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我劝你别去成都

《让子弹飞》

近几年有一种趋势，越来越多人逃离北上广，厌倦了所谓超一线大城市的生活，回到家乡或是更小的城市工作。其中，成都无疑是一个新兴热门城市。

成都很特别，除了有数不清的美食，它的公共空间和市民文化特别发达，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闲适的城市文化基因。

在我们的一般认知当中，中国社会似乎总是缺少一点公共空间，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一点与西方似乎不太一样。

但历史学者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却说明，中国城市里一样存在公共空间，而且这个空间里的生活极为丰富多彩。这本书可以有效弥补我们一些认知盲区，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这种几乎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

现在有很多“中国最适宜居住城市”或者“中国最幸福城市”的榜单，在这些榜单里你总会看到成都。

以前有一句话叫“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意思是年轻人到了成都，过上舒适生活，就会丧失斗志，不再有上进的动力。而年纪大了以后，无论去哪里，都觉得比不上成都的生活环境，这里才是最适合养老的地方。所以成都一定有一些特别之处。

学者王笛从关键词“公共空间”谈起。今天的文章，就通过王笛的视角，去讲述一些生动有趣的城市“冷知识”。

讲述 | 梁捷

来源 | 《平行城市：无限人生书单第二季》

1.

城市中的公共空间

在西方语境里，公共，“public”，是一个含义在不断演变的词，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内涵。王笛的老师，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曾经研究过这个词在中国的意义。

他认为，如果我们把“公”定义为“私人”与“官府”之间空间的话，那么“公”这个社会领域在中国也具有很长的历史，扮演重要角色，“公”为精英参与地方治理和控制提供了广阔的转圜空间。



《让子弹飞》

我们的生活与公共空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在家里，我们接触的是家人；在公司，我们接触的是同事。但是在这两者之外，我们生活中还有大量熟悉的陌生人。

当我们走出小区，碰到门卫保安，会点个头打声招呼，虽然都未必知道门卫姓什么叫什么。当我们去附近的小饭店吃饭，老板娘会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又来啦，先给你们上几瓶啤酒吧。老板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但对我们的饮食偏好可记得清清楚楚。



《飞驰人生》

伟大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表示，遗憾的是，我们对那些巍峨王宫的过去的了解，远多于卖鱼市场的了解。因为一般学者只记录大事，课堂教育只教授大事，甚至媒体报纸上往往也只刊载大事。

至于鲜鱼如何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市场里我们怎么买到野鸡、鹌鹑，为什么最近的牛肉价格涨得那么厉害，这些信息很难被记录下来，转瞬即逝，非常可惜。

市场里包含了大量的知识，而且是与我们大多数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可能也比王宫里的事更为活泼生动。最近一两年在国内流行起来的微观史写作，其实是在弥补这个历史视角的不足。

随着中国城市里“市”的不断开放，公共空间变得越来越重要。

传统中国城市一直缺乏正式市政管理机构，今天大家熟悉的城管制度大致是清末民国初从西方引进的。

既然城管缺位，一定就是由本地居民自我管理，由此产生的地方自治模式使得社会各阶层成员都能较为平等地使用公共空间。普通民众可以在街头自由从事各种休闲活动和商业活动，与他人分享诸如街头巷尾、广场、庙宇、桥头、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

其实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形成过程，和中国是类似的。很多欧洲城市都有广场，这原本就是默认让大家聚集的地方，外来人士到一个城市，一般都会先去广场看看。



《正常人》

也有很多欧洲城市都建设了大教堂。大教堂的修建很不容易，必定会是一个城市的地标，所以教堂周围也容易形成公共空间。到了近代，欧洲很多城市开始流行咖啡馆文化，咖啡馆又成为吸引群众的时髦地方。

王笛的研究表明，成都也是如此。在20世纪以前，成都的地方官员很少会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小贩平时散在各处，有集市的时候，小贩们就会聚集在街头招揽顾客，这些小贩给集市带来了活力。

由于街头远离官府的控制，这就给予人们分享这一空间的机会，居民都会尽其所能地使用街头。商人和小贩总是为使用街头的空间而争斗，店铺用招牌、幌子、货摊、桌椅等把它们的势力范围延伸入街道。

路边的招牌和幌子连续不断，争奇斗艳，不管成都、香港、东京都是如此，显示出商业竞争的激烈，这也是东亚城市景观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甚至成为一种奇观。

成都与大多数中国城市一样，城市里的房屋多半也是平行发展。房屋一般不高，只有一层或两层，人们的住家与街面经常只有一个门槛之隔。因此街头的商业活动很容易与市民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住在街道两旁的人们在他们的门口和街边从事各种活动。如果他们有事找邻居，只要跨出门槛即可。不管是日常事务，还是紧急情况，大多数人都可以很快请到邻居帮忙。邻居之间一般的日常用品也可以借进借出，还可以赊账。



《重庆森林》

如果哪个居民觉得无聊，他只要走出门就可以与邻居闲聊。街边的住户基本不存在隐私，为了让阳光和新鲜空气进入简陋的房屋，面朝街道的门总是得开着，走过路过的好奇路人就可以瞥一眼屋子里的风光。

王笛记得，成都市民都喜欢聚集在市场、空坝、街角、桥头以及庙前庙后等地方找乐子。这些地方对一般百姓，无论是居民还是外来者都没有限制，反正是开放空间，任何人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事。那些不想去茶房戏院看表演的人，也可以邀约三朋五友，在桥头巷尾打发时间。成都到处都是这样的空间，所以日子好过得很，悠闲得很。

这是最为典型的中国传统城市生态。这种生活方式下，空间局促，缺乏隐私，但同时又很安全、很方便，充满了人情味。

今天随着城市的快速改造，大量老社区被拆除，大家都迁居到新式楼房里。新式楼房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但这种邻里互动的生态环境就彻底消失，很多人都对此表示怀念。

2.

成都的茶馆

我们再回到王笛笔下的成都。对成都市民来说，茶馆恐怕是最重要的公共场所。

19世纪以前，到茶馆喝茶已经成为成都人的习惯。20世纪以前，很少有官方势力会对茶馆生活进行干涉。有一句当地谚语说，“一市居民半茶客”。

根据王笛的统计，在晚清时期，成都大概有454家茶馆。而到了1931年，这个数字是620家。这些数字只是下限，实际的茶馆数量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茶馆对于这个城市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华的日本情报员也把茶馆与这个城市的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

有人会说，其他地方也有茶馆啊。北方有，南方有，大运河沿线有，广东自然也有。但不同地方的茶馆还真有点不一样。早在40年代，就有学者把成都茶馆与华北、华南的茶馆做过比较，就发现在北方看不见四川这样的饮茶之盛。

广东的茶馆，则似乎是为资产阶级开设的，所谓的“三盅两件”非常精致，全都是为生意人准备，穷人可吃不起三盅两件。南京人也热爱喝茶，但是他们只在早晨去茶馆，中午之前就离开了。而成都人在茶馆里一待就是一天。



《卧虎藏龙》

茶馆在成都的兴起，与成都的自然环境有关。

第一，成都的交通运输比较艰难，往往依靠肩挑手提，于是车夫、轿夫及其他苦力需要很多可以喝水、休息的歇脚之处。

第二，成都的井水水质不好，含有碱，所以是苦的，不宜泡茶。泡茶喝的水都是由挑夫从城外运回来的河水，所以成都茶馆门口一般都挂着“河水香茶”的幌子，保证饮用水都是河水而不是井水，质量有保证。

第三，成都的燃料较贵，为了节约柴火，百姓人家一般都到茶馆去买水。中国以前大都市都是如此，中下层的老百姓很少有自己烧柴火来烧开水的。在煤气很普及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

而且茶馆总是与其他生活必须的饮食摊联系在一起。

在成都，甚至很多肉店、饮食摊的老板也愿意投资入股茶馆，一起经营。对于以前的普通人家来说，买肉吃肉是一件大事，一个月吃不了几次肉，所以买了肉以后，往往会在茶馆休息片刻，与其他人分享快乐。而一整天待在茶馆里的人，必然也有饮食和点心的需求，茶馆附近的饮食摊可以有效解决这一类的需求。

中国南方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地方还保留这种习惯，有很多以“XX茶室”命名的餐厅。餐厅老板一般就提供茶或者饮料，必须有这个消费，周围还有很多提供食物的摊位都是老板招租来的，可以给大家提供炒粿条、福建面等食物，他们定期向老板交租。

对老百姓而言，茶馆既可以社交，也可以解决吃饭问题，所以对于生活就非常重要了。



《卧虎藏龙》

茶馆内还有多种生意，比如卖报的、擦鞋的、修脚的、按摩的、掏耳朵的、卖瓜子和豆腐脑的，应有尽有。茶馆里喝茶也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如果你坐下不久，突然有急事要去办，只需要把茶碗推到桌子中央，跟堂倌说一句“留着”。过几个小时回来，你还可以继续喝这杯茶。

成都茶馆的营业时间也很长。通常茶馆的营业时间是凌晨5点到晚上10点，但比如茶馆附近有个蔬菜市场，那么菜贩往往习惯在开市前来喝杯茶，茶馆就会提早到凌晨3点开张。

又比如春熙路附近的湖广会馆，则会把打烊时间延迟到12点以后，因为很多春熙路店铺工作的伙计要10点才下班，他们习惯在下班以后再找个茶馆喝杯茶再回家。

一般来说，茶馆最尊重的客人是凌晨来的那批人，比如早上5点来喝茶的，那必然都是常客。所以这些人茶碗里的茶叶总是要多于他人，接受的服务质量也最好。

3.

成都茶馆的职能

既然说到茶馆，就一定要继续讨论茶馆在成都人生活中的意义。

哪些人是茶馆的常客呢？按照王笛的分析，主要就是两类人，一类人特别空，可以叫“有闲阶级”；一类人很忙，可以叫“有忙阶级”。有闲阶级主要是指那些地方文人、退休官员、有钱寓公和其他社会上层人士，有忙阶级是指那些为了生计不得不工作的人。

在近代，大多数城市人们的居住空间都很有限，在家会客不方便，所以都有在茶馆约见面的习惯。以前没有电话、手机，很难约定准确的碰面时间，那么约在大家常去的茶馆，相互之间总能碰头。

一些文化人回忆，他们当时要约稿、取稿，就与作者约在茶馆，既节约时间又可以省下邮票，极为方便。一些组织和学生也常在茶馆开会，既有公共性，又有私密性。

不同群体有不同的偏好，比如学生喜欢枕流茶社，教师就喜欢鹤鸣茶社，文人则喜欢一家叫文化茶社的茶社。即使是人力车夫、拾荒者，他们也都有自己的茶馆。



《卧虎藏龙》

茶馆里一定有说书人，这是成都茶馆的一大特色。

夜幕降临，店铺打烊关门的时候，正是茶馆生意最好的时候，总是坐满了听书的顾客。高水平的说书人能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吸引听众。茶馆里的听众往往也都听了多年，所以非常挑剔，说书人必须有极好的记忆力和睿智的描绘力才能获得成功。如果说书人说得不好，忘记故事，还会被台上听众嘘下去。

有时候，说书人说完一段，就会拿一顶帽子用传帽子的方式来收钱，也有的是茶馆老板直接向听众收取评书钱。但不管怎么收钱，你只能向茶馆里买了茶、坐下来的人收钱，没法向那些聚在茶馆外面街边的人收钱。

同时，茶馆还是很多人的工作场所，比如商人、算命先生、郎中和手工工人。茶馆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地方，如果他觉得热了，就可以赤裸上身；如果他想要理发，就可以在这里找到剃头匠，直接在座位上帮他理发。



《让子弹飞》

此外，茶馆也是个劳动市场，大量苦力都在茶馆等待雇佣，许多都是来自农村的季节性自由劳动力，在农闲的时候就可以到城里的茶馆等活。

有很多人做扛夫的工作，也就是搬运工。这种工作只需要力气不需要技术，成都人管他们叫“背子”，重庆人管他们叫“棒棒”，这其实是一个很适合闲散劳动力的工作，今天仍然存在。不仅男性，也有很多女性在成都南门外的茶馆里等活，她们主要从事的职业是保姆。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茶馆的社会功能，因为有很多秘密的、私下的交易也都在茶馆进行，而且这些交易的数量绝不少。

茶馆有一种特殊的职能叫做“吃讲茶”。市民之间发生小的民事纠纷，如吵架、债务、生意、财产争执等，一般不会到官府去解决，而是去茶馆调解。



《让子弹飞》

从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半民事法庭”的角色。纠纷双方一般会约到茶馆，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者在地方上有影响的人来做裁判。这些有影响的人，有时是有科举功名的人，有时是保甲团练的领导，也有时就是秘密会社的领袖，当然这些身份也时常交叠在一起。

大家坐下以后，各自陈述理由，由裁判来评理，理亏的一方必须接受裁决并支付茶钱。如果辩论下来双方都有错，那就由双方分摊茶钱。

民间有一句谚语，“一张桌子四只脚，说得脱来走得脱”，只要你有道理，说得清楚，不付茶钱就可以走路。吃讲茶是帮助社会润滑、减少暴力争斗的一种重要机制，茶馆确实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在中国民间社会中一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既是服务场所，又是社交空间，还是劳动力市场，甚至还是民事法庭。中国传统社会，哪怕到了近现代，也是非常丰富、有活力的。

但在今天，大城市都在轰轰烈烈开展大拆大建的运动，很多茶馆这类公共空间就被轻易抹掉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失去了什么，是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本文整理自梁捷老师在《平行城市：无限人生书单第二季》中的节目讲稿，略有删减。原内容请移步看理想App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