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的红四方面军造币厂

1933年11月18日，为了广泛开展土地革命，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又称川陕省造币厂）在四川省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厂长由时任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即后勤部）部长、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的郑义斋兼任。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各根据地中最具规模的造币厂，它对于统一根据地币制、活跃根据地金融、稳定根据地物价、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促进根据地贸易、发展工农业生产、巩固川陕苏维埃政权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诞生于战火之中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四川军阀连年混战，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大小军阀各霸一方，四处设厂造币，旧政府、银行、商会又滥发纸币强行使用，贫苦老百姓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红四方面军入川时，只带有少量鄂豫皖苏维埃一元银币和纸币，仅供军队内部使用。由于没有发行和使用苏维埃政权的法定货币，致使红军给养、苏维埃政府财政收支和根据地经济发展均受到严重制约。

为了帮助川陕根据地军民度过艰难的岁月，在攻占通江不久，红军即着手建立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及造币厂。

1933年1月，红四方面军袭击了陕西“南大门”的镇巴县，缴获了川陕边游击司令王三春部制造铜元的机器以及部分铜料。同年8月，又一举端掉了四川军阀杨森在营山的造币厂，将包括石印石版的全部物资从罗江口用船运到了通江城。紧接着，又攻占了川军诸侯李家钰建在南部县谢家河的造币厂。然而，由于造币设备不全，技术人才奇缺，正规的造币厂一时还无法建立起来，仅能在一些作坊制造批量很小的纸币和布币，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红色政权需要。

1933年2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公布了《川陕省苏维埃组织法》，确定设立工农银行，“制造苏维埃货币，统一币制，流通苏区金融，实行对工农的低利息和无息借贷，帮助合作社发展”。

1933年10月17至27日，红四方面军抓住敌人兵力分散、后方空虚的有利时机，秘密集结主力10余个团发起了宣达战役，打击盘踞在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三军，重创了四川军阀刘存厚部，毙俘4000余人，缴枪8000余支、火炮36门、电台2部、子弹500余万发、银元100多万元、布匹20万匹、棉衣2万余套，苏区向东扩展约150公里，将通南巴地区与川东游击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5万人扩展到8万多人。

刘存厚是四川简阳人，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历任重庆镇守使、四川护国军总司令、四川督军等职。1924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川陕边防督办，盘踞达县、宣汉、万源、城口地区达10年之久。刘存厚在达县建有占地约600亩的兵工厂和造币厂，工人近千人，机器设备140多台，其造币厂的规模、设备、技术力量在军阀造币厂中首屈一指。

尤为可喜的是，由于敌人仓皇逃窜，刘存厚耗巨资建立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全部落入红军之手，计有各种机器138台。其中，属造币设备的有英、德、日造的大圆车、碾片机、印花机、滚边机、摇光机、制模机、银炉、磨光工具等，另有铜砖800余块，每块重45-50公斤，杂铜1万多公斤，浓硫酸、硝酸100余缸，每缸重50-100公斤，进口钢材5000公斤，焦炭1万多公斤。

为了将这些机器设备搬运到根据地，时任川陕省苏维埃工农银行行长郑义斋和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动员了5000多名根据地军民，肩挑背扛、水陆兼程，行程150余公里，将这些机器设备运回通江。郑义斋亲自出面，动员原造币厂的技师工人到根据地工作，并组织他们负责设备的拆卸和安装。

1933年11月18日，红四方面军造币厂在通江城郊西寺成立，开始生产和发行川陕革命根据地货币。据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成立后，日产银元大约七八百元，铜元约5000枚；石印局的纸币和布币生产，用石印机3至8架，每架日产量约9000张。到1935年8月，共发行货币200万元以上，其中银元50万元以上，铜元30万元以上。银币和铜币的铸造和发行量之大，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首位，为突破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壮大于危难之际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的发展与壮大，是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红色理财专家郑义斋分不开的。

造币厂成立后，为了吸引技术力量，郑义斋决定：凡是过去在军阀造币厂任职的，只要愿意留下来工作，一律欢迎。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还专门发布公告：“对于医生、军人、技师、熟练工人、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专门人才，及一切知识分子和学生，不但不杀，如果这些人愿意忠诚在苏维埃政权下服务，政府予以特别优待。”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鼎盛时，工人达200多人，其规模之大、设备之齐全、技术力量之雄厚，堪称苏区之最。1934年春，造币厂随川陕省工农银行迁至通江苦草坝得汉城里张家四合院内。

郑义斋特别重视人才。何阳洲原是国民党兵工厂的技术骨干，技艺高超。敌兵工厂被红军打下来后，他表示愿意留下来为红军服务，并专门设计了铸造银币、铜币的印花铸字的“铁罗汉”压机。郑义斋任命他为造币厂和兵工厂的总技师，并兼任子弹厂的厂长。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下设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管理股等机构，内分石印局和造币厂。石印局设在通江县苦草坝街道李家院子，有机器8部，工人30多名。除印制布币、纸币外，还兼印税票、传单、文件、报纸。造币厂按工种分为熔化、辗片、宰片、淬火、冲坯、滚边、印花、正浆、磨光等车间，专门铸造苏维埃银币、铜币。造币厂品种和形制计4类19种。其中，在苏区内流通纸、布、铜、银4类15种。具有代表性的种类和形制有壹串纸币、叁串纸币、壹圆纸币、贰串布币、壹圆布币、五分铜币、小200文铜币、大200文铜币、500文铜币、壹圆银币等，与壹圆银币相配套的还有伍角和贰角银辅币。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凡进出厂人员均要接受检查，并佩戴出入证。工厂实行考勤制度，每班工作6至8小时，奖勤罚懒。产量多、质量好的给予奖励，旷工、迟到和工作差的扣发工资。因事缺席或生病者必须请假，经厂长批准后才能离岗，且上午出厂，下午必须按时返厂。职工一般不允许同外面的人接触，即使会见亲朋好友也有时间限制。工人按技术高低、生产产品质量好坏发放工资，低至3元，最高可达40元，如遇加班则另发奖励工资。厂里还建立了工会和共青团组织，职工的文化学习、体育娱乐活动等都搞得生机勃勃。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除了铸造苏维埃钱币外，还大量仿制国民党袁大头、孙小头以及四川汉字银币，并用所造银、铜元及仿制的银币，从重庆、成都、西安、武汉等地购买了武器弹药、药品、电台、电池、有线电话、地图、医疗器械等大量急需军用物资，用以充实壮大红军部队。

那么，造币厂的原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据有关资料记载，造币的原料主要有3个来源：一是缴获敌人和没收土豪劣绅的银砖、银锭、首饰、器皿等；二是根据地群众捐献的铜盘、铜碗、铜壶、铜盆、铜箱扣、铜门锁等；三是从白区购进一部分。从原料到成品要经过8道铸造工序，才可入库或发行。当时，红四方面军造币厂铸造的银币，工艺精湛，质地优良，含银成分及重量均比白区银元高，故在兑换时也要比白区银元多兑一串。

为了防止敌人假冒仿造布币和纸币，红四方面军造币厂还采取了许多防伪措施，即在票面图案花纹和文字中添加暗记，使用5种颜色套印，并使用了变体美术字和艺术性较强的图景、人像等花纹图案。贰串、叁串布币上，每张印有正方形、椭圆形、大小长方形的4颗印章，这些印章有些是钞票专用印章，有些是金融负责人私人印章，有些是政府或银行的公章。另外，还会不定期更换票面颜色和版式。

转移于长征之前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召开了清江渡会议，制定了依托老区，向甘南发展新区的“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主力随即西移，15个团计数万红军集结于旺苍城附近。川陕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首脑机关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等46个党政军机关进驻旺苍。一时间，旺苍坝成为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此部署指挥了广昭、陕南和强渡嘉陵江三大战役。小小古镇红歌飞扬，红旗招展，成为了一座名副其实的红军城。

红四方面军造币厂也随之迁至旺苍黄洋镇烂槽沟。

红军造币厂从通江迁来后，工人们边安装，边生产，继续铸造银币、铜币，印制纸币和少量布币。银币、铜币车间和保管处设在烂槽沟杨家院子，纸币、布币车间设在张家大院。造币厂下属的生产股、制模股、修理股、生活管理股也设在张家大院和相邻的几个院子里。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紧迫，工厂实行每日三班8小时轮班作业、超产得奖制度。仅4个月就赶造了银元2万多元、铜元1万多元，以及大量的纸币和布币。还仿制了相当数量的袁大头、孙小头及四川汉字银币，这些货币在川陕苏区广泛流通，彻底改变了当地自给自足的“实物经济”。（来源|《读者报》 资料原出处：《党史纵览》 何广华 何明圆/文）