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庞惊涛：《惊蛰》与《在人间》的苦难叙事互阐

文/庞惊涛

如果我们有心对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进行一番考察，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尽管这个时代的大多数读者已选择性回避甚至抵触苦难阅读，但作家仍然层出不穷地进入苦难叙事这个永恒的文学主题。他们的命意很明显：不在于煽情和渲染苦难，只在于通过文学的方式铭记与反思苦难。

《十月》长篇小说专号2020年第6期推出的杜阳林长篇小说《惊蛰》，以川北农村少年凌云青的成长史为主线，以“密不透风”的苦难叙事和随处可见的年代记忆，细腻呈现了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早期这近10年间，中国农村大地苦难下的人物群像和时代演变，在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中可谓一枝独秀。

鉴于《惊蛰》投射了作家个人的成长经历，以及它选取的主要人物的典型性和叙述历史时段的代表性，我隐约觉得，《惊蛰》和高尔基的代表作《在人间》存在一种非常明显的互阐关系：对苦难的态度以及对苦难的救赎，少年凌云青的精神面貌和少年阿廖沙的精神特质具有某种耦合性。甚至在叙事上，两个文本也有诸多跨越时空的暗通之处：当凌云青在火车上告别家乡奔向他的大学的时候，少年阿廖沙也告别家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而奔向喀山。不屈与抗争，两个少年身上所共有的精神力量，让超越苦难成为了两个文本共同的文学命意。

我这么比，并非刻意抬高《惊蛰》的文学价值和地位，而是它客观上所具有的苦难叙事代表作的气质，会对偶然性接近和目的性阅读的作者同龄人乃至“凌云青式”的同龄人，产生某种影响深远的精神共鸣和灵魂共振。《惊蛰》在苦难叙事上的时空穿透力，让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作品。《惊蛰》的苦难叙事，是一次对《在人间》直面苦难的一次致敬。如此，建立在苦难叙事基础上的两部文学作品方有了互阐的可能。



[size=1.1]大地上的事：对苦难的接受

应该说，无论是少年凌云青还是少年阿廖沙，对苦难都还难以建立起深刻的哲学思考，作家不能在作品里“越俎代庖”，帮小说主角建立起这种哲学思考。苦难是人存在着的本质困境，具有“深刻的悲剧精神”。这种悲剧，并不因环境使然，也不因人的出身差异有别，它是与生俱来的必然遭遇。叔本华说：“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在思想的深刻性还没形成之前，两个少年倒应该庆幸他们的年纪轻轻，因为，这种精神上的苦难领教，比起肉体上的苦难领受，确乎要痛苦得多。因此，他们和大多数人一样，对大地苦难并没有抱怨，而是坦然接受。

《惊蛰》的苦难叙事不是单纯的，显然带有复杂的对创作背景和时代特性的投射。而《在人间》也是高尔基对生活本质的一种呈现，他创作的背景必然来自于他熟悉的故土。《惊蛰》中的大地环境，设定为川北阆南县一个世代耕种的贫困乡村，这里的大多数农民生活在封闭而狭隘、贫穷而自私的环境里。

出于对杜阳林个人经历的了解，我们也不难解析出现实的阆中市和南部县这两个名字熟悉但了解并不深刻的地方。我的家乡西充县与这两个市县属于同一统辖地区，又是近邻关系，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惊蛰》中的苦难环境和世代习俗。比如，小说中常常出现的吃红苕稀饭的场景，即是这片大地上真实而深刻的记忆。在今天看来，红苕稀饭作为一种忆苦思甜的代言，在大鱼大肉的主流生活环境里，大有小清新受欢迎的地位。但是，在我和“凌云青”看来，这完全就是大地苦难刻骨铭心的一部分。

以此考察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农村，《惊蛰》呈现的虽然是川北农村的一段时代面貌，但也是那个时代中国所有农村大地苦难的整体面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惊蛰》里的苦难环境，虽然是一种个体性的文学表达，但却具有文学整体性的意义。

《在人间》的苦难叙事突出地展现了这种个体性向整体性的转变。小说描写了1870年代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面貌，和《惊蛰》的叙事时间线整整相差了一个世纪，两个社会的特征异常明显，但大地苦难在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底层普通人的生活充满艰辛，看不到什么希望和前景。

此外，它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除了呈现苦难，《在人间》还解构了俄国工业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小资产阶段手工业瓦解的过程，《惊蛰》解构了中国改革开放引发沉睡的乡村融向城市和大量农民自由迁徙和就业的过程，觉醒初起，正是“惊蛰”之喻。两个小说文本都承担了投射时代于展示创作背景的重大使命，苦难叙事在这里，成为一种文学手段，而不是文学目的。

这是对两个文本进行比较研究的过程中获得的一项收获：即通过苦难叙事，考察小说里潜在的各种思想意识痕迹，《在人间》有“在人间”的民族隐喻，《惊蛰》有“惊蛰”的民族隐喻，跨越世纪，两个文本完成了一次互阐。

[size=1.1]一场葬礼：对苦难的告别

对一场葬礼的叙述，巧合中也可以窥见一种文本互阐范式。《惊蛰》开篇，安排了凌云青父亲的葬礼，并通过这场葬礼，呈现观龙村的社会环境和人际面貌。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全面深刻地呈现凌云青家的生存困扰。

在男权主导的乡村社会，壮年凌父的死亡，对一个家口众多的家庭意味着什么？逐渐逼近的生存残酷性不言而喻。一场葬礼，让这种生存困扰生动凌厉地展现了出来。父亲的死亡，意味着凌家苦难的开始，也意味着凌云青苦难的开始。相对于大地苦难，这种基于乡村宗法和权力伦理的苦难，有原始、兽性的一面，其力量之宏巨，更让人难以撼动。

本为凌家抱养长大的陈金柱，对凌家积蓄已久的仇恨让他按捺不住地施展了对凌云青的暴力，并纵容家庭对凌家施予暴力。一场因烤火引发的暴力，正是葬礼苦难的延后反应。杜阳林如此呈现这种以强凌弱的苦难，目的在于通过苦难的叙事呈现人性的复杂性。

如果说饥饿和贫困是凌云青身上担负的第一重苦难，那么，由于人为的仇恨、暴力和欺凌，必然是他担负的第二重苦难。鉴于第三重哲学意义上的苦难还没有真正构建起来，那么，我认为，凌云青式的少年，在那个时代和那个环境下担负的最重的苦难，一定就是这种基于人性之恶的苦难，这种苦难比起第一重来，更难消解。

《在人间》里，开篇不久呈现了弟弟科利亚的死亡和葬礼，他“鼓起的肚子和长满脓疮的歪腿”，可以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大地苦难对生命随时存在的威胁，他像“一颗小小的晨星悄然消失了”，这既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俄罗斯土地上常见的事，也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川北农村常见的事。

科利亚的死亡威胁，也是凌云青兄弟同样面临的，时间尽管往前走了一个世纪，但苦难带来的死神威胁却并没有退步，反而有些步步紧逼的意思。

比起《惊蛰》里父亲葬礼的“盛大”来，《在人间》中的科利亚的葬礼却寒酸得多：“没有神父也没有乞丐，只有我们四个人站在林立的十字架中。”四个人，就是阿廖沙和祖父祖母，以及雅兹的父亲、一个刨坟工人，他因为少要了刨坟的工钱而向阿廖沙表功。死亡叫人如此难过和讨厌，这让见惯生死的祖父也不禁和气地开导阿廖沙，希望以此打消他的忧郁：“要是一家人都活得壮壮实实的，像手上的五个指头一样该多好！”

这一段葬礼照见的，不是一个家庭的苦难，而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俄罗斯民族大多数家庭的苦难，葬礼呈现出来的民族苦难，因为真实深刻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洞悉了死亡的真相和“在人间”的艰难之后，阿辽沙学会了像一株不屈的野草野蛮生长，并逐渐有了在恶与丑的世态里发现和靠近善美力量、并最终积蓄超越苦难的能力。

凌云青在父亲葬礼上感受到的和阿廖沙在弟弟葬礼上感受到的，正是这种力量，这也就构成了两部文学作品精神相通的内在逻辑：没有斤斤于苦难根源的追问，因为这个根源其实无需追问，而是对苦难呈现后的告别和忘却，并展开对苦难之后新生活的美好想象。阿廖沙的喀山大学梦想，和凌云青大学理想的实现，正是这种苦难叙事的一次殊途同归。

[size=1.1]两组人物：对苦难的救赎

苦难与救赎像一对孪生，它们必须在一部作品里相互依存并相互影响，苦难叙事才相对完整。

从两场葬礼中窥见生存现实残酷的真实性之后，阿廖沙和凌云青都主动选择了将不屈的意志和抗争精神作为他们对苦难救赎的精神利器。事实上，这样的选择既是唯一的，也是最为根本的。但这种选择对于两个少年而言，还是一种朦胧的自觉，尚缺乏能力自救与自振。他们必须依靠一些温柔、甜蜜和有力的力量，才能完成对苦难的救赎。

在《在人间》和《惊蛰》中，各有一组这样的人物，是苦难叙事中人性之美的文学表达，虽然稀有，但毕竟存在。比较这两组人物，他们在完成对苦难的救赎这一重大使命上，也存在着一种隐秘的互阐关系。

斯穆雷作为阿辽沙的精神导师，其职业是游艇上的厨师，他热爱读书，并因此保护阿廖沙不受其他帮工的欺负；裁缝的妻子，借给阿廖沙书看，使阿廖沙的视野倍增，思想受到熏陶，因此，阿廖沙对她怀着深厚的感激之情；马尔戈皇后的身份虽然是贵族太太，但她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屡次告诉阿廖沙要上学，这个理想虽然最终并未成功，但她还是坚持常借书给阿廖沙看，增进了阿廖沙的知识与思想素养。这组人物作为阿廖沙成长过程中的精神力量，帮助阿廖沙完成了理想主义的建构，并最终完成了对苦难的救赎。

这一组人物，在《惊蛰》里，就变成了凌云青的同桌细妹子、细妹子的父亲韩老师以及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上官云萼夫妇。细妹子对凌云青的帮助，有朦胧的爱情意识作为铺垫，但核心仍然是希望凭借一己之力帮助凌云青改变命运，她是《在人间》里裁缝妻子和马尔戈皇后的合体。作为教师的女儿，她知道知识对于凌云青这样的农村少年改变命运的重要性，更知道获得知识的方法和途径，她的义无反顾和坚持不懈，充满了一种宗教救赎感和献身精神。上官云萼夫妇则是斯穆雷、韩老师和马尔戈皇后的合体，他们自觉有渡引和拯救的义务，并将这种患难中的真情以及对人性洞察之后的感情转移，上升为一种人生理想。他们的这种渡引和拯救的力量尽管看上去微不足道，但给予接受者的价值和影响却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两组人物的存在，《惊蛰》和《在人间》的苦难叙事张力会大大衰减，因为缺乏了这两组人物的介入，阿廖沙和凌云青最终对超越的苦难，也会失去相当大的艺术说服力。

[size=1.1]山顶上的象征：对苦难的超越

无论是《在人间》还是《惊蛰》，它们都有一个动人的情感价值，就是超越苦难的语言和叙述。两个文本之间当然没有必然的师承逻辑，但它们各自倾向于用客观、隐忍、安静甚至含蓄幽默的笔调，完成对苦难的超越，这是我认为的又一组互阐关系。

在世俗的维度，杜阳林显然无法找寻到消除苦难的圣泉，而只能给他笔下的凌云青不断增加抗衡苦难的砝码。用通俗的话说，“密不透风”的苦难，对他而言，不是负担，而是财富，他在苦难中获得救赎的启示和力量。

书中，凌云青总是在苦难压身的时候，独自或者和细妹子一起，走上野棉花山的山顶。这个看似无意的安排，我认为实际上是杜阳林的刻意为之，他的野棉花山山顶，在空间上吞吐和消化了凌云青的苦难，也在精神上成为一种超越苦难的象征。在史铁生的苦难叙事里，我看到过这种象征叙事。“在《山顶上的传说》里，史铁生采取了加缪的思想方式，他赋予荒谬以意义。”（《新时期小说中的苦难叙事》，张宏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种荒谬就是“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加缪认为，西西弗“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而史铁生在《山顶上的传说》里，安排了一个寻找鸽子的残疾人，也希望到达山顶。“山顶”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超越了残疾的精神象征。凌云青的野棉花山顶，使他感到充实，他虽然不必进行西西弗的荒谬行为，但去到山顶正是他反抗宿命、超越苦难的精神力量。

《在人间》里，阿廖沙的“山顶”在哪里呢？在那些一切可以读书的环境里——鞋店、东家的房子里和轮船上。这些环境，构成了他超越苦难生活的能量场，和《惊蛰》里的苕窖形成了一组互阐关系，也和“山顶”意象形成了一种象征性和喻言式互阐。这既是阿廖沙的山顶，也是高尔基自己的山顶，更是一切超越苦难者的精神山顶。

在这样一组互阐关系里，“山顶”作为一种精神象征，帮助阿廖沙和凌云青完成了对存在荒诞性的思考以及对人活着的意义的思考。避免了自杀和沉浮的可能，并最后找到了某种精神的力量。鉴于《惊蛰》浓厚的带有作家个人成长经历的叙事，野棉花山不管是物理存在还是文学存在，它都应该是杜阳林的精神道场，而“山顶”能否成为一种超越苦难的文学意象呢？在《惊蛰》之后，当代文学的苦难叙事将如何处理苦难与救赎这对文学孪生，实在值得想象与期待。

毫无疑问，《惊蛰》一定是最近10年间，当代文学作品中一部有深度、有价值的苦难叙事范本。尽管它在叙事技巧、叙事结构以及语言规范（即便是方言，《惊蛰》中也还存在诸多可以商榷之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但这并不妨碍它在苦难叙事上踵武前贤的勇气以及成熟驾驭苦难所呈现出来的文学魅力。

面向苦难叙事这个文学的永恒主题之一，《惊蛰》与《在人间》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的这些叙事互阐关系，让它有了进入新时期苦难叙事文学范本的可能。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假如杜阳林还有计划写作“凌云青的大学”的话，那么，它在精神气质上，就离《在人间》这样的世界文学经典更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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