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两军开战前代表谈判，两位川籍旅长摆龙门阵，都成开国元帅

1916年初，中国西南大地爆发了一场战争——护国战争。

参加这场战争的两位青年军官——朱德和刘伯承，虽然他们素不相识，却在向同一敌人——袁世凯的北洋军进行战斗。

历史往往有许多巧合。一场战争把川军和滇军，把刘伯承和朱德联系到了一起。

一、兵戈相见不容情

说起来也许有人不太相信——三年后，川军、滇军反目成仇，刘伯承和朱德一度率领所部，面对面地展开厮杀……

那是在20世纪前期，川、滇军在联手取得护国、护法战争胜利之后，随着北洋军阀势力在四川的暂时消退，云集在巴山蜀水间的数十万川、滇、黔军，为着各自的利益，展开着激烈的角逐。



四川、云南、贵州的军阀之间本来就有着利害冲突，北洋军阀又多次挑起三方的争斗，以便从中渔利。原先属于革命阵营的力量内部也矛盾重重，这些就使得当时的政治斗争更加错综复杂。川军首领熊克武虽然声称诚心诚意与孙中山合作，却又常为时局和利害关系所左右，被时人议论为“坐北朝南”、阴谋称雄四川的大军阀。势单力薄的孙中山先生，一时也轻信了某些政客的谗言，采取了某些欠妥的策略将熊克武撇在一边。1920年3月17日云南军阀首领致电唐继尧商讨讨伐熊克武的计划。到5月初，一心想做“西南王”的唐继尧便借此作为旗帜，就任川滇黔靖国军总司令，统率“倒熊”各军，后来发展为颇具规模的“倒熊”战争。

饶有兴味的是，在开战之前，川、滇两军都同意进行一次谈判。熊克武特派刘伯承为谈判代表。尽管这项使命的前景十分黯淡，后来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却在刘伯承的脑海里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因为谈判的对手是在滇军中担任旅长的朱德。

刘伯承早就得知朱德出生在四川东北部山区的仪陇县，和自己一样是布衣出身。朱德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早已名驰西南。尤其是护国战争中的泸纳之役，“朱支队”赫赫战功，更是威震巴蜀。见面之后，刘伯承亲眼看到这位青年旅长敦厚、朴实，待人和蔼，内心更加敬重，便毫无戒心地攀谈起来：“听说朱旅长是我们同乡？”

“要不是隔条巴水河，就跟你那个开县碰到一块儿了。既是同乡，就叫我朱玉阶为好。”朱德憨厚地回话。

“云南讲武堂真是出将才的地方，蔡锷将军的治兵方略确是高人一筹。”刘伯承好像不是专门来谈判，倒像是登门探讨论兵之道。

朱德也略知刘伯承为人诚恳，博学多才，是川军中初露锋芒的猛将。所以，也像讲家常一样，摆起“龙门阵”来：“重庆将军学堂也是人才荟萃的学府哟。伯承兄熟谙孙子兵法，讲求势险、节短，我们早有所闻。当年丰都一仗，对我们川南决战可是帮了大忙呀，蔡锷将军多次提到你。”



“我刘伯承没啥本领哟，给蔡将军打配合也没有打好，右眼都让北洋军打瞎了，这‘一箭之仇’我是忘不了的。如今袁世凯早死了，可这仗还在没完没了地打，苦了四川的老百姓啊。”

谈到战争给民众带来的苦难，两人颇有唏嘘之感。朱德接着说：“我这个四川人，在滇军里头带兵，回到四川又成客军啰。就是不打仗，老百姓还得花好多血汗来养活当兵的。开起仗来，更是十室九空，处处狼烟啊！”

两个人像知心朋友一样，谈论着四川局势、国家的前途、民众的命运，以及个人的抱负。当进入实质性谈判的时候，双方你一言，我一语，讨价还价，互不相让。因为双方所代表的利益不同，又有种种历史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原因，只好靠枪炮来解决复杂的矛盾。刘伯承、朱德互道珍重之后，又回到各自的防区和阵地。后历经几月血战，双方互有胜负，军力不相上下。

关于这一段故事，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曾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记述说：

“人们走着不同的道路，朱将军谈起了有关刘伯承的事。‘有的人做了军阀而不思悔改’，有的人随军阀陷入泥潭，但最终找到了新的革命道路；也有的人看到了新的道路，却因为过去中毒太深而不能自拔。许多国民党军人变成了新军阀。而刘伯承和我两个则找到并走上了新的革命道路。”

以后，朱德出国留学，寻找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刘伯承亦几番周折，也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



二、泸顺、南昌重携手

时间又过了六七年，两位布衣将军又见面了。地点还是在四川。

在1926年夏秋间，北伐战争爆发，为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上，和创建由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在四川沪州、顺庆组织武装起义。

为着组织和发动起义，刘伯承同朱德在四川万县度过了几十个日日夜夜。

1926年7月中旬，朱德回国以后，即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商谈四川军事，并多次同国共两党的军事情报人员开会进行研究。在中共中央的整个设想中，曾把万县当作开展军事运动的突破口之一，试图用较为和平的方式拉出一股力量。因为朱德与杨森曾在滇军中共过事，有旧的关系。当年朱德出国时，杨就“许诺”请朱德回国后主掌参谋部并兼一师师长，以报答救命之恩。

基于这种“特殊”历史关系，中共中央派朱德前往杨森部工作，在8月底到达万县。见面以后，杨森信誓旦旦地表白一番如何渴望参加国民革命。接着就大开海口要钱要枪。对早年的“许诺”却闭口不谈。朱德正告杨森：钱和枪都没有，但是国民革命一定要胜利！你如果不真心实意地参加过来，还想侧击北伐军，你就毫无前途。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迈出武胜关的时候，杨森似乎对吴佩孚的信心动摇起来。在朱德的教育和敦促下，表面上归服革命，还在行动上有所表现。可是，杨森一贯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伪装革命，背地里仍投靠北洋政府。在9月下旬，他借“出师北伐”为名，实际上派兵援助吴佩孚，乘隙进犯武汉。对杨森的这一工作虽未取得大的成功，但万县的试探，仍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它使沪州、顺庆起义选择了在党的领导下，举行大规模兵暴的形式。



刘伯承抵达万县以后，即在原“宝隆洋行”朱德办公处开秘密会议，分析万县形势和全川军事。当时朱德在万县任杨森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并代理该军政治部主任。朱德说：“杨森秉性奸诈，他不听我的话。”欧阳钦插话说：“不听话，喊杨森把印交出来。”朱德看透杨森的反动本质，严肃地说：“杨哪能交印”。

当时，杨森正在调兵遣将，大举进犯武汉，万县形势渐趋恶化。刘伯承关心地对朱德说：“玉阶兄，你住在万县是很危险的。要设法离开。”中共中央也一再电催朱德离开万县。但因工作脱不开身，朱德仍继续留在“虎穴”。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朱德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一面与杨森开展斗争，一面积极参加和领导即将爆发的护州、顺庆起义。

1926年11月中旬，杨闾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浮图关刘伯承同志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由杨闾公、朱德、刘伯承三同志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闾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会负责领导全川军事运动，统一指挥四川武装起义。这是加强党对军事斗争的领导，独立自主抓武装的一项重要措施。

第一次军委会，以沪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沪顺起义的战略构想和具体策略。

会议还确定刘伯承任起义军总指挥。

1926年12月初，沪顺起义爆发，12000余名军人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向北洋政府宣战，并坚持167天，为配合北伐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党掌握武装力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刘伯承、朱德作为这次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同生死、共命运，结下难忘的战斗情谊。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反动集团实行所谓“分共”，“宁汉合流”已成定局。加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使整个革命遭到巨大挫折。为挽救危局，朱德、刘伯承等根据党的决定前往江西南昌，领导发动更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南昌的夏天，酷暑难当，刘伯承作为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又一次开始同朱德合作。在南昌，没有谁能比朱德更了解敌人方面的全面情况了。他的公开身份是南昌的公安局长，又是军官教育团的团长，驻南昌国民党军的那些头头脑脑，绝大部分都是他原在滇军工作时的老同事。加上这几天他又有意识地观察了解，把南昌驻军各方面的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晚上，他把这些情况向恩来、伯承同志作了详详细细的汇报，并向恩来建议起义时应该如何进行战斗。

起义的时间越来越临近了，朱德也更忙了。他一方面要和刚刚开进南昌城的起义部队(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和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秘密接头；另一方面还要巧妙地去应付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反动当局各方面的人物。他要在不同的场合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要演得生动、逼真。

经过几天的准备，各项工作都基本就绪了，各起义部队也都有了明确的分工。朱德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部署了军官教育团起义时的行动方案，命令军官教育团在起义的战斗打响时，迅速解决附近的敌人。他自己，则要去完成前敌委员会交给他的另一项特殊的使命——“请客”！

7月31日的下午，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二十四团团长肖日文和一个姓蒋的副团长，同时都收到了朱德请他们吃饭的请柬。三个人受宠若惊，欣喜异常。傍晚，他们都满面春风地赶来赴宴了。



宴会是极为丰盛的，主人又那样热情豪爽，大家越喝兴致越浓。9点过后，酒醉饭饱了。但大家意犹未尽，朱德又提议打麻将，于是一场“竹战”又开始了。

朱德在同军阀们“竹战”，刘伯承则率参谋人员奔波在第一线，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正在加紧准备着。城里已经戒严，起义军总指挥部已经下达了“河山统一”的特殊口令。埋伏在各指定地点的起义军战士们，已把白毛巾缠在左臂上，电筒上贴上红十字条，快刀拔出皮鞘，子弹压进枪膛……

午夜2时，起义的枪声响了。刘伯承所统领的参谋团，协同各部起义军战士们从各个地区向预定目标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二十三、二十四两个主力团由于团长去赴宴还没有回来，失去指挥，结果很快地就被消灭了。其他的敌军也因毫无戒备，成批成批地作了起义军的俘虏。军官教育团按照朱德同志的布置也投入了搜索敌人的战斗。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战斗，敌军三千多人被全部歼灭了。起义军指挥部的大楼上升起了一面鲜艳的红旗，它象征着南昌起义的胜利，也宣告了人民军队的诞生。



在起义的整个过程中，朱德同志不仅为起义军提供了许多重要情况，起到了里应外合的作用，而且利用他特殊的身份和条件，麻痹和牵制了敌人的指挥官，为起义军顺利地消灭敌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两位布衣将军又一次在一起共同揭开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

后来，南昌起义失败，他们又率部南撤，分别前往湖南、广东。朱德在湖南南部又组织领导了著名的湘南暴动，并率队前往井冈山，同毛泽东会师，开始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刘伯承则由香港、上海转赴苏联莫斯科留学。至于他们再会于井冈山共事，则是5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