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打开“红色密档”探寻传奇往事

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文|《小康》·中国小康网记者 简宏妮

在贺页朵写下这份入党誓词的90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连同它背后的故事，一起走进了一部名为《红色密档》的纪录片。



还原 《红色密档》摄制组足迹遍及全国20多个省份，遍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以及红色地标50余处，拍摄素材近1万分钟，拍摄珍贵档案近千份，采访嘉宾近百人，只为真实还原一段段伟大岁月和传奇故事。供图/《红色密档》摄制组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着一份入党誓词：“牺牲个人，言首秘蜜(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伏(服)从党其(纪)，永不叛党”。一份24字的入党誓词，有5个错别字，但却无比珍贵——它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入党誓词，宣誓人贺页朵，是一位来自江西省永新县北田村的普通农民。

在贺页朵写下这份入党誓词的90年后，中国共产党迎来了百年华诞，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连同它背后的故事，一起走进了一部名为《红色密档》的纪录片。

当尘封的档案袋被一个个打开，犹如一扇扇历史的小窗被推开，数千份档案不仅拼凑出历史的模样，还激活了一个又一个传奇。档案里的往事、在战争年代保护档案的人，都从档案里走了出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出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承制，携手中央档案馆共同制作的纪录片《红色密档》国庆节期间在CCTV—9纪录片频道播出。

北京发现纪实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池建新是知名纪录片人，也是《红色密档》制片人。他介绍说，《红色密档》共5集，每集50分钟，以一系列极具代表意义的相关档案为切入点，聚焦于大的时代背景下档案背后的真实故事。节目通过寻访者、亲历者、见证者、知情者的视角，运用悬念叙事的手段，拨开层层迷雾，还原一段段伟大岁月和传奇故事。

本片制作过程历时一年半。从2020年初开始，10个摄制组在全国各地同步拍摄，足迹遍及20多个省份，遍访各地档案馆、纪念馆以及红色地标50余处，拍摄素材近1万分钟，拍摄珍贵档案近千份，采访嘉宾近百人，最终以接近40：1的超高片比浓缩为成片的250分钟。

从中国共产党1921年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成立，近现代的风云、先驱们的披荆斩棘、革命者的前仆后继尽显荧屏。

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

贺页朵1927年投身革命，曾任乡农民协会副主席。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他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1月25日，贺页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入党宣誓仪式是在他工作的榨油坊进行的。

贺页朵识字不多，这份布质的、有错别字的入党誓词，成了他人生的座右铭。无论斗争多么残酷、环境多么险恶，他都勇敢地站在斗争的第一线。

1934年，贺页朵在一次伏击战中负了重伤。红军长征后，他留下来坚持斗争，后来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写有入党誓词的布条用油纸包好，藏在榨油坊的屋檐下。1949年8月，贺页朵盼来了解放，他取出写着入党誓词的布条庄严地对家人说：“我入党时，介绍人反复嘱咐，宁愿杀头，也不能告诉任何人。从入党到解放有十多年了，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这是党的机密啊!”1951年，中央派慰问团到南方老革命根据地慰问时，贺页朵将这份珍贵的入党誓词亲手交给慰问团负责人。

谢觉哉看到这份入党誓词后，于1956年7月1日写下一篇《一个农民的入党宣誓书》。文中这样说：“贺同志在写这张布质的入党宣誓书时，不是照着底稿写，而是记熟了这几句话。他虽然写了一些别字，这些别字并不减少它陈列在革命博物馆的意义，倒使人感到它忠实、可爱、可贵。”

贺页朵的孙子、退伍老兵贺佐武回忆：“我爷爷经常跟我们说，做人要不怕吃亏，做事要不怕吃苦，要老老实实做人，永远跟党走。”如今，贺页朵曾经工作生活的榨油坊前的誓词广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当地干部群众和民兵组织的入党宣誓仪式，他们重温革命先辈的战斗故事，从党的誓词中汲取奋进力量。

“挑夫少将”龙开富和贺页朵同一年投身革命，在新中国的开国将帅中，龙开富是非常独特的一位，他最出名的并非是在战场，而是用一生陪伴毛主席，用生命书写了忠诚二字。

长征途中，龙开富是毛泽东的警卫员，除了保卫毛泽东的安全，他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当挑夫，把前敌委员会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文稿挑在肩头。一根扁担、两个皮箩是他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标配”，无论是爬雪山还是过草地，他始终秉持着“命在文稿在”的信念，最终把这些极为重要的文件和书稿安全地带到了陕北。

因为不识字，龙开富肩上的扁担也有“出错”的时候。

打下遂川后，龙开富从县衙一个小房间里给毛泽东挑回了一担收税用的田亩书册——毛泽东曾交代，部队打到哪里都要找报纸、找书、找文件给他看。龙开富认真执行，但因不识字，挑回的却是收税用的田亩书册。毛泽东因此摇头说：“小龙呀，干革命没文化可不行，我来教你识字。”井冈山时期，纸张匮乏，毛泽东就把自己和别人抽烟剩下的废旧香烟盒收集起来，裁成方块，每个方块写一个字，一天一个字教龙开富以及其他几个警卫员认。

龙开富离世后，后人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书桌上除了永远不变的一套《毛泽东选集》，就是密密麻麻的工作笔记，这是宝贵的记忆，也是随着革命成长的见证。

纸间真情，大时代背景下的家国情怀

“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

以上内容摘自一封私人信件，写信人是朱德——当时的八路军总司令，收信人是好友戴与龄。这封写于1937年11月29日、落款处地址是“晋洪洞战地”的借款信，让人们感受到了朱德当时的焦虑心情。

戴与龄小朱德两岁，是仪陇县马鞍人，彼时正在泸州开药店。他和朱德一同参加过科举，也一起在军中共事，朱德万里寻党、在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多次接济朱德。他们密切合作、坦诚相待，论公论私，都是惺惺相惜的挚友。

这封承载着报国之志、孝母之心和勤廉之德的特殊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恳切和无奈，深深感染了戴与龄。戴与龄接信后立即给朱母寄去200元，使饥饿中的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

大时代背景下，革命者全身心投入事业，甚至献出生命，但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儿女情长。

对于居住在京津一带的人们来说，1949年的春节是在平津战役的炮声中迎来的。1月31日，农历大年初三，北平和平解放。时任华北野战军第66军炮兵团二营营长的宋云亮也参加了平津战役，但由于北平和平解放，他所在的部队没有打仗，而是住在城北昌平待命。

2月13日，农历正月十六，他们受守城部队的邀请进城参观。这是宋云亮第一次来到北平，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见闻使他彻夜难眠。在下榻的国民饭店的客房里，他提笔给未婚妻胡玉华(玉花)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他说：

“玉花，我想向上级提出我们的结婚问题，你同意吗?不过现在还没有提，等以后提了，上级作了答复再告诉你吧!”

这不是宋云亮第一次给未婚妻写情书，在解放战争的三年里，宋云亮与胡玉华尺牍频繁，鸿雁往复。随着漫长的书信来往，感情也日益加深。

这封情书寄出的7个月后，宋云亮奉命从天津开赴北平，参加开国大典的大阅兵。不久，他的结婚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正式批准。1949年10月24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如果说宋云亮写给爱人的信件，让人看到了爱情和希望，那么赵云霄狱中写给女儿的绝笔信则于坚毅之中透着巨大的悲伤。

“启明我的小宝贝：你的母亲在你才有一月又十几天的时候，便与你永别了……小宝贝!我很明白的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小宝宝!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负你父母的期望……”

湖南省株洲市的一栋居民楼里，76岁的陈树勋戴上老花镜，手捧一张泛黄的照片，一字一句读着。照片翻拍了一封信，正是赵云霄牺牲前写给在狱中降生的女儿的。信没读完，陈树勋泣不成声，再也读不下去了。

陈树勋是赵云霄的丈夫陈觉的侄子，他一出生就被过继给了两位早逝的烈士。1959年，国家征集革命文物，他将赵云霄和陈觉在狱中写下的两封遗书交给政府。当时，工作人员将遗书拍成照片，留给了陈树勋。这些照片，他珍藏至今。

小启明有没有像赵云霄期待的那样，好好长大成人?这个问题让陈树勋沉默了良久，他才慢慢说道：“体弱多病的启明姐姐被接回家后，在11个多月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不久就夭折了。”醴陵市烈士陵园里一幅纪念赵云霄的油画，还原了她临刑前的场景：阴暗潮湿的牢房里，赵云霄把女儿紧紧搂在胸前，喂过最后一次奶，她轻轻放下小宝宝，擦干泪水，镇定地走向刑场……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23岁。

在寻访中致敬历史

如果不是因为要找爷爷，69岁的共产党员来芬琴不会跋山涉水来到北京，又从北京辗转到达绥芬河。她的爷爷就是参加中共六大的5位浙江代表中的一员来耀先，但是这么多年，爷爷的革命历程始终不为家人所知。她还有一个心愿，“希望能找到爷爷的照片，看看他长什么样子”。

来耀先1893年出生在长河咸字里一户贫农家庭。时值清末，国家屡遭侵略，积弱贫困。迫于生计，来耀先只能投师学习剃头。好学的来耀先，很快学成出师，并开了自己的门面——“坤记理发店”。时间一久，大家就都管他叫“剃头阿坤”。

1921年，中共早期党员沈定一回到萧山衙前村，并在9月宣告成立衙前农民协会——不久，萧绍平原上，10万农民参加的衙前农民运动爆发。来耀先本来平凡无奇的一生，因此改变。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

此时的“阿坤”早已不再是个普通的剃头匠，他被推选为党代表——浙江省唯一的农民代表。他与省内另外4名代表假扮商人，从绥芬河出境，冒着生命危险，不远万里穿越茫茫西伯利亚，奔赴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

六大结束后，来耀先到长河井山坞，一边养病，一边传播六大精神。后来，他又在杭州、上海等地开展工作，在上海时不幸被反动派杀害，年仅42岁。

来耀先去世后，他的儿子一辈子在探寻他的革命事迹，儿子去世后，孙女来芬琴接捧此事，并最终完成任务。虽然没能找到爷爷的照片，但她已经在绥芬河看到了爷爷当年参加六大的行程，也知道了爷爷在会上的发言。重走在雪雾蒙蒙的中俄边境森林里，来芬琴好似和爷爷的灵魂相遇。

《红色密档》还采访了一些档案馆、博物馆的管理者以及一些重要档案的研究者，因为他们的讲述与还原，这些历史档案里的故事，愈发鲜活动人。

朱国明，曾在上海市档案馆从事档案研究工作40多年，因为工作的关系，对于中央文库在当时上海发生的事情，他做过系统的研究。跟随朱国明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看着很多历史故事的发生地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他的讲述，中央文库最早的一批守护者，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堪称“惊心动魄”的真实故事揭开了面纱。

1942年夏，在上海成都北路972弄3号，新开张了一家“向荣面坊”。面坊的老板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名叫陈来生。白天，陈来生在店里做面、卖面，一到晚上，就偷偷跑到城郊，还多次秘密穿越日军的封锁线。一个小生意人，为什么要去冒杀头的危险呢?

陈来生本姓甄，出生于上海，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改名陈来生。当时，他对外的身份是“向荣面坊”的老板，而在党内，他的真实身份是党中央“一号机密”的保管人。

1949年9月初，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门前，押着胶轮车的陈来生将中央文库送到此。上海市委组织部当即开具证明：“兹收到陈来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

陈来生是中央文库最后一任保管员，如今的“向荣面坊”所在地早已不复当年模样，但他在此斗争的事迹，却永远不会磨灭。

《红色密档》中所涉及的档案，不仅包括中共历次重要会议的决议、发言稿、电报，还包括书信、日记、报刊、录音、影像等众多品类。其中，有48份档案资料属首次向媒体公开。例如，1927年8月9日毛泽东参加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的发言原稿、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撰写的《井冈山的斗争》原稿等。依托这些档案，《红色密档》勾勒出了从建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28年的宏大历史，既有放眼百年的理论高度，也有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它们或惊心动魄，或温情隽永，或宏伟壮观，或感人至深。回望百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发展壮大，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伟大征程。而这部纪录片正是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一份礼物。

(《小康》·中国小康网 独家专稿)

本文刊登于《小康》2021年10月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