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8年，朱德学成回乡工作，父亲却发火摔门而去，一整夜都没回家

1908年初，在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取得全学堂第10名好成绩的朱德要回乡参加工作了。

朱德的舅父刘寿川刚回到家乡仪陇县任试学（督学），知道朱德一直有报效家乡、让父老乡亲再不受穷的志愿，便邀请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

这在朱德看来是一举三得的好事：一是可以实现自己“教育救国”的主张；二是离家近，可以照顾父母；三是挣钱后能够还掉读书欠下的200多块大洋。

欣然同意的朱德担任了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

到小学堂报到后，朱德便回马鞍场看望父母。

那天，家里热闹异常，听说朱德学成归来，要在县里做事了，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



家里杀鸡、宰鸭、做豆腐，招待朱德和众亲友。

“你在县里做啥子官哟？”有亲友问。

“我们这种跟泥巴打交道的人，是做不了官的，能做点事就不错了。”朱德侧面回答。

“那，做啥子事嘛？”亲友们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朱德只好实话实说：“在学堂里当体育教习，就是教体育的老师。”

屋子里，一下子鸦雀无声。朱德要做的事，与大家的想象差太远了。

父亲朱世林忍不住问：“这个体育教习，到底是搞啥子的？管多少人？挣多少钱？”

朱德知道众亲友对他不解，父亲对他不满，还是耐心地解释：“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在当今社会里是没有什么官好做的。回家乡当老师，办教育还是个正道。体育教习，就是教学生练操、练跑、练武艺，强健身体，卫国卫民……”

父亲听不下去了，用力一拍桌子气愤不已地说：

“全家老小20来口子，一年360天，起早贪黑不要命地干，10多年来省吃俭用，为的啥子哟！还不是为我们朱家能出个读书人，能谋个一官半职，免得再挨饿，再受气！你可好，说得那么轻巧，当啥子体育教习。跑呀，跳呀，哪个不会？是人都会，还要得着你教。你的书统统白念了，我们的血汗也统统白流了！”

发了大脾气的父亲说完这番话，怒气冲冲摔门而去，直到朱德离开马鞍场都没有回来。

父子间的这段矛盾，乍一看有点突兀，但若了解了他们的苦难经历，或许就不难理解了。



朱德的祖籍在广东韶关。“湖广填四川”时期，朱家的祖上携儿带女，千里跋涉，一路艰辛来到四川。先在广安、营山一带生活。第3代朱文先带着4个儿子迁到仪陇县马鞍场，开荒种地，养家糊口。

到朱德这一辈，已是第8代。

朱德的祖祖辈辈，都是憨厚、朴实、勤劳的农民。

祖父朱邦俊上一辈有祖业30挑（5挑合1亩），但到了他这一代，兄弟4人，全家20多口人，这点土地无法养活全家。

1882年，朱邦俊将7挑多土地和3间茅草房典了300吊钱，租来琳琅山下李家塆地主“丁阎王”的80挑田地耕种。

朱家沦为了佃农，苦难愈发深重。

即使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收获的稻谷交了租子，也所剩无几了。

朱家早饭是高粱稀饭，还得加上豆子、红苕和青菜，再配上一小碗咸菜。

午饭是高粱加少许大米掺和着红苕煮成干饭，再加上一小盆青菜汤或南瓜汤。

晚饭和午饭差不多。如果农闲，便只有2餐，晚饭就不吃了。



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补了一层又一层，直到无法再补、无法再穿。

吃尽了地主豪绅剥削和欺压的苦，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读书人的朱家，深知没有文化翻不了身。勒紧裤腰带，他们也要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

1892年，朱家老人把6岁的朱德和另外2个兄弟朱代历、朱代凤送到本姓家族办的药铺垭私塾馆读书。朱邦俊对他们说：

“要为我们朱家争口气，为我们祖先争个光。今后，我们朱家就靠你们了！”

一年后，只是初通文字的药铺垭私塾馆的朱世秦先生教不了他们了，朱家便把朱德和朱代历送到丁家私塾去读书。丁家私塾的先生是秀才。

至于不爱学习的朱代凤，干脆就不增加家里的负担了，回家务农。

丁家私塾是“丁阎王”家的，旁人要想进去，每年要交70石稻谷。朱家为此只能东挪西借。

一年之后，朱家实在负担不起2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了，朱代历便也回家种田。

朱家的读书人，只剩下朱德一个。

朱家的希望，全放在朱德身上。



小时候的朱德，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不仅在私塾里努力学习，而且回到家也特别勤快，帮着大人挑水、劈柴，还放牛、割草、拾肥，样样农活、家务活都干。

朱德晓得全家劳动供养自己读书很不容易，他想多干点活减轻家人体力上的负担，也减轻自己心理上的压力。

然而老天无情。1894年春夏，川北地区干旱严重，大片田地无法下种，穷苦农民一片叫苦连天。

朱家全家人每天都只靠2顿稀饭维持着生计，用野菜、豆叶、树叶和米糠掺和在一起充饥。

夏粮颗粒无收，无法向丁家交租。

农历腊月二十三，丁阎王家的管家闯进朱家板着脸说：“我家老爷有话交代，你家欠下的租，新账老账，连本带利，分文不能少，就是卖儿卖女，也得结清了。至于今年是个荒年，那只能怪老天不帮忙。租子嘛，老爷有话，颗粒都不能少。”

朱家老小恨得直咬牙。

到了除夕那夜，管家又到朱家撂下一句狠话：“我丁家老爷传话，你们欠的租债一定要还清。你家租的田全部收回，已另外招客了。限你们明天就搬出李家塆！”

丁阎王分明是要把朱家逼上绝路。



朱家老一辈人气得长吁短叹，女的急得在一旁哭，小一辈的男人恨得摩拳擦掌要去拼命。

为了寻求一条生路，全家人商量到半夜。朱邦俊下定决心说：

“哪怕家破人亡，骨肉分离，也不得去乞求丁阎王。我们朱家人要有这个骨气，这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我们做后人的，不能辱没了祖宗。”

既然如此，那就分家。

分家的前提是得有家。正月初二，伯父朱世连起了个大早，找亲戚、托朋友，费尽口舌借到200吊钱，还把妻子刘氏从娘家带回来的一副银饰典当了100吊钱。用这300吊钱，赎回了从大塆迁居李家塆时典当出去的3间茅草屋和7挑祖业田。

这样，祖父朱邦俊、祖母潘氏才带着伯父朱世连、伯母刘氏、三叔朱世和、四叔朱世禄，还有朱德迁回了大塆的老屋居住。

而朱德父母则带着朱德的哥哥、弟弟、妹妹去陈家塆佃种新田。

朱德为什么没有跟着父母呢？是因为伯父伯母没生儿女，朱德2岁时便由长辈们作主，过继给伯父伯母抚养。伯父伯母也把朱德当作亲生骨肉。

到大塆后，朱德失学了，在家里帮着大人锄地、种菜、挑水、劈柴。有一点空闲时间，他就自己读读书、写写字。



过了一年，伯父再也不忍心让朱家唯一的好苗苗耽误了，便把朱德送到马鞍场附近的席家匾私塾馆继续读书。

席家匾私塾馆的先生叫席国珍，知识渊博，有远见卓识，刚正不阿，敢于仗义执言。

他把甲午海战的惨败经过和《马关条约》的具体情况，还有康有为“公车上书”的详细内容讲给学生听。

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的一系列事件，一件件融入朱德的脑海。朱德对老师更加敬重，每天总是提前赶到塾馆，帮老师挑水、烧饭、清扫院子，还给同学们烧茶水。

席国珍非常痛恨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凌辱和侵略，尽管自己没学过西方科学，但从科学使西方许多国家成为强国的事实出发，再三告诫学生说，要让中华民族强盛起来，就要学习科学，依靠先进技术。

朱德在同学中有个要好的朋友吴绍伯，出身于书香门第，家里的书房藏有很多书。另外还有个常往成都跑的人，常给他带些“新学”回来。

吴绍伯就把这些书借给朱德看。

朱德读了不少新书，还第一次看到了地球仪，从此知道中国之外还有一个大千世界，眼界一下子开阔了。



在这样的启蒙和教导下，朱德迅速成长起来，他的心思渐渐从支撑门户、光宗耀祖的小圈子里跳出来，而是要救国救民，要富国强兵，不让祖国受世界列强欺凌。

可是家里人还没有这样的心理变化，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心理变化。

朱家全家都支持朱德去县里参加科举考试，并希望他考取功名。

按照清朝科举考试规定，所有考生都先得通过县试，再通过府试，然后通过院试，才能成为秀才。这是旧社会读书人步入仕途的必经之路。

虽然此时的朱德已经十分厌恶科举制度，但他总不能违背全家人节衣缩食送他去读书的初衷，也实在不忍心让老人们失望，便去仪陇参加科举考试。

全县有千余名考生，其中大多数是富家人子弟。朱德的考试成绩是第20名。

这在朱家可是头等大喜事，左邻右舍都来道喜。

朱德的心里，其实有另外一个心思：考生中已有人提出想去成都考新学，因为科举制度迟早会取消。

不过，还是由于不想家里人的希望落空，朱德硬着头皮去顺庆府（今南充市）参加府试。



在顺庆府，朱德不仅参加了府试，更见了大世面。

顺庆府里，已经开始兴办小学堂、中学堂。朱德的远房舅父刘寿川是一位留日学生，就在中学堂里当老师。

朱德是多么想进入新学堂学习新知识啊。

不过，让朱家人高兴的是朱德府试中榜的喜讯，马鞍场和大塆都是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

1905年，19岁的朱德带着全家人的殷切期望，准备参加省试。

突然，一条既是不幸、又是幸运的消息传来了：自1906年开始，废止一切科考。

这条消息，对朱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升官发财、光耀门庭的梦想成了一个泡影。

这条消息，对朱德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终于有可能去上新学堂了。



朱德对伯父说想去读新学，伯父不停地摇头。伯父坚信科举制度还要恢复，而新学堂不能长久，他说：

“这一次再不能依你了！我们朱家眼看到手的功名，就这样丢掉了，谁不痛心？！”

晚上，朱德和伯父都睡不着觉，他们各想着各的心思。

第二天天还没亮，朱德悄悄去找席先生，请他说服伯父。

席先生一席话说通了伯父。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把朱德送去顺庆府读书。

1906年，朱德先考入顺庆县高等小学堂读书。一学期后，朱德又考入顺庆府官立中学堂。

顺庆府中学堂里，有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

刘寿川在学堂里教物理、化学，对学生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从落后迈向先进。科学给日本带来了生机，唯有科学才是救国之本，而只有变法维新，才能发展科学。这是国富民强的唯一之路。”

学堂监督（校长）张澜更是大声疾呼：“要亡国灭种了，现在什么都不要管，就是牺牲身家性命，也要救国家！”



张澜

朱德在顺庆府中学堂苦读一年，如饥似渴博览群书。他不仅学到了科学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他读书的动力，从支撑门户、光宗耀祖，彻底变为了救国救民。

科学才能救国，教育才能治国，在这些思潮影响下，从顺庆府中学堂毕业的朱德，决心再去成都求学。

这一次伯父没有阻拦，而是多方求情借贷，凑了50块大洋，给朱德做学费。

1907年初春，朱德起早贪黑，一路快走，5天赶了370公里路，到了省城成都。

看了不少学校的招生简章，朱德反复比较，决定投考武备学堂。这所学堂学习时间只1年，吃穿都不花钱，能给家里减少许多负担。何况新军正在发展，国家也需要军队。

决心一下，朱德便去报考，一考就考上了。

朱德连忙写信，把喜讯告诉给家里人。

谁知家里人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家里人都是老思想：“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后来，还是刘寿川出面劝说协调，朱德又报考了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在体育学堂学习的一年中，朱德一直与刘寿川保持着联系。

刘寿川回仪陇县办学时，便力邀朱德参与。于是，就有了本文最前面的一幕。

朱德回乡当个体育老师，让父亲深感屈辱，以至于“离家出走”，不知去向。

母亲准备的一桌饭菜还摆在那里，大家却不欢而散。是该怪儿子呢，还是该怪丈夫呢，母亲左右为难，一个人独自坐在角落里，用衣襟默默地擦着泪水。

第二天，朱德告别母亲和家人，去大塆看望伯父。

在伯父那，朱德居然看见了父亲。原来，昨天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了伯父这儿。

朱德便耐心地向父亲和伯父解释：

“世道在变化，一天一个样子。就是不废除科举，穷人家的子弟考上了秀才，又能怎样？没钱没势的人家，是进不了官府做事的。做官要花钱去买，我们花不起这种钱，也绝不能去做这种贪官，干那种伤天害理的事。”

2位老人都没有做声，父亲也没有像昨天那样发火。

昨天夜里，2个老兄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过了：孩子读书回来能做官吗？不能做官，又能干啥子？指望他为朱家做啥子？每年能挣来多少钱？

每道题，老兄弟俩都解不开。

但有一点，是能想明白的：朱家无权无势，那只好认命，命里注定是4两，不会给半斤。孩子回到县上还有一份事做，好歹有碗饭吃，还能挣几个钱，也该满足了。

现在，朱德的解释让2位老人听着顺气多了。

人穷志不穷，穷也得有骨气。当个老师总比贪官强百倍。当老师是行善，贪官是作恶。那就支持孩子去行善吧。

终于说服了家人，朱德离开大塆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任教，伯父送了一程又一程。



朱德再三劝说，伯父才停下脚步，眼角噙着泪花说：

“乡下人晓得的事不多，不晓得的事，过些时日也会慢慢明白过来。你就放心地去吧！你要照顾好自己，把学堂的娃儿们都教好。常捎信回来就是了！”

朱德已是热泪盈眶。他感谢家人的培养，感谢家人的理解，感谢家人的支持。他明白，他亲手打破了他们的希望。而他，又是多么爱他们啊。

只是朱德爱的，已不仅仅是家人，而是更多的人民。他怀着“教育救国”的朴素理想，走向了他心向往之的学堂。

然而世事难料，形势逼迫朱德在教书育人这条道路上走不长久，他还要寻找并走上新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在后面的文章里会为大家讲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