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赓 ‖ 营山文脉耀巴蜀

营山文脉耀巴蜀

黄晓赓

城市发展传承的灵魂在文脉，它记载着从历史流淌到未来的人文脉络。山环水绕的营山，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习俗。来县当政的官员，大都重教兴学，以培育人才为念。经他们的倡导，在营山这座船形城市沃土上修建的文庙、奎楼、学宫、文塔、书院、考棚和居所，构成了营山学子通达科举仕进的文脉之路，镌刻着位居巴蜀前列的兴盛文风。

建学宫

学宫即现在所讲的学校。设置于孔庙之内的学宫称庙学，也称文庙，是府、州、县地方官办学校所在地。营山学宫，见载于文字的，始于元代。元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陕西汉中人贾谦来营山作县令，一到任便拜访学宫，见学宫狭窄，即与县署任职的官吏商量讨论，在县西太白山麓（今县武装部住地）修建了文庙的主体建筑——大成殿。时任行中书省理问（布政使司掌勘核刑名诉讼的直属官员）的文如玉在《创建大成殿记》中说：“事有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称贾谦“以庙学为第一事，是知所先务也”。

营山学宫为木构架建筑，耐用性较弱，历时长久，或风雨剥蚀，或兵燹损毁，需不断修缮。从元代到清未的579年间，来营山作官的名宦志士，重视教育，视学宫为储才之地，重修学宫而见载于碑记的县令有24人，教谕1人，典史1人。正是他们“继往圣，开来学”，“使本县的人争着送子弟上学读书”，重教与兴学相得益彰，科第与仕进相沿成习。

太白山为学宫所在地，自古无异议。古人讲来龙去脉，认为营山龙脉进入县境，经现今回龙镇石牛山、丰产乡木樨山和衮山、朗池镇张家山后，在太白山落脉，为县邑灵气毕萃之地，下乘地脉，上应天星，而培人文，此处为修建学宫的风水宝地。

但建于此地的学宫朝向，却屡无定见，南、东二向反复更易。康熙七年（1668）任营山县令的毛鸣歧（湖广举人）在《重修学宫碑记》中说：“考察学宫的位置，在县城西边的太白山麓，是在学宫旧时的原址上重修的。学宫大门的朝向，明朝有三次改为南向，有三次改为东向，这种更改变动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主张南向的人认为，文庙朝向确定名分中正之位的南方，可以延续尊崇礼教秩序的风尚；主张东向的人认为，文庙朝向东边环绕的山水，可以使营山的人才蓬勃兴起。”

孔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孔子被追谥为文宣王；元大德十一年（1307）又被追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以王者的身份和地位，“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易经·说卦》），故以南向为正。但依地理形势而论，正确的作法应当是坐西向东。

孔庙作为学宫和文庙所在地，应重人文，当以山川环拱的东向为正。毛呜歧深知此理，他在主持重修学宫时，以人文为重，学宫的大门，沿袭了前任马知县的东方朝向。所以，清嘉庆七年（1802）任营山县令的戴三锡说：“明朝万历戊午（1618）年，知县马中豸（山西大宁人，贡生）以文庙向南不利于科举考试，勉励士绅在修繕文庙时仍旧釆取了东向，清朝也就一直沿习文庙东向而没有更改过。”

修奎楼

奎即奎星，古代天文学中二十八宿之一，是主宰文章兴衰的星宿，自古有“奎主文章”之说。兴建奎星楼，多以祈祷本地文人辈出，文风昌盛。清康熙营山邑令张玉璘（福建人，监生）在县城西北隅的文庙后旁修建奎星楼，以祈佑营山文风之盛。

清朝乾隆时期本县进士陈怀玉说：“县城的地形象一条船，用船只过渡江河，千钧重担都落在船柁的上面。从前县令仰望观察天象，百尺高楼之上的天空正好有文曲星闪耀映照，与人们所说的天开文运 、地灵人杰相吻合。” 意思是营山县城的地形象一条船，要人才辈出，需要一柁相助。柁者，奎星楼也。

陈怀玉认为，营山自清代以来，科甲累累弗歇，虽不全系奎星楼之力，但当时的奎星楼亭阁倒塌、神像毁损，让邑人难以感受营山秀美山川所赋予的灵气，子弟难以树立起远大的求学志向，这样不利营山的文风。

故在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年）岁，时任县令刘佳奇（江西新淦人，）对奎星楼进行修葺，希望焕然一新的奎星楼，能让神灵得到稳妥安置，下乘地脉，上应天星，凝聚天地山川的秀美灵气，孕育出优秀人才。

钟灵毓秀，久而化成，奎楼与学宫相得益彰，乘地脉应天星而培人文，营山人文蔚起，科第蝉联不断。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任皇帝的176年中，营山考中举人116人，进士20人。难怪早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的时任县令张玉璘就有“营邑山川绣错，人文蔚起，国朝科第蝉联不歇”的感慨，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时任县令王绂疆（山东诸城人，举人）也有：“科第仕宦，绵绵继继，甲于蜀都”的赞叹！

培文风

《相宅经纂》说：“凡都省府县乡村，人文不利，不发科甲者，可于甲、巽、丙、丁四字方位上择其吉地，立一文笔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于山上立文笔，或于平地建高塔，皆为文笔峰”。

明嘉靖二十年（1514）任营山知县的杨文焕，为培补县学文风，给银十二两，买下位于南方（丁方）的原属居民罗守祥、张贵的一块地，作为县学文星，并将此命名为印台山（今县气象局住地），以鼓励学生学成之后为官掌印，借以寄托人们的理想追求。明时绅士合力，在学宫正向的东南（巽方）方位垒成一山，是为文笔山（今城守三小附近），自此科名大有起色。

清道光四年（1824），进士杨上容（湖南宁远人，进士）署营山县令，主持在城东郊梅家梁（甲方）建31.2米高的六棱锥形回龙塔一座，俗称为白塔。白塔门联为“砥柱回澜波澄朗水，奇峰拔地秀启绥山”，三、六、九层分别题有“威震江河”、“光耀紫极”、“文运出震”横额。

当事者希望波澄朗水、秀启绥山的白塔峰，下震江河，上耀天空，从东方（震为八卦的东方卦）开启科举应试的好运气，将蝉联的科第之风不断延续。同治九年（1870年）营山时任县令翁道均（福建福州人）说“营于蜀为望邑，代有闻人，科弟蝉嫣不绝。”

办书院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增长，设置于孔庙中的学宫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作为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场所的书院也就应运而生。

营山旧日书院，明朝时有西门外的西林书院，清朝前期有南门外的翠屏书院、怀德溪旁的近仙书院。然“代远年湮，残碑断碣没于荒烟蔓草间，不可复识”。雍正七年（1729），邑令李文烜（江南仪征人，举人）接太白山建奎楼，为朗池书院，草创未备”，“嘉庆三年（1798）兵燹后，仅以察院行台代书院，屋宇湫隘，膏火无多”（夏文臻《建修书院碑记》）。

道光六年（1826），夏文臻（江西新建人，举人）署营山县令，首以人才为念，询知邑无书院，兼乏考棚，深以为憾，遂生建院之心。恰逢时和年丰，农夫相与庆于野，士人相与贺于庭，自愿以其余力修建书院。夏文臻应民所请，在城外东北隅选址，利用修建白塔搭脚手架的木料，修建书院一座。四合院布局，穿斗平房，板壁木室。

因书院脉发云凤山，后枕芙蓉峰，前临营山河，远眺萦洄溪，藏修诸生好似云中飞凤，习诵和声犹鸣国家之盛，故命名“云凤书院”。书院建成后，历请名师，专心训迪，讲课之功无间寒暑，诵读之声常彻通宵，人才多出其中。兄弟翰林于式枚、于式棱早年曾就读于此。

1984年8月，云凤书院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书院内开设有“营山大讲堂”。

置考棚

营山旧无考棚，岁试都在县署进行，桌凳无法满足，只好考生自备。夏文臻到任的那年岁试（1826），参加考试的童生有一千五六百人，均自备桌凳而来，因县署内无法容纳，连大门外都搭满了桌凳。

所以夏文臻在《建修考棚碑记》中说：“拥塞公门，一遇霖雨，苦不可状”，“欲求于风檐寸晷中缔结佳文，戛戛乎其难焉”，深感在这种简陋寒冷的环境中无法写出好的文章。

于是夏文臻与士绅商议，按粮捐资，在县署的西边购买空隙土地，修建北向考棚16间（今会展中心左侧），可容纳2000多人参加考试。

道光二十五年（1845），时任知县觉罗祥庆（满州人，进士）认为，“考棚文风攸系，不宜所向倒置，当易而新之”（觉罗祥庆《改建考棚碑记》），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对考棚进行了扩建，改大门为南向，置广厦旁厢于棚内，将凝寒石磴更换为木凳。

此后县考，扃试棚内，鱼鱼雅雅，列坐无虞。经考栅岁试后而考中进士的又有6人，将清代的营山进士总数增至26名，仅次于涪陵、华阳、富顺、成都四县，列居全川第5位。

观故居

于家大院是晚清名臣于式枚的故居，位于朗池镇天井村六社（今滨河公园内），由明代营山首任县令于绍的后裔所建。大院后山来脉发自芙蓉山，经狮子梁、天井店等大小10余座山峰蜿延跌荡，在书院坝上散落出高4米左右的土坵3座，于家大院就座落在尾端的土坵前，因其形似眠觉的狮，当地人称其屋基为“扑狮饮水”，它秉承“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民俗选址传统，属典型的川东北民居。

大院是坐北朝南的三进三出封闭式居所。正堂六排五间，一楼一底木质穿斗结构，东西两边是厢房，前面是二堂。二堂前面是朝门，朝门左右两边立有4至5米高的桅杆。由正堂、二堂至朝门廊房依次渐低，前临书院坝，远朝笔架山，右侧九曲水绕堂而过，下手青龙砂关锁门户，藏风聚气，文兴之地。于家在清代考中4名进士，3 人入翰林，官居县令、知府的不乏其人，邮传部待郎于式枚出任考察德国宪政大臣，对宪政颇有建树，成为晚清一代名臣。

地善苗秀，宅吉人荣，择吉地而居，谋才俊而喜，营山文脉之兴，既有秀美山水的哺育，更赖重教兴学的举措，耕读为本，古今相袭，人文蔚起，科第不歇，绵绵继继，甲于蜀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