质问父母，您们既然是城市贫民为何有如此的豪宅大院，为什么大门上还高悬“元戎第”和“文魁”匾额？您们的先人在旧社会是不是大军阀，大地主？当时我的父母只有无语，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有理也说不清楚。

不久那些小将们查到我家是清代六世将门和举人世家。那还得了，大批红卫兵小将们再次来到大院中对“元戎府”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毁坏。“元戎第”府邸二大门被县革委会和红卫兵们所拆，数道清代帝王御笔的匾额被毁于一旦。某天正准备拆除元戎府大门时被驻阆的领导赶到才幸免一难，从此元戎府的后人们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提心吊胆，诚惶诚恐，最后被迫四方大迁徙。




1968年12月8日刊登在《甘肃日报》头版右侧登载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引起人民日报重视。同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此篇文章，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一时间成了一句红透大江南北的革命口号。

《人民日报》同时还在右上角的专栏里同时登出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应到农村去，按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顷刻引起了全国上下的积极响应，掀起了全国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同时，许多县市也鼓励城镇户口的居民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其实，这部分人主要是指无业的社会青年和因各类问题被革除公职的人，我父亲当时就因祖上是清朝将门世家和其它一些历史问题被革除了公职）。




1970年下半年阆中县人民政府发出了“社会青年和居民”上山下乡的总动员。县政府部门的相关领导及好心人们，开始给家父作政治思想工作，劝我家迁往农村，作响应号召的带头人，家父思来想去为被免家人遭受不幸，举家迁往农村或许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尽管无奈但能够保住和保护一大家人。

随后近两个月内，家父成了阆中城镇居民上山下乡的带头人，并在大会上做了报告。由于他解放前后分别在川北同乡商会，阆中县政府招待所、扩干会、阆中中学、东风中学、驻阆部队等单位工作过的原因，元戎府大院迎来了不少他曾经的领导、同事及好友的慰问看望，记忆中有：肖毅安、柯克明、孙幼臣、陈帮栋、何梦久、党必阳、张明松、薛瑞生、李文密以及驻阆部队的张政委等人。

临走前一个星期我们家来了一位尊贵的客人带着照相机为我们全家留下珍贵的记忆，在元戎府大厅靠北拍下了美丽难忘的瞬间全家福（可是这全家福中唯有一个小孩没有进入镜头中）。这个小孩就是笔者本人。常常听父辈们讲这位摄影师就是时任阆中水电部门的技术员以及后来成为阆中县的领导人之一的郭历权先生。




1970年11月28日早晨，政府派车到解放路64号大院接我们全家离开后在老车站会同其它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起离开县城，奔赴乡村。

世居249年的迎恩街元戎府再见了！元戎府的房屋成为了国家经管房，由县房管所统一经管。眼泪挂在所有蒙家后人的脸上，荡涤在车后扬起的浓浓灰尘之中……

我家来到阆中县辖区最边缘的乡村——老观区峰占公社十大队一队（今阆中市千佛镇峰占乡牛王包村一组。）居住了长达整整的100个月之久。这个山区村庄有着数颗千年大树迎客松组成了大自然的太极图，如果没有损坏将是美丽景观林园。




峰占乡位于今四川南充阆中巿东北部，北与广元巿苍溪县龙山镇交界，东与巴中市恩阳区渔溪镇接壤，地处“鸡鸣三市”之地。相传为明代张天师传道所在地、留下了历史遗迹“占丰亭”，且建有丰占观，后传为峰占因此而得名， 1951年建峰占乡。上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曾在此设立临时指挥部。峰占乡素有川东北中药材第一乡、苗木基地乡、生猪基地乡等美誉。




如今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当年农村那种清贫、单纯的生活依然尤如昨天，历历在目。　

当时农村划分阶级，也叫阶级成份，共分四类：第一类是贫农，是政治地位最高的。第二类是中农，又细分为下中农与上中农，下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贫农，上中农的政治地位次于下中农。贫农与下中农统称为贫下中农，属于专政者，而上中农属于团结对象。第三类是富农，政治地位次于上中农。第四类是地主，政治地位最低。富农与地主属于被专政对象，同被列入“地、富、反、坏、右”中。　

当时农村的基层组织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大队的干部有书记1人，大队长1人，大队会计1人，妇女主任1人，民兵连长1人，治保主任1人。大队集体经济有1个大队部（包括会堂），1个代销店，1个加工厂（包括榨油、棉花轧花即脱籽、打米），1－2辆拖拉机，1个知青点。　　

生产队的干部有政治指导员1人（生产队的最高领导），队长1人（专管稻谷、棉花与苎麻生产），妇女主任1人，会计1人，仓库保管员1人，记工员1人。

生产队的集体经济有：1栋仓库（可装30万斤稻谷），1个养猪场（常年养猪四、五十头），2个不大的机房（1个用于棉花轧花即脱籽、打米，1个用于抽水灌溉），一大二小三台柴油机、轧花机、打米机各1台，水泵两台，还有足够400多亩田土使用的全套农具，包括犁、耙、滚、打稻机等等大大小小不下五十件。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当时的每个大队都有的蹲点干部。区乡干部本人政治表现过硬，被选派到农村去蹲点，理所当然地就是所在蹲点大队的“一把手”。他们由大队安排住在农民家吃住，白天带队劳动，晚上给农民上政治课，是真正的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农民都叫他们“老师”。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大队的书记姓庞，民兵连长是重庆知青、妇女主任也是重庆知青。在我们生产队队长是姓程、妇女主任姓程、会计姓邓、记工员姓李、保管员姓蒙是我的“大大”（陕西方言：爸爸）。




当时农村的分配制度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人头为单位的平均分配，一种是以工分为单位的按劳分配。总体上是以平均分配为基础的按劳分配制度。这是即保证人人有饭吃，又体现多劳多得。分配的东西包括生产队自己生产的所有东西。大宗产品比如水稻、红薯等，交完国家征购粮，留足种子之后，剩下的就分给社员作口粮。一般是先人平均200－300斤，多余的再按工分。小宗产品，比如芋头、菜油等，一般是按人平分。而苎麻、棉花等经济作物则是卖给供销社。　　

年底春节前，以生产队为单位进行决算。该留的留足了，该分的分完了，最后是分钱了。钱是按工分分配（五保户例外，有基本保障）。队上会计留足来年的生产资金之后，剩余的钱折算出每个工多少钱，然后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数计算，就得出了各自可分得的钱数。

当时，一般一个工多则二、三毛，少则四、五分，因此，每家多则可分二、三百元，少则只有二、三十元。记得有一年我家分了二百多元，养了一个大肥猪180多斤、全家过了一个好年，不但计划物质全部买了回来，而且老妈还把所有的布证全部扯了布回来，然后母亲为我们每人做了好几天衣服。也得到了生产队、大队、公社领导们的高度表彰并奖励了军用棉衣棉裤。

由于耕作技术和条件的限制，当时的农家作物产量都不高，再加上当时国家实行“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国家征购粮任务繁重，一般占到总粮食产量的一半左右，每当我们生产队交公粮时大约早上2点多钟就要步行到苍溪县龙山区粮站去交公粮。

因此，农民的口粮经常不足，需要用杂粮补充。一般年景要吃一个月左右的杂粮，较差的年景要吃两个月左右，年景较好时就不需要了。杂粮主要是蚕豆、高粮、红薯、芋头等。　

当时农村的副业（现在叫个体经济）很单纯，就是各家各户的种和养。种就是种自己吃的各种蔬菜，养就是养家禽家畜（如我家就养猪、鸡、羊、兔、狗）。每家每户的房前屋后都有几分地的自留地，用于种植各种蔬菜，干部鼓励农民种。当时干部经常说一句话，叫“晚上洗衣白天晒，休息时间种小菜”，只要不是特别懒惰，蔬菜足够吃。　

我们也同时把城市的小辣椒、韭菜、香菜、菊花等种植带到了农村并分享给大家。而对于养殖家禽家畜，不但是当时国家的号召，还是要求。当时的口号是：大力发展养猪，支持国家建设。鸡鸭不管养多少均可，没有要求，但猪必须养，每家每户每年必须向国家交售一头合格肥猪（我们生产队由公家交）。合格标准是达到135斤以上，交售到公社肉食站。多余的就可以自由处理了，出售或者杀了吃均可。

有手艺的人，农闲时也可以外出做工赚钱，只要和本队政治指导员说一声就行了。主要有木匠、篾匠、桶匠、裁缝等，还有走村串户打“神仙米”（即爆米花）的人。木匠、篾匠、桶匠、裁缝等都是有需要的人接到家中做，而打“神仙米”的人则是走村串户的了。远远看见师傅挑着担儿吆喝着来了，小孩们就迫不及待地拿一升米、两小块干柴，再问大人要一毛钱交给师傅就行了。短短十来分钟，随着“砰”地一声巨响，白花花、香喷喷的“神仙米”就装满了一大筐。四十年过去了，那种清香至今还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当时农村的医疗在我的记忆中，尽管当时农村生活清贫，但却很少有人生病，特别是大病就很少有人患上，即使生病也只有感冒发烧、头痛脑热什么的，到大队赤脚医生那儿花几分钱、最多几毛钱买几粒丸子吃吃就行了。到公社卫生院去打吊针，那是了不起的大病，是很少见的。凡是在农村的城市居民和知青生病了、生产队长都亲自到大队接医生到家看望。

当时农村的教育、每个大队或两叁个大队都有一所完全小学，包括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毕业班都有。当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初中、高中是二年制。小学是春季入学，即启蒙读小学第一册是春季的3月1号。小学、初中不用考试，直接入学，高中也不用考试，是推荐入学。只有贫下中农的子弟才有资格被大队推荐去读高中，“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子弟是没有资格读高中的。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由一队到大队上小学，有几条大路可到牛王包小学、但最近的一条道路莫过于穿越一队和二队的大山、其中有段路要经过上千米的山崖岩洞。

由于我一直生活在城镇对乡村的山路行走很不习惯，特别是雨天，老师们把护卫我上学放学回家的任务交给了班长王勇同学。每到下雨时节，山路坡滑，比我年少的他总是用他那健壮的身体一直关心并陪伴着我。我们在上小学时，全班同学在厐远奇老师、李伟贤老师等所有老师们的亲切耐心教育下，全班几十名同学一直是该校的优秀学生，王勇同学一直是班长。韦菊华同学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委员。直到1978年9月1日我们以优秀的成绩全班集体进行入园宝中学学习。

峰占乡和牛王包村是我人生中永远的记忆！她不仅是保护了我们一家人，更养育了我的成长！培养了我坚毅顽强的性格，教会了我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的生活能力。如今几十年过去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但人生中许多宝贵的东西也随风而去。那个时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大公无私的品质消失了，那个时代艰苦朴素、努力奋斗的精神消失了，那个时代的单纯、真实消失了，已经无法找回，我们只有在心中默默地回忆，默默地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