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回国考察，对蒋介石很失望，对毛主席的一无心之举赞叹不已

陈嘉庚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实业家，同时也是个伟大的爱国者。

他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与伟大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同是闽南人，算是老乡。

他出生于公元1874年，和吴佩孚、黄兴等人历史名人是同一年生人。

也在这一年，同治皇帝驾崩，光绪皇帝即位，清朝政府已经日薄西山，风雨飘摇，受尽列强欺负

日本侵略军就在这年的三月二十三日入侵台湾，在琅乔强行登陆，向清政府勒索了50万两赔银，并为五年之后正式吞并琉球埋下了伏笔。

清政府是如此的软弱无能，中国大地，凄风苦雨，民不聊生。

沿海地区更是惨遭外国侵略者掳掠，很多老百姓被当作“猪仔”成批成批贩往西方做苦力、做奴隶。

有志向、不甘心坐以待毙的青壮年，纷纷主动出海，远赴南洋讨生活。

渐渐地，陈嘉庚的家乡集美村就成了著名的侨乡。

陈嘉庚的父亲早年漂泊到新加坡，经营着一家米店，后来还办起了一间小厂。

陈嘉庚在家乡由母亲拉扯长大。

1890年，陈嘉庚的父亲让已经16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跟自己学做生意。

陈嘉庚做生意很有天分，在他的协助下，父亲的各项经营都很顺利，两三年时间内，就拥有资产约35万元。

但是，1898年，陈嘉庚的母亲病逝，陈嘉庚匆匆回家处理后事。在他守孝三年的这段时间，父亲的生意急剧下转，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时，他已经负债高达30多万元。

不久，父亲郁郁病故。

按照新加坡法律，儿子是不用偿还父亲的债务的。

但陈嘉庚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他坚决要凭自己的能力偿还这些债务，不能让好心借债的人吃亏。

他接手了父亲的烂摊子，精心运作，埋头苦干，用了四年多的时间，等经济上有了盈余，就力排众议，不顾亲友反对，不惜花费偌大的时间和精力找到债主，连本带利地把父亲所欠的债务还清了。

陈嘉庚此举，让他赢得了巨大的信誉。

这真是业界良心！

圈内人都钦佩他的商业道德，有生意都找他做。

陈嘉庚的事业因此迅速做大。

他最鼎盛的时期是在1925年前后，生意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陈嘉庚事业做得这么大，但他的个人生活自始至终都过得十分简朴。

他在个人自传中坦承：“我之个人家庭，年不过数千元，逐月薪水足以抵过。”

即使到了晚年，他给他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仍然低到让人吃惊：每天不得超过五角钱，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条鱼。

他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这“应该用的钱”是指什么钱呢？

除了生意场上的资金运转，主要是投入于慈善事业，兴办学校，救急济困，扶助民生。

而在国难当头，他更是不遗余力地舍家为国，为国家捐钱捐物。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便迅速发起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自任主席；改年，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源源不断地把募捐到的财物投回国内。

陈嘉庚投了多少财物回国内呢？

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在1940年的国民参政会上通报：仅在1939年，华侨汇回祖国之款达11亿元，而该年的总军费为18亿元。

陈嘉庚当时也算过一笔账：按世界银行发行纸币的通例，1元基金可发纸币4元，当年华侨所汇11亿元的外汇，可发纸币44亿元，除交还侨眷赡养费10亿元外，还有34亿元可充当军政费用。

不得不说，陈嘉庚太伟大了。

但话又说回来，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1940年这段时间，陈嘉庚的“爱国”是有局限性的——他的“爱国”，主要是爱南京国民政府。

他在他创办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明确订了一条守则，就是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

他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正统的中央政府，声称自己矢志要终生为之效力。

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上称：“中国国民政府乃中国国内外四万万七千万同胞共同信赖之唯一政府，国民政府之主张，即中国全国国民之主张。”

作为一个坚定的“挺蒋派”，他甚至在1936年的蒋介石50诞辰上，捐了130多万元国币给蒋祝寿。

当时，南京政府为了庆祝这场辰宴，不断怂恿陈嘉庚捐款购买飞机一架祝寿。

结果，陈嘉庚捐的130多万元国币可购飞机十架！

但是，1940年3月，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的身份回国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考察和慰问，等他亲眼见了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一切都变了。

陈嘉庚回国的原因，主要是受国民党片面宣传，说共产党无心抗日，一心和国民党搞摩擦，他既生气又疑惑。

后来，他自己在自传中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屡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

因此，他决意回国考察，找机会到延安对共产党领导人作出规劝。

回国的第一站，自然是老蒋所盘踞的陪都山城重庆。



蒋介石听说“财神爷”回来了，屁颠屁颠地指派有关党政军大员对陈嘉庚进行吹捧和拉拢。

当时，十数万元即可购飞机一架，为了吹捧和拉拢陈嘉庚，蒋介石豪掷千金，斥资八万，在重庆一地举行各种大大小小的宴会，以讨好陈嘉庚。

老覃在前面已经交待过了，陈嘉庚虽然坐拥千万巨富，生活却极其俭朴，每天不超过五角钱，吃的是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等物，他一看老蒋如此奢豪，厌恶之情油然而生。

他在重庆各报刊登了一则启事，声明：“慰问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

蒋介石还以为陈嘉庚是在做官样文章，讲客套话，没放在心上，宴请陈嘉庚的场所越来越高级，酒菜也越来越铺张浪费。

某次，把宴会安排到了孔祥熙私人开的嘉陵宾馆里。

陈嘉庚听说这个富丽堂皇的宾馆竟是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兼财政部长且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所开，惊得直吐舌头。

他愤然对身边的人说，这不是公开搜刮民脂、公开中饱私囊是什么？！

他对国民党贪污腐化的行径大失所望。

可笑的是，蒋介石还自我感觉良好，指使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在宴会拉拢陈嘉庚加入国民党。

陈嘉庚拒也不是，不拒也不是，只好装作没听见。

老覃猜惴，看到国民党大员是如此醉生梦死，陈嘉庚的内心一定会滴血。

他自己在商界辛苦挣来的血泪钱，自己都不舍得多花一个子，敢情捐回来了，都给这帮肥头胖耳的家伙挥霍掉了。

而且，照这样挥霍下去，这帮家伙还不知要耗尽多少民脂民膏呢。

陈嘉庚悄悄给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写了一封信，说：“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

陈嘉庚要去延安考察，蒋介石一百个不愿意，多方阻挠，多方作梗。

陈嘉庚坚持要去。

蒋介石问：“为什么坚持要去？”

陈嘉庚说：“您不是说说共产党无心抗日，一心在和国民党搞摩擦吗？我去当和事佬，调停两党争端，一致抗日。”

蒋介石顿时词穷。

半晌，他悻悻然说道：“要去也可以，但可不要受共产党的骗喔。”

陈嘉庚没好声气地说：“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自己有眼睛。”

是的，陈嘉庚有眼睛，到了延安，他立时知道自己被蒋介石一伙骗惨了。

在蒋介石一伙的宣传里，共产党是非常不堪的。

但是，陈嘉庚到了延安，仿佛在黑夜里看到了光明，看到了中国出现的救星。



他在《南侨回忆录》中写道：“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屡见报载中国共产党凶恶残忍，甚于强盗猛兽。及到重庆，所闻更觉厉害……且有人劝我勿往，以免危险。及到延安，所见所闻，则完全与所传相反。”

与重庆国民党的奢豪侈靡相比，延安军民的健康、朴素的风气让陈嘉庚的精神为之一振。

他专门去拜访了毛主席，对于毛主席的住所，他在《南侨回忆录》里描述说：“其住居与办事所亦是山洞，大小与余寓略同。屋内十余只木椅，大小高下不一，写字木桌比学生桌较大，系旧式乡村民用家私，盖甚简单也。”

当日用餐，“筵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可谓简朴至极。



陈嘉庚在延安调研和考察了九天，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进行多方面深层次交谈，参观了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延安新市场及安塞铁工厂、印刷厂，他欢欣无限地说：“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莫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

经过广泛接触早年他在老家兴建的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及归侨男女青年，他才知道消极抗日，专意要搞摩擦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这真是“来说是非者，正是是非人”啊。

当然，在延安九日，陈嘉庚接触最多的领导人还是毛主席。

毛主席单独宴请过陈嘉庚一个人，菜肴很简单，只有是白菜、咸饭、辣椒，外加一大钵子鸡汤，一共花了一块五角钱。

这顿饭，陈嘉庚吃得津津有味。



毛主席解释说，其实，鸡是隔壁大娘养的，她知道我来了远客，特意杀了这只鸡送了过来。

陈嘉庚还注意到，他在和毛主席在一次谈话中，来了两位华侨学生、一位原集美学校学生，他们“无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

尤其打动陈嘉庚的还是一次座谈会，当时，总司令部内的人都来参加了，黑压压的坐了一屋子人。突然又来了一个勤务兵，该勤务兵东瞅瞅，西瞅瞅，焦急地坐的地方，游目所及，发现了毛主席坐的长板凳还有几寸空间，大喜过望，挤身过来，一屁股坐下。毛主席只是看了他一眼，习惯性地把自己身体让外移开一些，以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陈嘉庚无意中瞟到这个情形，暗自喝彩，暗自赞叹，他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平等无阶级制度了”。

后来，他还在《南侨回忆录》中郑重写出了这一笔：“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

在离开延安的路上，陈嘉庚兴高采烈地同行的人说：“中国有了救星，胜利有了保障，大家要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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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年12月21日，陈嘉庚在吉隆坡的华侨会议上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他说：“去年新加坡各社团联合欢迎我，我的演讲措词是相当悲观的。我曾说，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经过这次回国实地考察，才知道我的话说错了，原来拯救中国的人不但早已诞生，并且已经在那里做出许多大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