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贱奴：论蜀汉士人入晋后的悲惨命运

景元四年（263）邓艾灭蜀，恃功自傲，被钟会构陷。钟会与姜维作乱成都，又被卫瓘所杀。

蜀地的连续变乱引发了严重后果。随之而来的就是翌年（264）的“蜀地士人大迁徙”。绝大多数蜀汉官宦子弟，被强制迁到临近洛阳的河东（司隶地区），成为司马氏眼皮子底下的囚徒。

劝募蜀人（主要指蜀汉官僚）能内移者，给廪二年，复除二十岁。--《魏书 元帝纪》

从后续发展来看，蜀国官宦子弟几乎无一幸免。可知《魏书》所谓的“劝募”纯粹是文过饰非，实际就是“逼迁”。

这群蜀汉官僚子弟，入魏（晋）后待遇极端糟糕，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尊贵地位，甚至沦为贱民，与仆役奴隶为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蜀汉官僚在北朝受辱时，益州内部却风平浪静。虽然难免些许骚乱，却均不成气候，威胁不到司马氏的统治。可见蜀汉官宦受辱，益州士民却不甚在意。

这与蜀汉官僚的“身份构成”密切相关。

先主、后主治蜀，实际沿用的均是刘备旧人与荆楚子弟，川蜀才俊则被贬抑打击。因此蜀汉灭亡后，遭到迁徙的高官子弟，绝大多数都不是益州人。

换言之，这群统治蜀汉的外州人士（以荆州人为主），虽然荣极一时，最终却难免“从哪来，回哪去”的讽刺下场。

他们不仅失去了在川蜀的统治地位，也失去了在北国的旧日族望，乃至沦为仆役，可谓天道好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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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官僚迁徙滥觞

蜀汉官僚的强制迁徙，与“成都之乱”和“司马昭的寿命”有关。

邓艾灭蜀之初（263），并未折辱羞辱蜀汉君臣。反而建议将刘禅留在成都，以做“宽仁”表率，借此招降东吴。

（邓艾曰）若便送（刘）禅于京都，吴以为流徙，则于向化之心不劝。宜权停留。--《魏书 邓艾传》

但司马昭（魏朝的实际统治者）坚决反对，又对邓艾“擅署爵位”（封刘禅为扶风王）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

文王（司马昭）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魏书 邓艾传》

侧面可见迁徙蜀汉君臣，是司马氏的既定构想。当然，也要强调一点，伐蜀的初衷是司马氏为了消弭弑君（高贵乡公之难）的负面影响。但邓艾奇兵功成，司马昭也很自然地会产生新的应对计划。

随着邓艾、钟会、姜维等军阀相继在蜀中作乱（264），司马昭遂加速迁徙蜀汉君臣的计划。实际在平乱的当月（正月）便开始对蜀人“逼迁”。

这也与司马昭的年龄有关。

因为迁徙蜀人（264）的翌年，司马昭便病死（265）。考虑到彼时晋王嗣子司马炎资望尚浅（二十八岁）且魏朝尚存，这无疑是司马昭临终，替嗣君“消弭外患”的举动。



司马昭卒于灭蜀翌年

如果对比西晋灭吴，扬州士大夫的政治待遇，可以发现蜀汉君臣，确实遭到了严厉的训诫与打击。吴人仕晋规模，颇为可观；蜀汉仕晋案例，则屈指可数。

以结果而论，姜维当年的叛乱复国计划（264），因为彻底失败，实际断绝了蜀人在魏晋的仕宦机会。蜀汉君臣，因此沦为西晋统治者眼中的“好乱乐祸之徒”。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张）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晋书 张载传》

姜维好心办坏事，可谓悲剧。

入晋蜀人的命运流徙

蜀汉官宦子弟，入晋之后相当悲惨。昔日的贵游勋戚，不仅失去了特权待遇，甚至连平头百姓都做不成，完全沦为贱民。

按《华阳国志》记载，泰始五年（269）蜀人文立上书，要求晋武帝提高蜀汉降臣的待遇。奏疏中提到“蜀汉大臣名勋五百余家，已沦为厮剧”。

五年，散骑常侍文立，表复假故蜀大臣名勋后五百家不预厮剧，皆依故官号为降。--《华阳国志 大同志》

“厮剧”就是仆役杂工，尤其指“从事重体力工作的劳动者”。

这段记载信息量极大。

首先是时间。

泰始五年（269）距离蜀汉灭亡（263）不过六年，距离蜀汉官宦子弟迁徙河东（264）不过五年。短短五年时间，“蜀汉大臣名勋”的子弟，便在晋国沦为厮剧，与奴仆杂役为伍，可见阶层滑落速度之快。

其次是规模。

沦为厮剧的“大臣名勋之家”，短短五年中竟有五百余家。

须知《蜀书》十五卷，有独立列传的传主，不过百人上下；洪武雄搜求群书，著成的《蜀汉士人仕宦表》，也不过辑录三百余人，其中还包含了大量冷僻人物。

而文立作为入晋蜀人，其口中的“五百余家”必是耳闻目见。实际就此规模来看，蜀汉重臣后裔的沉沦衰败是普遍现象，包括诸葛亮子孙在内，均未能幸免。



蜀汉官宦子弟，入晋后沦为厮剧者五百余家

诸葛亮后裔在晋朝命运非常坎坷。亮之亲子，只有诸葛瞻一人，且战死绵竹。瞻子尚（亮孙）亦随父战死。入晋者，唯瞻子诸葛京。

诸葛京被逼迁之后，长期“流徙中畿”，与世沉浮。最终在文立、罗宪等人的举荐下，才出任郿令。

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诸葛）京及攀子（诸葛）显等，咸熙元年内移河东。--《蜀书 诸葛亮传》

（文立）上表请以诸葛亮、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晋书 文立传》

郿县在雍州扶风，地处偏僻。且县令秩阶甚低，在魏晋属于“浊途”，其困顿程度可见一斑。

注：东晋时代显赫一时的琅琊诸葛氏，都是魏司徒诸葛诞（亮族弟）的后裔，与诸葛亮、诸葛瑾已然无关。

诸如蒋琬（荆州零陵）、费祎（荆州江夏）等“蜀汉四相”的子孙，亦遭贬抑，碌碌无为。他们祖辈出身荆州，仕宦蜀汉，最终却被迁徙至河东。实际既失去了旧日的族望，也离开了父辈的居所，最终在北国的囚笼中挣扎。

蒋琬、费祎等子孙流徙中畿，宜见叙用。--《晋书 文立传》

蒋、费后人在文立举荐之前“不见叙用”，毫无疑问也已沦为“厮剧”，依靠出卖体力为生。

实际按“大臣名勋五百余家”的规模来看，入晋的蜀人官僚，根本不可能有人幸免。就连受封“安乐公”的刘禅，也不得不依靠装疯卖傻（乐不思蜀）来取悦司马氏。名为公爵，无异弄臣。

王（司马昭）曰：“何乃似郤正语邪！”（刘）禅惊视曰：“诚如尊命。”左右皆笑。--《汉晋春秋》

特殊人物案例剖析

如前所述，入晋蜀人的悲惨命运自是无可避免，本节选取少数特殊案例，以做补充。

涉及人物有谯周、郤正、孟兴、宗预、廖化。

（1）谯周

谯周有“劝降大功”，兼出身蜀地（益州巴西西充国），与入晋的荆楚子弟明显不同。按理应得到晋朝官方的尊崇，但实际不然。

司马昭父子不仅否决了谯周“复立刘禅于蜀”的提议，还屡次征召年迈衰老（年过七十）的谯周入洛阳朝见。名为征召，实是逼遣，令谯周十分不悦。

晋室践阼，累下诏所在发遣（谯）周。周遂舆疾诣洛，泰始三年至。以疾不起。--《蜀书 谯周传》

谯周甚至对学生陈寿（《三国志》作者）抱怨，称自己“活不了多久了”。

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可与刘、扬同轨，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不复相见矣。--《蜀书 谯周传》



恐不出后岁，必便长逝

谯周作为与荆楚集团毫无瓜葛的“头号蜀奸”，待遇尚且如此不堪，其余人物更不必多提。

（2）郤正与孟兴

孟兴是新城太守孟达之子，郤正是孟达营都督郤揖之子。孟达与郤揖在关羽死后遭到刘备清算，叛入曹魏。

（郤）揖为大将军孟达营都督，随达降魏，为（曹魏）中书令史。--《蜀书 郤正传》

孟氏出身雍州扶风，郤氏出身河南偃师，且因父辈的政治污点，均难以进入蜀汉的核心权力阶层。但二人入晋后，被安置的地点（本质就是流放）却有明显区别。

孟兴遣还扶风老家，郤正却被和刘禅一起质押在洛阳。名为陪臣，实际就是政治囚徒。

达子（孟）兴为议督军，是岁徙还扶风。--《魏略》

后主东迁洛阳，时扰攘仓卒，蜀之大臣无翼从者，惟（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张通，舍妻子单身随侍。--《蜀书 郤正传》

理由相当浅显。孟达是蜀汉叛臣，因此连累儿子孟兴在蜀不得发迹；也恰恰是因为名位不显，入晋后的孟兴才得以回归故里。郤正虽然也是叛臣子弟，却亲近刘禅，因此受到连累，沦为人质。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个道理在孟兴与郤正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3）宗预与廖化

征西大将军宗预，与右车骑将军廖化，是蜀汉的元老级人物。蜀汉灭亡时，二者皆被强制迁徙至洛阳。

实际以二人的年龄来看，名为迁徙，无异谋杀。

蜀汉灭亡前（263）半个世纪，廖化是关羽的主簿。至蜀亡时至少在七十以上。

廖化字元俭，本名淳，襄阳人也。为前将军关羽主簿。--《蜀书 廖化传》

宗预在诸葛瞻“统领朝事”之前，已经年逾七十。至蜀亡时应已年近九旬。

时都护诸葛瞻初统朝事，廖化过（宗）预，欲与预共诣瞻许。预曰：“吾等年逾七十……”--《蜀书 宗预传》

这样两个老迈得不成样子的蜀汉高官，被逼迁徙入魏，实际是对“姜维之乱”的矫枉过正。因为姜维叛乱时六十二岁，可见“老汉”也很有威胁。因此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最终七老八十的宗预、廖化也被逼着上路。

不出意外，二人均“卒于道”。至于到底是病死的，还是半途遭遇谋杀，那就见仁见智了。

咸熙元年春，（廖）化、（宗）预俱内徙洛阳，道病卒。--《蜀书 廖化传》



宗预、廖化逼迁洛阳，道卒

实际除了随诸葛瞻战死绵竹，以及随姜维作乱成都被杀的蜀汉军官，剩余诸将的命运，基本逃不开宗预、廖化的下场。类似罗宪那种“中了头彩”的案例，实在凤毛麟角。

注：蜀亡时东吴趁火打劫，罗宪扼守永安，求援于魏，保全了巴东地区。因此得到司马氏的嘉奖，成为少数显赫晋廷的蜀将。详见《晋书 罗宪传》。

小结

旧朝的亡国奴，成为新朝的二等公民，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臣少仕伪朝（蜀汉），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李密《陈情表》

但类似入晋蜀人般，达到“五年内名臣勋旧沦为厮剧者五百余家，诸葛亮、费祎、蒋琬后人亦不能免”的夸张程度，也属实罕见。

对比东吴来看，吴亡以后，朱、张、顾、陆权势依旧，但蜀汉旧臣，却沦为与仆役为伍，判若云泥。

理由显见。在东吴占统治地位的是扬州大姓，但在蜀汉占统治地位的却是荆楚士人。

以《蜀汉人士仕宦表》而论，三百余蜀汉官僚的记载中，籍贯荆州者，占据约一半的比例，剩余则由外州（主要是跟随刘备转战中原的旧人）与益州士人均摊。实际统治蜀地的，就是荆楚集团。

换言之，蜀汉的上层，是外来殖民者。这群殖民者的祖先大多来自外州，但入晋后却被迁徙到河东、洛阳等地。他们既无法返回北国的故乡，也无法留在川蜀的新巢。

农业文明时代，土地即是财富。失去了封地食邑和庄园奴客的荆楚子弟，无处谋生，自然沦为苦工，与杂役为伍。诸葛亮当年为家人留下的“薄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株”也无疑被晋朝没收。

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蜀书 诸葛亮传》

按一顷为百亩，诸葛家族的庄园占地一千五百亩，也不为少了。但诸葛亮“子弟衣食，自有余饶”的幻想却最终破灭，其嫡孙诸葛京，长期“流徙中畿，与世沉浮”，可见亦曾沦为厮剧之徒。



臣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姜维之乱，虽出善心，却最终导致咸熙元年（264）的蜀汉官僚大迁徙。不仅刘禅以六十高龄沦为司马氏的玩物，连宗预、廖化这种须发皆白的垂死老朽，也被逼上路，最终卒于半道。可以说是标准的好心办坏事了。

从另一个角度看，昔日在川蜀作威作福的殖民者，入晋后因身无一技之长，沦为杂役奴隶，也算“尸位素餐”之下的必然。这与侯景乱南梁时，王谢子弟因缺乏生存能力而活活饿死，有着惊人的相似。

及侯景之乱，（士族名流）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人情莫道春光好，只怕秋来又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