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波传喜讯 川南迎解放——我的地下党父母 ‖ 张先哲

电波传喜讯川南迎解放

——我的地下党父母

张先哲

1940年12月30日在延安成立的“新华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它播送党的声音，放射党的光芒，在革命战争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本文根据我父母的回忆，谈谈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如何在偏僻的川南用收音机收听解放区电台，做好迎接解放的工作的。

我的父亲张洪德，四川内江人，1938年在四川大学上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母亲何惠尘，四川营山人，1939年在四川省女子中学入的党。他们结婚时，都不知对方是共产党员，直到父亲考上了自贡市农民银行，奉命建立川南地下党联络站，组织上来联系时才知道。

1946年，川南地下党负责人、川南工委副书记钱寿昌同志受中共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指示，到自贡市与我父母接上组织关系，指示建立地下党的联络点。从此，钱寿昌同志以我母亲的表哥身份出现，成了我们的“钱表叔”（多年后，听京剧《红灯记》里的铁梅唱“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时，特有感触）。我当时还很小，没有印象，据父母后来回忆，当时我家两间屋，后面一间给钱表叔等同志住宿，他们开会和商议事情都在那间屋里。钱表叔伪装成一个贩盐的小贩，奔走于宜宾、荣县、威远等地，领导川南地下党工作。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国统区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地下党组织非常想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以便揭穿敌人自吹自擂的虚假宣传，鼓舞敌后的共产党员和教育广大群众。但是，当时的交通和通讯很不发达，特别是偏僻的川南，几乎是与世隔绝，外面发生的事情要隔很久才能传到那里，只有当时的工业城市自贡稍好一点。可能有人要问，电台，电台呢？电视剧中的地下党不都有电台吗？对，我也产生过这样的疑问，可是，我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没有发现电台的踪迹，看来，不是所有的地下党都有电台。

怎么办呢？他们只能靠川南工委书记钱寿昌同志有时从川康特委带回一些上级指示、战争消息和一些油印的文件（如土地法大纲），但川康特委在成都，而30年代修建的老成渝公路破烂不堪，车辆甚少，人们出门基本靠乘船和步行，去一趟很不容易，因此获得信息很慢，量也很少，远远不能满足整个川南地区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学习和工作需要。不久，事情有了转机。

1947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父亲到盐业公司去办事，一进门就看见许多人围在那里，不知在看什么热闹。走近一看，原来是在看一台比较大型的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很稀罕的奢侈品，所以才吸引了这么多好奇的人。这时，有人在那里乱扭，突然收听到解放区的电台，电台正在广播人民解放军解放石家庄，歼敌3万多人的消息，吓得那些人赶快换台，面面相觑，但脸上都有得知真相后那种惊讶的表情。我父亲兴奋极了，在心里为我军取得的胜利而欢呼。他灵机一动，心里想，要是我们也有一台收音机就好了！

但是，收音机在四川很难见着，特别是在偏僻的川南，更是少见。普通人根本买不起，甚至连见也没见过。回家后，父亲把解放军打胜仗的喜讯告诉了母亲，又把买收音机的想法也说了出来。母亲听了非常高兴，完全同意买一台收音机。于是，他们拿出所有的积蓄（3500元金圆券）买了一台上海造的收音机，隐藏在卧室里，并在屋顶用长竹竿架设了天线。收音机安装好后，父亲向上级钱寿昌同志做了汇报，钱觉得很好，对工作有利，并指示要父亲每晚收听，作为一项任务来完成。

当时，我家住在一个药铺的后院里，背靠公园，院内几家人都是农民银行的职员，但要收听解放区广播，也得提防着点儿。如果是傍晚收听，我妈就抱着我坐在门口放哨，有人来了就大声招呼，我爸得到暗示就马上换台。如果是夜深人静时收听，他们就关上门，把音量控制到刚能听见的程度。收听时，父亲还不时地装着上厕所，打开后门去转一圈，看看后面山坡上是否有人。我在想，那时候，我恐怕早已进入梦乡了吧。不过，这种气氛我在多年以后的“文革”中体会到了。一天晚上，我们躲在一个朋友的单身寝室里，用棉被遮住窗户，用一台老式的录音机播放老电影插曲，例如《阿诗玛》《刘三姐》《五朵金花》等。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但也没有失去警惕，不时地要打开门看看门外是否有人。

由于地下斗争需要，父母他们都是凭脑子把收听到的内容硬记下来，第二天再向组织汇报。只有几次不得不笔录，那是因为广播的内容十分重要，他们担心自己记不全、记不准。例如有一次是广播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还有一次是广播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他们都用笔记下来，然后交给上级。有时候，钱寿昌同志到我家来，他们就一起收听，收听后就一起分析形势，情绪非常亢奋，为我军的节节胜利欢欣鼓舞，对全国的解放充满期待，常常不知不觉地谈到第二天凌晨。

经常收听解放区的广播，使同志们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对局势的发展也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估计。由此，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就从父母这里通过组织传遍了川南城乡，鼓舞了同志们的斗志，也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观念。

1948年冬天，他们收听到国民党当局玩弄和谈阴谋，企图苟延残喘，凭借美帝帮助重整军备、以图再战的消息，很是担心。大家心里想，为什么不乘机解放全中国呢？要知道，当时，他们是多么渴望解放军的到来呀！后来，收听到新华社发表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大家心里的阴霾才一扫而空，深深体会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可见，这台收音机已经紧紧扣住了他们的心弦。

他们收听到解放军接连胜利的消息，就通过各种渠道（共产党员和接近党员的群众）把消息传到社会上，也传到了敌人的耳朵里，使他们军心涣散，反动气焰有所收敛。

1949年4月22日晚，父亲打开收音机，正在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突然听到播音员用激动的声音播报了一则新闻——我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0万大军强渡长江，向江南进军！父亲一听，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喊出声来。这激动人心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而国民党的地方报纸却说，“只有几千共军渡江，国军正围歼中”，这样，解放区电台广播的真实消息揭穿了敌人的欺骗宣传，鼓舞了人心。

第二天上班，父亲故意问一个家里也有收音机的营业员：“昨晚听到广播没有？”他警惕地看了看周围，压低声音说：“听到了，过江有几十万人！”很快，有些好奇的人围拢来听，而且议论纷纷。大家了解了真相，再也不相信那些造谣的报纸了，更看清了国民党反动派打肿脸充胖子的丑恶表演。

临近解放，大约是1949年11月底，地下党的同志突然通知父母转移，说是国民党政府作垂死挣扎，又要抓人了。当时，我正在医院里住院治疗，麻疹、百日咳、肺炎一起并发，已经发了病危通知书。父母怎么舍得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离开？但是，如不离开，父母都可能被捕，怎么办呢？幸好医院里有一个医生是父亲的同学，他承诺照顾我一段时间。这样，我一个人留在了医院，父母带着我的姐姐和两个弟弟回到了老家内江。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到自贡把我接回家。

战争形势的发展是令人兴奋的，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节节胜利，蒋家王朝的末日已为期不远了。这时，敌人的营垒里一片混乱、人心惶惶，我地下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群众、组织力量保护企业、文书档案和其他国家财产，迎接解放。钱寿昌同志从我父母那儿得到《约法八章》和《共同纲领》这两个文件的手抄件后，拿到宜宾秘密翻印出来，散发各地，为迎接解放起到良好作用。

宜宾地下党负责人、川南工委委员、宜宾县委书记张家壁看到这两个文件后，就和钱寿昌同志共同研究，作出了前往高县，组织策反，迎接解放的决定，并且将秘密翻印出来的文件向宜宾、高县以及川南其他县份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团体、公用事业单位、学校和知名人士等广为寄发。当时，国民党高县县政府的县长张洪湖是我堂叔，出身贫寒，思想倾向进步，组织上觉得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象，便由我父亲给他写了一封信，劝他认清形势，寻机起义。高县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收到文件后，议论纷纷，甚至公开拿出来相互传阅和讨论，我地下党同志趁机成功策动了高县起义。1949年12月11日，驻宜宾的国民党72军在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共产党特工郭汝瑰率领下通电起义。还有民盟盟员、伪四川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彭焕章也率部起义，并通知所属各县响应。

川南地下党由于能及时从解放区电台的广播中听到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了解形势发展，因此行动及时准确，在上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在白色恐怖中，较好地完成了迎接解放的任务。

作者简介

张先哲，男，1946年生，内江二中高66级学生。1969年下乡到简阳县平泉区新桥公社，1972年招工进入简阳县机械厂，1978年考进内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内江艺体师范学校教书。2006年，从内江师范学院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