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错峰返乡“百企万人”快速调查：75%就地过年

外出农民工是我国城乡之间最大的流动群体，也是今年就地过年错峰返乡的最大群体。

当前，疫情多点散发仍在持续，阻断流动性传播就地过年成为“腊月”以来最大的民生热点，更是亿万外出农民工十分关注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

面对今年疫情诸多的不确定性，变动不居的新情况，鲜活的诉求在基层、在企业、在农民工中。

为此，中国劳动学会和国务院参事室社会调查中心、新华社经济信息社对外出农民工就地过年进行“百企万人”快速调查。

主要从全国各省份中选择外出农民工集中的先进制造业如富士康、北京精雕、北汽福田、格力、海尔、福耀玻璃、华天科技，新型建筑业如中建集团、中交集团、中铁建工、碧桂园，现代服务业如中国邮政、阿里巴巴、腾讯、美团、红海集团，大型连锁经营企业如西贝莜面村、马华拉面等，特大型、大型企业和有代表性的中小微企业480多家，截至2月2日18：00共收到有效问卷57626份，涵盖了国有、民营和中外合资多种类型企业，和百余位企业负责人、农民工电话访谈，可以说总体反映了农民工就地过年错峰返乡的新情况。

大多数外出农民工选择就地过年错峰返乡


春节是外出打工农民工一年中最重视的假期，往年都是早早筹划返乡过年，今年遇到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大多数农民工对就地过年呈现出理性思考。

据调查，选择留企或留城就地过年占75.38%（43441人）。其中：

（1）男性占73.73%（42490人），女性占26.27%（15136人）。这基本与目前外出农民工的总体性别比吻合；

（2）25岁以下占19.99%（11518人），26-35岁占49.58%（28569人），36-45岁占20.13%（11599人），46岁以上占10.31%（5940人）；

（3）汉族94.83%（54644人），少数民族5.17%（2982人）；

（4）省内外出务工占35.4%（20397人），省外占41.01%（23633人），就地就近占23.59%（13596人）；

（5）单身的有35.39%（20391人），夫妻双方都在外打工的有22.32%（12861人），子女也在打工的有4.9%（2824人），已婚但自己一个人在外打工的有23.88%（13759人）。



不同行业外出农民工就地过年情况有差异


制造业因放假较晚，尤其是大型企业组织动员能力强，就地过年农民工比例高。

据调查，富士康集团73.13%的员工选择就地过年，北京精雕集团除就地就近的外68.66%员工选择就地过年。

此外，有些中西部地区制造企业因本地区员工多，就地过年比例高。例如，地处甘肃省定西地区的扶正制药公司有81.82%员工就地过年，地处山西长治地区的高科华兴公司就地过年员工占92.54%。

建筑业因一年假期主要集中在春节前后一两个月，放假较早，就地过年的主要在北方地区和重点工程项目上。

据调查，东北地区因气候寒冷，立冬后就陆续放假，民营建筑企业因工程任务不饱满放假也较早。

中铁建工北京丰台新站重点工程项目上，来自云南、安徽等南方地区的农民工返乡早，认为“钱挣得也不少了，老家一直是低风险地区，想过年回家看看”；现在准备就地过年的约4O0人，多来自吉林、北京周边省份，日工资最高已达700元/天。

现代服务业中，新生代农民工占多数，平台企业直接联系农民工，过年期间工作任务饱满，收入较高，就地过年的比例大。

据调查，饿了么88.57%的骑手选择就地过年，中国邮政80.56%的配送员选择就地过年。

一般服务业中，大型连锁经营企业农民工就地过年的较多。

据调查，西贝莜面村79.53%的员工选择就地过年，马华拉面97.42%的员工选择就地过年，北京爱侬97.39%的员工选择就地过年。

受疫情冲击大的住宿、餐饮、零售、文旅四大困难行业放假较早，例如，山西黄河京都大酒店除留部分值守人员外，其余已放假。有些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甚至放长假。

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与过节生活需求保障密切相关的企业，针对性今年大城市就地过年增加人数多，就地过年、稳岗保供人员较往年有较大提升，例如太原河西蔬菜交易市场去年留下来的是3万人，今年就地过年的增加到4.6万人，增加了53.3%。

三大经济区、东北地区就地过年的农民工多


1.三大经济区用工集中，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比例高，就地过年的多。调查中，上海就地过年的比例为93.03%，江苏87.5%，浙江85.64%，福建80.39%，广东74.09%，天津87.32%，北京84.58%。

2.东北等地区因疫情多点散发，就地过年的多。据调查，黑龙江就地过年的有87%，吉林为84.02%，辽宁为86.65%。



就地过年农民工和企业的基本诉求


就地过年给农民工和所在企业都带来新的课题，调查中农民工反映最集中的前五位需求是过节补助、错峰调休、亲情联系、生活保障、节假日薪酬。具体看主要是：

1.希望得到就地过年补助，以抵消增加的部分生活成本。调查中，目前农民工拿到就地过年现金补贴的有60.54%，其中来自企业补贴的占33.03%，政府补贴占4.2%，两者都有的11.02%。

2.希望年后和疫情稳定时企业能有相应调休安排。就调查结果来看，目前有18.36%的企业明确年后有补假安排，明确没有的占28.45%，53.2%的企业尚未确定。

3.希望就地过年中亲情网络通讯联系能获得优惠便捷的支持。调查显示，视频、电话、微信拜年等已经成为外出农民工加强与亲人朋友联系的主要方式，47.47%的农民工认为电话费将会是就地过年的主要消费之一，希望能在宽带上网和手机流量等方面给予方便，送流量送话费。

4.希望留城过年中购买生活必需品物价平稳。76.38%的农民工反映，购买年货是过年消费主要支出，担心就地过年人多，蔬菜、水果、副食品和礼包等价格上涨，如没有加班工资会消耗收入积累。

5.不少农民工希望企业能在春节期间安排适当工作或及早复工。就地过年居家生活时间较长，疫情又导致就近访友活动受限，如能留岗工作可获得法定三倍节假日工资。调查显示，目前有23.26%的企业有计划在春节期间安排加班。

6.就地过年希望核酸检测和注射新冠疫苗与城里人同等待遇。调查的农民工中，5.18%的已注射第一针，1.41%的人已打完两针，未打的占93.41%。

7.希望利用就地过年时间学习新职业、接触新技能，在企业参加小型培训或“定制”的在线培训。

8.希望就地过年能有适合农民工特点的文化娱乐、就近旅游、休闲体育等活动，单身农民工希望能参加有助婚介的小型活动或在线联谊。

9.孩子就地上学的希望假期能有免费的在线辅导。

10.就地过年希望能和当地职工一样得到党委政府、工青妇和企业送温暖等关心关爱。农民工表示理解党和政府就地过年的倡导，不需要有硬性约束。

另外据调查，有19.2%的农民工计划返乡过年，主要是因为老家有亲人生病和特殊探望需要，希望政府或企业能够“点对点”保障安全返乡。

调查中，企业反映的主要诉求是：

1.员工留企过年人多，防疫、生活、文化娱乐、部分加班带来企业经营费用增加，希望政府能够给予补助或在税费减免方面给予支持。

2.对留守过年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希望给予重点帮扶，开通就地过年联系热线，对政府增加的支出也希望能够纳入特殊时期财政预算，能在国家抗疫特别国债和财政预算增加赤字中给予考虑。

3.对春节期间生产经营的重点企业，希望在货物或产品进出口、海关、税务、物流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

4.对小孩随父母就地过年的，希望免费或优惠提供就近参观学习、观光旅游等。

5.对员工就地过年期间的房租、水电气暖等费用希望给予一定幅度的补贴或减免。

6.对就地过年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希望给予如口罩、消毒水、防护服等防疫物资的保障和支持。

做实做细做暖农民工就地过年工作的建议


有序引导上亿外出农民工就地过年是防疫“大考”中的一道“加试题”。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结合这次调查情况和连续五年的农民工研究，合理有序引导上亿农民工就地过年，需要因地制宜解决实际问题，做细做实做暖利益相关工作，让保障措施“接地气”、就地过年“冒热气”。

1.企业及早预安排春节后疫情稳定时员工可以错峰调休，由企业和农民工协商补假时间。

2.对就地过年的农民工给予现金补助或春节消费券、过年礼包等实惠型帮助，减除农民工就地过年消费增加的顾虑，一点一滴温暖农民工的心。各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可因地制宜制定过节补助的具体指导意见，避免企业补助的相互攀比。

3.鼓励企业根据自身需求，尽可能多安排假期留岗工作并给予假日劳动薪酬的权益保障。鼓励政府和企业结合稳岗留工开展灵活多样的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并给予相应的培训补贴、生活费补贴、交通补贴等。鼓励发放“培训红包”。

4.鼓励开展就地过年期间新职业新技术在线学习，适应“数字过年”新需求，根据不同行业，有针对性地因企、因岗施教。尤其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0年发布的25个新职业，例如先进制造业中的人工智能训练师，新型建筑业中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员，现代服务业中的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健康照护员等。

5.保障过年的物资供给和文化娱乐安排，避免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丰富就地过年农民工的文化娱乐、旅游、体育等有“年味”的活动。免费参观博物馆、文化馆等。例如碧桂园假日期间开放总部康体中心，每天播放两场电影，春节给职工送盆菜；北汽福田组织每天不一样的棋牌、烹饪、美甲、桌游等活动吸引就地过年员工在参与中快乐过节。

6.坚持农民工就地过年不聚会、不聚餐，外出戴口罩，住地常通风、勤消毒等疫情防控的硬性约束。

7.给予农民工就地过年网上亲情联系、视频通话、手机通讯等“话费包”“流量包”优惠。

8.做好入情入理的宣传引导，发挥央视、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和“抖音”“快手”等新媒体覆盖广的优势，及时报道农民工就地过年的新方式、新典型、新生活，增强农民工自觉融入城市过年的获得感。

9.干部下沉，深入农民工就地过年集中的企业和社区了解新情况，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把组织倡导和农民工的自觉有机结合。

10.农民工集中的城市应建立保障外来农民工安全过年的应急协调机制，及时处置安全、医疗、交通等问题。

11.对于经济生活困难的农民工给予城市困难职工同样的生活补助和送温暖。

我国新增农民工正由无限供给转为有限供给，抗击疫情以来就业、招工“两难”的结构性矛盾正向“就业难”转变。进入新发展阶段，农民工正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去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的“硬核”复工+奖励等，已经显示出农民工正在成为宝贵的人力资源。

外出农民工就地过年和企业稳岗留工直接关联，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关联，和以城市常住地为主的户籍制度改革关联，和关心劳动者、落实尊重劳动关联，需要细致入微的工作，像春风化雨一样让农民工感到鼓励就地过年不只是阻断疫情流动性扩散的有力措施，更是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新尝试，让农民工真正体会到就地过年也是体面劳动有尊严的生活，从而深度体验城市过年文化，反映出农民工既是城市创造财富的贡献者，也是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共享者。

要把引导和保障农民工就地过年的应对措施，发展为贯彻“共享”新发展理念的新实践，让农民工平平安安过年，高高兴兴留城，快快乐乐生活。通过细致入微精准的工作和农民工积极参与的共同努力，就地过一次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春节。

头图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杨志明（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国劳动学会会长，人社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吴帅 （中国劳动学会专委会副秘书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