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的“义子”隐喻学

明代收养“义子”之风很盛，其中明武宗朱厚照的表现很突出。他是荒淫无道之徒，对一切政务都无兴趣，但对射箭、游玩、骑狩与曲乐十分入迷，据说也懂梵文。他还对一些年少英俊的官吏非常宠幸，有一次甚至在宫中封了一百多个青年作为他的“义子”，赐姓朱。他在南下之时，因为喜欢一个歌童，侍宦以为武宗要纳他入宫，于是将这个不幸的歌童阉了，这反而是弄巧成拙……自上而下，世风熏染，民间也是有所呼应。我们在明朝的习俗、话本小说、戏剧当中，仍然可以看出不少“义子”连缀起的跌宕情事。
李自成、张献忠戎马倥偬，阅人无数，其欲望在勃然杀戮之外，其实早有性情的竹笋跃出地表，几百年之后我们仍能窥视其一二。李自成的“义子”众多，成为其江山稳固、人才倚重的重要手段。
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本年九月起事，十月在陕北各县间奔走，次年春被迫转入山西境内。当时他的势力并不强悍，席不暇暖，昼伏夜出，完全处于游击状态。依据史学家郭影秋先生的考据，这一年，年方10岁的李定国从张献忠起义。“定国幼年从军，其时当在转入山西之前。各书称张献忠养子者，均以可望、定国、文秀、能奇四人并列，定国从军当不太迟，非以后‘献忠有养子十人’者可比。”
李定国，字宁宇，榆林人。本农家子。“献忠喜其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献忠有养子四：延长人孙可望，年长知书，数位第一；定国以能次之；延安人刘文秀，绥德人艾能奇（一作奇能、云枝）又次之。”（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邵廷案：《西南纪事》卷十）
这些人的名字，器宇轩昂，一听就不是农家子能够取得出的名字，应该是黄虎采纳了御用文人的建议而命名。
到明崇祯十年（1637年），17岁的李定国，“眉目修阔，身长八尺，躯干洪伟，每盥沐照水，心窃自负，推附者遂呼之为‘小柴王’……”（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从这些描述里，可以发现接班人长势良好，已成大西政权栋梁之材。
兄弟、义子的排序，古人一般遵照年龄顺序而为。也就是说，在10岁的李定国之后，还有两个更小的兄弟伙。那么问题就来了：在提着脑袋冲杀的游击时期，这些娃娃们跟得上张献忠日行千里的飘忽节奏吗？游击部队里，竟然收养孩子团，莫非体现了张献忠爱民若子的深情厚谊？
张献忠赐予才能出众的义子“国姓张”，“国姓爷”的传统在明末飘摇时节，并非郑成功、南明小朝廷所独创。一直到明永历元年（1647年）正月，黄虎张献忠殒命西充县后，四位“义子”在綦江县召开会议，决定联明抗清，恢复“本姓”，持续十几年的“张姓”军，终于终结了。
而收养“义子”的传统，随着大西军的步伐而播种于各地。
清顺治二年（1645年）冬月，大西军在汉中连连失利，清军节节推进，川南为南明军队攻占。张献忠决定剿灭所辖川内各地城乡人口，以彻底消除内应。
计六奇《明季北略》里，记载了张献忠攻打桐城后的对待当地人的不同策略：“凡心腹悉隶帐下，有入其老营者，不得遽出。若见文士，则询其策略，或当意者，即授之职，赐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无所能而欲还乡者，辄杀之；所掠士子，知为本邑人，昼则与之饮食，命妇人承事，似见宠侍，及夜，则虞其遁逸，悉絷之，离乡三百里，始纵而不缚，所掠童子，教以骑射杀人，日间所遣，夜则点名，问今日杀人几块，犹云几个也。童子杀掠过多，献忠则喜而赏之，若无所杀掠，即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杀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为八贼，而不称八大王。”张献忠对“童子”的训练术记录较为详细，刀头舔血的熏陶下，注定是“功名事，刀头蜜”的结果。这也分明是在培养起义事业的接班人啊。
大西军中的孩子团，大显身手是在成都。
吴伟业《鹿樵纪闻》指出：在成都建都之后，张献忠为进一步加强舆论控制，捍卫大西政权，要确保铁打的江山不能生锈，肃反工作一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必须先行。于是黄虎“又选亲信左右千人，号‘诇事小儿’，身易服杂其间，夜出周行街巷，听人私语，犯忌讳者，以白垩识门，黎明而收者至”。
诇、詗，本义是知处告言之。此字亦作侦。在大西语境里，“诇事小儿”也称作“查事人”，属于大西政权从军队里抽调出来的身体轻健的青年，组建的一支一千人左右的侦察队伍。这些人身体轻健，应是十几岁的少年。
“义子”越来越多，行伍间举手投足全部都是亲戚，固然能够使造反的意志由铁变成钢。但我以为，事情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要注意两条史料。
王应奎《柳南续笔》4卷，共166条，成书于乾隆二十二年，书前有自序。初刊于乾隆二十八年，邵齐焘序。内容或记叙自己的见闻，包括当时文人逸事、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等；或记录读书心得、涉及经史子集、诗词曲画、文字音韵各个方面。这些内容都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史料。作者王应奎（1683—1760年），字东溆，号柳南。江苏常熟人，诸生，屡试不第，以著述终身。另著有《柳南随笔》《柳南诗文钞》《海虞诗苑》等。《柳南续笔》载：李二哇，献贼嬖僮也，美而勇，战必突阵先出，锋锐不可当。后为黄得功生擒，亦爱其美，欲与之昵，不从而死。祺芳亦有诗曰：
花底秦宫马上飞，
每番先阵突重围。
可怜拼得刀头血，
不向勤王队里归。
另外一条，出自《甲申朝事小记》三编卷二的记载：
张献忠有美娈童，名“二孩子”，年十八，技武绝伦。尝与靖南侯黄得功对阵，甫出战，童遽飞矢中其手，黄几败阵。怒甚，伏兵擒之。爱其勇，欲令降，童不应。侯笑曰：“闻贼夜卧汝腹上，本镇亦能抚汝，何不速降？”童坚不允，绝其食死。
黄得功两次说的话大同小异，足以显出其武人耿直的癖好。
黄得功（1594—1645年），号虎山、浒山，辽东开原卫人。其先祖为明代合肥人，行伍出身。积功至副总兵，为京营名将，被皇帝赐封为“靖南伯”，为“南明四杰”，被称为“辽北十大王公”之一。据说黄得功“貌伟胡髯，两颐倒竖，膂力绝伦”，他善射豪饮，每次临阵，总要饮酒数斗。头缚巾，目瞳突出。持铁鞭跃入敌营，鞭上血沾染手腕，用水洗刷很久，才能洗掉。有时将酒葫芦系于鞍上，且战且饮，锐不可当，军中呼他为“黄闯子”。
黄得功在同明末起义军对垒过程中，与张献忠交战尤多。崇祯十三年（1640年），黄得功大破张献忠于潜山，斩首六千级。其中崇祯十五年（1642年）的桐城之役最为激烈。这年十二月，张献忠率所部义军进攻皖北桐城，设伏擒获桐城守将廖应登，以重兵围桐城达半月之久。黄得功获得信息后，即率兵五千前往迎战。日夜兼程，从凤阳赶往桐城，日行六百余里，本来是四天的路程，只用了三天便到达，遂与张献忠部激战于潜山。此地形势险恶，起义军见黄得功军旌旗招展的气势，逐渐出现怯战、溃逃者，战局对黄得功十分有利，但黄得功欲生擒张献忠为己任，直逼张献忠大营。张献忠见势危险，忙向黄得功喊话：“黄将军何相扼也，吾为将军取公侯，留献忠不杀，不亦可乎？”从语气分析，这应该是张献忠的老招数。哪里知道黄得功并不买账：“我想得到你的人头。”不予理睬，挥军急追。
张献忠只好采取以车马牛辎重及男女百姓堵塞道路，阻碍黄得功的强悍脚力，又一次得以逃脱。双方周旋数日，拉锯战中，一次黄得功几乎得手生擒张献忠，忽然大雾弥漫山间，张献忠化作雾气一般消失，得以逃脱……后来，黄得功骑马追逐甚近，一箭射中献忠，且举鞭抽其头，却因偏左一线，重伤之下的张献忠在“义子”们的拼死护卫下奋力逃命，得功纵马追之，眼看追及之时，战马突然马失前蹄而倒，致使张献忠又一次成功突围。在如此激烈的交战中，黄得功俘虏李二哇、二孩子等，应该是成立的。
黄得功与张献忠交战，总是渴望生擒，可惜总是失之交臂……这也许是吉人自有天相吧。
看起来，大西军里的“义子”，远不是那么简单，其隐喻总是让人浮想联翩。（来源：《锦官城笔记》蒋蓝/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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